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政府公布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全称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引起关注。
该文件指出，在确保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审慎稳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没有亮点”
《旺报》报道引述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认为，该文件没有什么“亮点”，因为目前中国“三农”发展的根本问题在于“农村土地确权”上，只要“农村土地确权”无法做到，中国的农村土地就无法自由流转，并影响城镇化，以及农村及农民的再繁华。很可惜，这方面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上却仍看不到明确进展。
张鸣指出，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应该要流转，尤其目前中国集体农村已消失的情况下，农村土地却还要“集体化”，很荒唐。
他认为，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再种地，但是土地却不能自由买卖，还在强调集体所有制，都是“意识型态”所导致。
根据国际经验，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土地改革提供最核心的制度面支持。中国农村最大的特点是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项制度造成中国农村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及流转，并造成近年来城镇化推进脚步逐渐放缓，因此不少专家学者呼吁应该要尽快促成“农村土地确权”可自由流转。
推动试点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最近发表文章指出，“一个时期以来，理论界对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议论较多。有人主张，只有实行土地私有化，允许土地兼并和集中，才能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但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如果实行土地私有，不加限制地让工商资本大规模圈占土地，就会造成大批农民失地失业，产生严重社会问题。”
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表示，将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韩俊还表示，有关部门按照改革的计划部署，现在正在制定三个与土地制度改革有关的政策性文件。
具体来看，在三个政策性文件中，一个是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全国性指导意见，另外一个是关于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政策性指导文件，还有一个是关于落实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政策性指导文件，这三个指导文件预计在2015年正式出台。
中国的农村土地改革因牵涉到13多亿人口的粮食供应问题、广大农民的权益，以及涉及工农、城乡以及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利益格局调整等诸多复杂问题，因此也有观点支持官方试点先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总结完善后再逐步推开的做法。
抗争频发
2011年，广东乌坎村民集体抗争事件引发全球瞩目，屡见不鲜的抗议事件凸显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隐藏的贪腐、土地财政等弊端，能否启动土地制度改革，将决定城镇化是否能够取得成效。
研究显示，中国每年发生10万起群体性事件，其中类似乌坎的农村抗争事件就占约60%。
有土斯有财，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但中国农民不能自由买卖土地，一旦面临征地又得不到公平合理的收益，土地争议导致农民的抗争层出不穷，随着矛盾不断激化，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虽然有关土地私有化的问题引发学界激烈辩论，但是从中共高层到基层，普遍认为土地改革已经是刻不容缓。
随着中国近来大力推动城镇化，农村的土地纠纷只会愈来愈多，所以解决之道就是土地制度改革。不可否认，在保障农民土地权利的同时，还要兼顾国土整体开发，需要政府制定实施长远规划。
“土地财政”
但是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可以大力发展经济，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因为土地财政约占地方政府预算约60%至70%。还有观点认为，现在的土地财政，其实是倒卖土地的财政，即城市化扩张需要土地，政府征收土地改变性质，再高价卖给开发商，从而形成政府的重要收入。因此，各地政府强征农民土地事件层出不穷。
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主张应推动土地所有权改革，“因为中国老百姓至今不能拥有一片土地”，应延长扩大土地租赁期限、承认公民以土地租赁者参与城镇化、限制各级政府征地权力、设立土地法庭等，新型城镇化才能奏效。”
然而，在农地集体拥有制所隐含的地方贪腐、分配不公、土地财政等因素下，如何进行土地改革却是一场牵动千丝万缕的大挑战。中共当局势必还得持续与地方政府继续博弈下。
许成钢发表长篇文章指出，“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广义地说是土地权益的控制权问题。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这一基本问题不仅与农民有关，同时与全体公民、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都密切相关。最基本的一点是，保护土地私有产权，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英国大宪章
今年是标志着英国走向宪法政治的大宪章800周年。大宪章引爆了议会民主，它维护了个人财产，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确保了言论自由。
许成钢教授说，《大宪章》明文规定，王室(政府)必须承认并保护私有土地产权。这是对政府权力制衡的制度基础，是产权基础。
他指出，在战后出现的“东亚奇迹”中，东亚新兴经济体不仅经济快速稳定发展，而且大多成功转变为民主宪政。奠定这些成功变化的共同基础之一就是土地改革。
“战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实施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以平分的方式把土地分给农民，还以法律形式充分承认和保护农民以及全体公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私有制不仅奠定了这些经济体内人民的平等、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及发展的基础，而且奠定了这些经济体的政治体制向民主化健康发展的基石。”
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北欧各国，都是土地私有制国家。
许成钢教授说，“禁止土地私有制一定导致不可救药的不平等。那是因为禁止土地私有制，会使公民丧失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会导致政府的无限权力;会使民主制度成为不可能，也会令宪政成为不可能。换句话说，禁止土地私有制导致最严重的不平等，导致大部分公民受制于政府、丧失基本自由的不平等。”
农村“土地流转”能否成功，其潜在的影响巨大广泛。例如中国一直期望拉动内需，来改变对于投资与外销过度依赖的GDP结构，如果8亿农民所使用的土地，能够因为土地流转政策，将增值、租赁、入股、抵押的利益回流到农民手中，那么8亿农民的资产负债表将产生翻天复地的变化。庞大数量的富裕农民，所带来的消费增长，有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改革成败
中国的土地改革将对经济与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再创新的活力，取决于土地改革制度改革的成败。
《经济学人》曾发表文章说，这场革命将极为“深刻且得人心”。问题在于习近平能否降服反对阵营。
当年邓小平遇到来自计划经济阵营的阻力时采取的对策是让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唱赞歌，争取地方对改革的支持。
习近平现在恐怕很难把地方政府变成自己的“革命同盟军”，除非中央把地方债务全吸收掉。
即便争取到了地方的支持，其他“反动”势力也很强大，比如国企高管和贪官污吏及其亲属等既得利益者。
《经济学人》文章结尾表示：战胜这些对手，习近平别无选择，否则他和他的三中全会将以各种错误的原因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