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中国全国两会召开期间，被堵绝于国门之外的海外舆论场“不合时宜”地出现了一些阴谋政变论调。其中，在2015年1月被迅速调查和免职却未公布具体罪状的新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霍克“躺枪”。尽管传闻可信度极低，但霍克确实是一个被忽略却又疑点重重甚或暗藏玄机的人物。他出身军队却得以进入中办，与令计划共事并主持秘书局枢要工作，在令计划落马之前他被调动至国家旅游局，不满一月紧随令计划被调查。
分析人士认为，霍克很有可能是令计划经营中办十余年的棋子之一。除令计划外，霍克、夏勇、王仲田等至少3名中办副主任和4名局长已被外调或被查。与此同时，栗战书、丁薛祥等纷纷入席。再加上习近平在2014年训饬中办要“绝对忠诚”，可以大体由此窥探习近平所率的新团队在不便对外公开的维度，对令计划势力的“涤荡”和对中办的强力整顿。
霍克或是令计划麾下干将
北京时间2015年1月16日，霍克被中纪委通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仅3天后的19日即被免职。官方没有透露更多信息，但根据已有的疑点重重的资料似乎可以推知，在霍克背后很有可能隐藏了一些未知的内幕。公开简历显示，霍克1976年参加工作，曾任北京军区某部技术员、干事、教员，后来成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第学员、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报社记者、编辑。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明显军队背景的霍克由军入政，进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路升迁为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霍克仕途上的这几个关键转折点的具体时间都不得而知，也难以知晓其背后是否另有玄机。但可以发现，霍克与经营中办十余年的令计划存在明显交集，后者自1995年起即从共青团中央办公室转入中办工作。两人是长期的上下级关系，仕途存在明显的共振。这种共振在被查落马前后表现得更为集中明显。
霍克在由中办秘书局局长调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后即遭调查，令计划也是在被调离中办担任中央统战部长之后落马。两人都遵循了先调离后落马的路径。显然，他们所犯之事应当发生在中办任职之时，那么就可以认为，令计划与霍克是目前为止中办体系被调查的仅有的两人。另外，他们仕途终点的一系列时间点也前后相接。如霍克在2014年12月离开中办，紧随其后发生的事件是，令计划被调查、被免职、被立案，霍克被调查、被免职。这些都发生在一个月之内。
中办下设调研室、秘书局、警卫局、机要局、人事局、督查室、机关党委、国家密码管理局等13个部门。虽无主事之权，却因为联通最高权力而扼守咽喉，令计划直追政治局常委的“隐形权力”正是来源于此。而秘书局则主要负责中共中央的文秘、会务工作，中央指示、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的转达和催办落实，负责中央文件和机要文电、信件的传递工作，负责全国党政系统的密码通信和密码管理，中央重要工作部署贯彻落实和督促检查等内容。可见，如果霍克与令计划存在非正常关系的话，无疑会是其麾下干将，将其与令同时拿下也就势在必行。
令计划中办“七星阵”被破
值得注意的是，在霍克被宣布调查的同一天，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同样被中纪委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联想到外界一直盛行的所谓令计划与周永康、薄熙来的“某种同盟关系”，令计划为掩盖儿子死因而与周达成“某种政治约定”，以及收集官员“黑材料”，而恰好掌握相关权力的霍克与马建在其上级分别落马后的同时受查，或许证明了这种关系的存在，而他们两人或许也正是局中之人。
其实，不论是周永康经营的政法国安，还是令计划经营的中办，在其曾经的“一把手”被查后都仅仅出现了低烈度的震动。如政法国安方面目前仅有李东生、梁克、马建等少数几人受牵扯，而中办方面甚至仅有霍克一人落马。分析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或许是，这些都是极为关键、隐密而敏感的领域，而不是说不大会受周令二人牵连。或许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其直接关系到最高权力的重要性，才需要进行更彻底的清理洗牌以达到更有效的控制。只有少数人浮出水面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难为外界所见却早已硝烟弥漫的战场。
据悉，自令计划被暂放统战部后，中办至少已有3名副主任、4名局长被调离。3名副主任分别是调往中直工委的张建平、调往中国社科院的赵胜轩和调往南水北调办的王仲田，4名局长分别是调往法制办的夏勇、调往旅游局的霍克、调往卫计委的陈瑞萍、调往中联部的丁孝文。虽然不排除这7人中有些人系正常调动的可能，但也存在明显的边缘化趋向。7人新就职的单位几乎悉为远离权力核心的地带，而且其中6人担任副职。
分析人士认为，这7人均在令计划执掌中办时获得升迁，长期的共事合作更容易加深彼此之间的关系。既然可以凭借中办主任之名发展出“西山会”与“运城帮”，并且与周薄两方形成“同盟关系”，那么就很有可能在中办内部也能够形成一定的势力，这是令计划能够长期压制住于己不利的消息而暗通曲款的必要条件。
不过另一方面，也不能过于放大令计划在中办和中共最高权力外围的边界，十八大后中办公有令计划与霍克两人受查，固然有可能还有其他人未被披露，但也有可能包括被外调的一些人在内的中办高层大多涉事未深。因此才仅仅以外调的形式予以惩戒。如曾任中办副主任和秘书局局长、被指与令关系密切的王仲田离开中办后当选中纪委委员，在令、霍二人均被查后转任南水北调办副主任。这些动向或许意味着他已走出了令案漩涡。当然，目前仍然不可轻下结论。
习近平再造中办
执掌中办的令计划被视为中共“大管家”，这不止是对中共总书记一人，而是对中共领导集体而言的。“大管家”欺上蒙下、狐假虎威、暗通曲款，甚至结势僭上，这样一个“如鲠在喉”般人物的出现，说明中共执政党体制蕴藏着极大的病端和危机。如果不能完全掌控中办并杜绝令计划式人物的再现，不但会使身居高位者寝食难安，更有再度陷入“政令不出中南海”困境之忧。
对接任胡锦涛的习近平而言，当深耕中办十余年的令计划被揪出之后，即使未掌握其旧部涉事证据，也需为防止意外发生而进行相当程度的清理洗牌，以实现中办的纯洁和忠诚。有报道称，习近平在2014年先后三次视察中办并讲话。习近平在2014年5月训饬中办要绝对忠诚、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极端负责、无怨无悔，为中办工作划定原则。戒除令计划案影响的迹象明显。
人事的替换和递补也是必要手段。令计划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即被调离，与习近平志同道合的栗战书接掌中办。曾在上海担任习近平秘书的丁薛祥同时担任中办副主任与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两职。据悉，栗战书曾在习近平指示下对中办展开整顿以“清君侧”，数百人员被要求表态。除此之外，中纪委也向中办派驻了纪检机构，如此就形成了一种制度层面的制约和保险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