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上中共国家总理李克强已经明确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在7%左右，对于7%这个数字也随即被解读。那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一定要在7%呢?
中国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近日在《上海证券报》撰文称，如果只考虑完成“十二五”经济增长7.5%的目标，2015年增长6.6%即可。但是，“破7”会放大经济下降惯性，强化悲观预期，损害市场信心，前15个季度的“温和下行”可能演变为“全面滑坡”。
陈东琪称，为避免出现这个情景，2015年的宏观政策操作，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财政“更加积极”、货币“松紧适度”的政策指向，采取偏松的措施操作，防止经济出现失速和滑坡。
陈东琪写道，运用周期理论和系统方法，我们对一个收入指标(城乡居民收入)、两个供给指标(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需求指标(投资、消费和出口)、四个先行指标(PMI、用电、货运、货币)总共十个具体指标进行了综合分析，得出我国2015年宏观经济四大指标即经济增长、总体就业、物价总水平和外贸盈余变化将出现以下三种可能情景的预判：
情景一，乐观，GDP增长7.5%以上。在2011年减速1.1个百分点、2012年-2013年减速1.6个百分点、2014年减速0.4个百分点后，2015年结束减速趋势，但全年经济不会很快“明显回升”，增速略超7.5%，开启新常态下新周期增长阶段的时间窗。但是从季度变化看，预计经济将走V型即“先下后上”的路线：上半年至少一季度延续2014年的下降惯性，GDP增长7%左右;下半年或第四季度再次回到7.5%左右。随着经济出现季度性止跌回升，城镇新增长就业全年超过1300万人，农村就业缩减趋势有所缓解，城乡就业相对比较充分。反映物价总水平变化的CPI上涨率重新回到2%-3%的区间内，PPI于第四季度由负转正。随着经济和物价逐步回升，内需转暖，进口预期增强，进口增长慢于出口增长的格局逐步改变，外贸盈余规模比2014年有所缩小。
情景二，中性，GDP增长7.0%-7.5%。在中性情景下，GDP增长在7.0%-7.5%的区间内波动;虽然总体就业“不充分”，但不会出现“严重失业”;CPI上涨2%左右，通货膨胀表现为低度、温和;外贸盈余规模与2014年基本接近。
情景三，悲观，GDP增长7%以下。增速由此前连续15个季度的缓慢“下行”转变为“下滑”，出现所谓“失速”情形。经济“失速”首先引起企业效益明显下降，部分企业出现财务报表危机;接着出现利润减少影响资本形成，削弱扩大再生产能力;最后冲击劳动力市场，一些企业停签待签的劳务合同，减少用工，宏观层面表现为总失业增加。一旦经济增长“失速”，总失业增加，有效需求进一步收缩，在全球粮食产量2013年-2014年大幅增长7%、国内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以及美元升值刺激以美元计价的能源(原油)、原材料(铁矿石、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形势下，市场放大物价下降预期，CPI上涨率降到零以下，通货紧缩风险演变为实际通货紧缩。同时，内需收缩导致进口增长继续慢于出口增长，外贸盈余规模扩大。
陈东琪认为，2015年经济前景将会是哪一种情景取决于政府的宏观政策措施操作。他建议，在守住7%的政策底线的同时，实行“增支、减税、提赤”的“更加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对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
适当扩大中央预算资金支持的公共投资，提高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和城乡公共服务领域的薄弱环节，尽快推出农村水利、农村道路、城市地铁、城际轨道、民用机场、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和其他公用事业等，规划落实“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经济圈、振兴东北和其他优化空间发展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扩大由政府资金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的公共投资项目，将各类公共项目落实的时间表提前，上半年尽快落地，较早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效应。
货币政策方面，陈东琪建议灵活运用“双降”工具，增加市场流动性：
2014年11月实行非对称性减息后，市场预期有所改善，资金供给略有增加，消费和投资意愿开始增强。但是，这次降息所激活的资金主要流向风险偏好高的市场，未对实体经济产生明显刺激效应。这不是投资者的选择不对，而是政策刺激力度过小，措施配合不够，资金的边际供给不足。2015年，应在降低实体经济交易成本、给高端国产装备制造减税等配套措施同时，适时适度“双降”。即在普惠性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再次微降基准利率，适当增加商业银行可用头寸和市场流动性，通过促进资金供求均衡来改变“大量资金需求者追逐少量资金”从而推动实际资金价格上涨的状况。这既可降低实际利率，也可促使更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领域。
除了对内“松紧适度”，陈东琪称，要“内外结合”，利用退税和贬值促进“进出平衡”：
在美元进入周期性升值阶段，以美元计价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价格都将下跌，反应灵敏的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金属矿产品及金属材料、农产品以及黄金白银等价格下降将更为明显。大宗商品价格周期性下降虽然会向我国输入通货紧缩，但最大的好处是“大幅且持续”降低我国能源资源进口的成本，释放“降价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