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不为」20年来首次进入大陆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在总结2014年工作回顾时对「懒政」问题直言不讳：政府工作还存在不足，有些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目前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
「尔食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官员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即便在皇权时代，也是一项基本的政治伦理要求，是立身之本、从政之要，更不要说在21世纪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和社会，能够容忍官员拿着人民的钱，不为人民做事。每一个官员都应该牢记，人民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自己是人民的公僕，应时时刻刻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做一名敢担当、能负重、有作为的官员。不说做出上不愧于国，下不愧于民的伟业，起码要对得起自己那份俸禄。
但「为官不为」在大陆却是个老问题。有的官员把自己当老爷，没有当上官时还能兢兢业业，图表现，好上位，一旦做了官，就认为要享受清福了，不但不做事，而且还要耍威风，忘了责任意识。尤其是感觉自己上升无望时，就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堕落成碌碌无为的懒官、庸官。
有的官员将手里的权力当成寻租的资本，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刻意不为。民众千急万急，他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说白了，就是奉行「有权不用，过时作废」，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自己谋私利的资源和工具，殃及治下一方。
有的奉行「无事就是本事」，害怕多做多错，只做太平官，看摊守业，求稳怕乱，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如此尸位素餐，既误时误事，为民众所不齿，有的恐怕已经构成渎职犯罪，不能单纯地视作「不为」。
「为官不为」20年来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又有着鲜明的背景和现实针对性。那就是，在中共要「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经济体制改革提速与经济下行相伴，行政体制改革提速与强力反腐相伴，无论经济调控还是行政治理都进入了「新常态」，一些官员面对「新常态」，表现出无奈的「不为」和有意的「不为」。
在经济新常态下，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係，政府大包大揽的状况要极大的改变，一些官员不与时俱进，不学习，不主动适应，在岸上观望，以「没办过」「不会做」来为自己的懒惰作挡箭牌。
在行政新常态下，有的官员错误地将简政放权理解为甚麽事都推给市场，当起甩手掌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该办的事不办，该担的责任不担，贻误了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被动局面。
反「四风」、改作风、高压反腐更是让一些官员找到了「为官不为」的新借口：「官不聊生」，有甚麽干劲?「规矩太多」，有甚麽搞头?「动辄得咎」，何苦甩开膀子干?对中央禁令和反腐採取软抵抗，留恋过去的乱作为，容易发财的旧时光，对「新常态」嘴上不说，心里抗拒，消极应对，敷衍塞责，做样子，走形式。其结果是人员不管，工作不推，经济上不去，社会不和谐。
这说明，长期以来，一些官员已经习惯了胡搞乱为，习惯了有钱就做事，为钱多做事，不该做的也揽过来做，不该拿的钱也拿，现在稍为一规范，一些官员就不适应了，背底下有怨气、有怨恨了，但是又不敢公开反对，更捨不得辞职走人，于是就採取了「不为」的软抵抗方式。
一个国家、社会的正常运转，很大一部分要靠官员、公职人员用心办事，提高行政效率，如果很大一部分官员对中央採取「不为」的软抵抗，懈怠无为，则一者公众难以得到好的公共服务，二者损害执政党和政府的形像，整个社会的发展一定堪忧。
当中央领导人三番五次批评「为官不为」时，意味着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人数绝非少数，懈怠无为不是一般的情形，作为最后兜底担责的领导人，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和要求，并准备辅之以政绩考核，以期激发官员的工作热情，要求勇于承担，率先作为。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倘若对官员的考核评价仍然是由「上面」来决定，而不是由其治下的民众来决定，官员就会花更多的精力去讨好考核者，而不是花更多的精力把工作做好，其成效如何，需要打问号。
要是官由民选，对民负责，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为才有位，无为就要下台，打破「铁饭碗」，那麽，在规范的前提下，官员也仍然会有为，而且还不敢乱为，除非他真的不想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