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联系群众」不可能有实质效果，习近平仍力推之，确有知不为而为之的坚韧精神。其目的不在於是否改变得了中共整个体系的工作作风或刷新官僚的职业道德，仅在於向天下百姓发出一个信号──老共产党又回来了。
「老共产党」是否能回得来以及它的真实历史面目如何，几乎是产生无穷驳诉的政治伦理问题。但是，政治道德败坏而致天下崩亡，不仅以腐败为特徵的中共内部「平民子弟系」难逃灭顶之灾，红色贵族後裔也不免要成为天街公卿骨。因於如此恐惧，红二代内部对反腐新政寄望甚高，以致有言曰要推行「反共不反党」的隐秘且高级战略。
内部合法性冲突非常激烈
所谓「反共不反党」是最终废除掉来自马列主义的教条原则，回归如习近平之父那代人带有民主色彩的「老共产党」之理想。此种谋划之实现一方面任重道远，另一方面利深祸速。因为抱着马列主义教条的「平民子弟系」绝对不会让步，要进行殊死的政治斗争。就目前的策略来看，是高举传统马列来阻滞红色贵族体系的民主政治愿望。比如说，重启阶级斗争学说，实指红色贵族体系应当被视为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尽管不太可能掀起一场新「文革」。采取此种策略在内部至少是一个威慑，更是对红色贵族体系「说民主无程序，谈改革无效果」弱点的利用。
「平民子弟系」更巧妙的办法是以子矛子盾的方式反击习近平。习曾讲「改革开放前後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即说毛邓在原则上无冲突，因而给了民间「复活毛泽东思想」的机会。正是藉此势力，「平民子弟系」暗中支持社会极左群体，把毛高抬为平民主义神祉。如此，也就历史性地把习父那部分人重新列为毛的对立面，习也就不可避免地是当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代表。
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共宪法里面表达为「人民民主专政」，是为「平民子弟系」在现制度体系里的最根本合法性来源。他们的腐败可自释为权宜之计乃至为国家发展的代价，而他们起身於最基本的「人民阶级」，自然有代表「人民阶级」执掌政权的政治伦理资格。但是，在「密切联系群众」的操作当中则是虚与委蛇，而不希望「老共产党又回来了」成为百姓层面的政治观念。
统治体系进入思想真空时代
与中共最高权力层持续的意识形态内斗相伴随，官德败坏已是政治常态。这一常态大大削减了「平民子弟系」在社会层面的合法性，也正是藉着这点，红色贵族後代大力渲染如冀文林、万庆良那样平民出身的高官变质历史。在这一更为微妙的合法性斗争中，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统统失败而不具有任何说服力。官方研究机构所公开的社会状态研究报告所指「信仰缺失」，实质上是狭义地指这种状况。毛邓江胡的思想或理论完全失败，也给了习近平机会。在「中兴之主」的过早諡号之外，他确实选择了新的政治运行模式。此模式说好听一些，是「重建中共」;不太好听或不易理解的表达，则是「反共不反党」。任重道远与利深祸速兼之，迫使习采取了大量超常规的权力动作，为了让权力动作不致有政治伦理风险，他就多少涂以「民主」色彩。此状正是其政治「说民主无程序」的基本反应。
至於「谈改革无效果」则统治体系进入思想真空时代的一大标志，其表像则是官德大坏。官德坏至何种程序，有两个实例可以说明。湖南永州市冷水滩区法官周新华办理一桩离婚案的判决执行後，被举报与原告(女方)在执行前已形成婚姻关系。对此种不德之举，其自辩为「我得适应这个社会」。纪检部门在处理周新华後大张旗鼓宣传周被开除党籍，是「最严厉的纪律处分」。但是，以往的「双开」在此成了「单开」，周还是公职人员，继续领工资。另一桩则是匿名人士以亲身经历解析河南省安阳原市委书记张笑东「卖官只收现金」的做法，其云：「别人提拔你不提拔，就会被人看不起。」因此，官场人士纷纷进入买官的「市场竞争」状态，不买升职机会反而不正常。
二十一世纪汉魏故事乃虚幻
由於官德败坏已成普遍现象，也由於官员几乎清一色中共党员，官德大坏且无法纠治表明中共实质上已经亡党。习近平「重建中共」战略是亡党废墟上的作为。「平民子弟系」不认可实质亡党，而努力培养家族势力以求由仆变主。强烈的主人地位追求，使他们不惜任何手段打击任何竞争势力。过去，许多人不解像周永康那样出身平民家庭的高级权力人物为何要极力镇压民间自由力量;现在，通过其「迷信风水」丑闻得知他是要自己的後人「得天下」。
古代非门阀出身人士在体制内立功，积至霸主地位而篡夺天下间或有之，此种模式在古典上被称为「汉魏故事」，即曹操家族成功取代东汉刘氏王朝。至後来司马氏家族篡代曹魏时，则称「汉魏故事」。至晚清，汉族人袁世凯(经民国形式)夺取满族皇权，则是更广义的「汉魏故事」翻新版本。只要中国不走出专制主义政治，「汉魏故事」仍是许多顶尖级权力人士的终极理想，尽管实现概率很低。「薄周政变」传闻仍未散去，它不过是最新的「汉魏故事」谋划而已──或是周薄两家族取代中共而「共和」天下，或周借薄出而终於废薄自立。
周薄已去，有些人仍然是迷梦不醒，抱定「汉魏故事」而做政治意淫。然而，世界已变，中国内部也在变。专制主义或家族政治被真正的人民阶级所唾弃。与此同时，台湾与香港的民主抗争对大陆民间已发生持续启蒙作用，未来被人民阶级所接受的制度模式必然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不可不察的佐证则是民众已少有仇官情绪，但这不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结果，而是百姓已经摆脱了传统的以官员为道德标杆的旧思维。更有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出生、现已步入社会的年轻人认为：「官员阶层就智力水平与思维质量而言，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是边缘化的，没什麽实质性的存在价值。」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必然会经历由民粹而民主的过程，无论红色贵族还是仍寄生於体制的「平民子弟系」都会成为「俱往矣」的过眼云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