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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习党媒:习近平严整“二号首长”

北京时间10月11日的两则新闻,放在一起来看颇有嚼劲儿:其一是沉浸了多日的中纪委宣布江苏省委原常委、省委秘书长赵少麟被立案调查;其二是为期两天的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在北京闭幕。“打铁记”当家人罗昌平将此两则新闻放在一起对比后勾勒出了一幅秘书长的权力谱系,缘由在于优秀的秘书长必须深谙政治游戏的规则,甚至参与规则的制定,以帮助领导疏通同级官员和上级官员的各个关节。这一行权过程中,实际存在两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派生出的权力,可谓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演化而来的权力,因为秘书处于行权者和受权者之间的关口,是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

的确。作为中间人,秘书有时候确实可以一手遮天,可以坏了一锅汤。因提出“一人一票、万劫不复”之论而成为舆情阻击对象的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曾公开荐书《二号首长》,在这部官场小说中,领导人身边的秘书被描述得神乎其神,坐拥隐性权力,周旋于政商之间。作为最贴近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群体,加上耳濡目染的历练,对他们赢得仕途的长跑大有裨益。而十八大至今,“秘书长”接二连三落马的事实,也间接证明了这种隐性权力背后的巨大隐患。诸如四川的李崇禧、郭永祥;江西的赵志勇;山西的聂春玉、杜善学;以及刚刚加入黑名单的赵少麟。

有人感叹:一个腐败集团的倒掉必定存在一个秘书部落。现实例证俯拾即是,陈良宇案中,秦裕、孙路一等秘书系统人员纷纷跌落;周永康案中,秘书帮的集体沦陷更是一度成为大陆媒体报端的高频字眼,其专职秘书郭永祥、冀文林、李华林、沈定成、余刚,甚至包括警卫秘书谈红,悉数落网,无一幸免。而且蔚为壮观的是,在“你懂的”尚未揭盅之前,每一位秘书的落马,总能勾连出一系列背后大老虎的风云故事和政治遐想。循着此逻辑和路径,那句感叹不妨倒过来重新演绎一番——如果秘书部落倒下了,其背后必定窝藏着一只只硕大的老虎。

因为秘书落马早已不再新鲜,故而当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闭幕的消息出来后,不仅大陆主流舆论场静悄悄,连同网络舆论场也基本无人问津,“秘书帮”一词还罕见地成了敏感词惨遭屏蔽。唯一被提取出来的“亮点”,来自于习近平在会前的一则批示,此也不失为这次会议的核心要义。“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委办公厅系统为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又专题研究抓落实问题。希望各级党委办公厅(室)更好地发挥基本职能作用,投入更大的力量、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推动中央精神的贯彻落实,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结合习于1990年3月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讲话,要求秘书“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概而论之,各级办公厅及秘书长作为承上启下传递政令的主要负责机构和负责人,在“政令能否出中南海”的问题上起关键性作用。

为何秘书被称为“二号首长”?为何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新华网早前送上的“图解领导人专职秘书”,更为详尽地解释了为何二号首长“一旦出事,就是大事”的内在逻辑。首先,秘书是如何配备的?早在1980年中办即下发《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规定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可以配专职秘书,正省部级以下领导配备专职秘书皆为违规行为。其次是挑选秘书的标准?暂行规定提出的要求一箩筐,包括成分好、政治历史清白、社会关系单纯、政治上绝对可靠、作风正派等等;到了1986年的进阶版,要求也随之微调,专职秘书应由组织部门会同领导同志所在部门的办公厅(室)审查调配,领导也可自行推荐,不过所荐之人不能是亲属、不适合做秘书工作的不行。其三是领导秘书的权责?送阅文件、向领导提供情况和建议、传达领导的意见、经领导授意起草文稿和批示等。其四是习近平谈秘书工作“五不”,即不自恃、不自负、不自诩、不自卑、不自以为是。

为改观秘书长的权力场,中共的举动不可谓不多,却也沦为治标不治本的面子工程。周永康秘书帮集体沦陷后,多地取消专制秘书的举动连连,但并未把准脉搏。因为问题的根由,不在于秘书,而在于秘书背后领导的权力是否受到约束。彼时,也有人提议“一刀切”,以彻底斩断领导贪腐的链条。《环球时报》社评给出了不同的解答,因为“减少”并不等同于“取消”。比较可行的做法是,今后一个时期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要把秘书从“官”还原成“职”,首先取消围绕秘书这些年形成的隐性权力,重新确立秘书服务功能的本来面目。无论多高领导的专职秘书,其“专职”的各种色彩和涵义都应淡化。其次,中国须通过摸索,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又能促进官员廉洁奉公的秘书工作机制。

13日,《人民日报》围绕习近平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上的讲话系列评论进入第四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将成为从严治党新常态》以设问形式将此前官方披露的习内部讲话进行翻炒。“这些年,为什么一些地方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个人主义盛行,为什么一些单位出现了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搞利益集团、利益交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了严肃的党内生活。”如果将习讲话中98次提到的“严”和最早论述时集中于经济领域的“新常态”与其对秘书帮的治理思路捆绑在一起,那么如何做才算是“严”?“严”到什么程度才能保障政策出得了中南海?作为“二号首长”的秘书们又需要回归到怎样的状态才是习眼中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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