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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惨遭架空 终于坐不住了

李克强终于坐不住了。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批评了十几年的“政令不出征南海”似乎仍然症结难解,本届中央政府大力倡导的“简政放权”似乎遇到了“中梗塞”。以至于李克强在15日、21日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怒斥“处长治国”,认为很多政策部长会议已经拍板,却在处长那里转圈圈、等签字。看似温文尔雅的李总理,从拍桌子力挺自贸区,到怒斥官员无为,再到喊话“处长”,“热血”背后,是对中国官场“官本位”、“简政放权”不到位等老大难问题的“着急”。

“处长掌权”、“处长治国”一词并非李克强和当下媒体首度开腔,早在朱镕基时代,“铁血宰相”也曾抨击过“处长专政”现象,称——“有些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长、市长来看他,他对人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国家计委就存在这种现象,地方有很强烈的反映。一个小姑娘坐在那里,地方的同志跑到她跟前去汇报,不但不让人家坐,而且连眼皮都不抬。变成‘处长专政’那还得了?”两任总理“痛心疾首”,可见中国官场“阎王好过,小鬼难缠”问题之严重。对此有大陆官员表示,朱、李二人所言非虚,但是舆论也要明白“处长治国”一语背后的政治现实。“县处级干部”究竟在中国政治光谱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左右着政策的起草和执行,甚至有学者认为,如果能够解决基层干部的问题,就能够为中国的改革打开“官场绿色通道”。

处长治国的政治现实

4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亟需进一步简化流程,加快简政放权进程。陆媒报道中称李克强说道:“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此前,有关部门汇报时说,国务院常务会议几项已经确定的政策,之所以迟迟没有“落地”,是因为文件起草完成后,一直按照流程在相关部门等着“会签”。6日之后,李克强再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我们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常常半夜拿到特急文件立刻就批了,但有些部门、地方的文件却经常在那里原地‘转圈’。这种现象必须坚决改变!”

在李克强和朱镕基的表态中,所表达的负面情绪一目了然。显然是对处长级别一些官员的不满。总理之言下,各方的批评声也就涌现——“在发改委某部门某司的一个处长面前,全国各地跑项目的专家甚至是副省长连一句话都不敢辩”;“有一次开会,一位国务院领导开玩笑说,我们这里处长最有权力了”;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曾说:“中国严格意义上是‘处长治国’”。

在“处长治国”论遭到舆论热炒之后,中国学者阎学通教授发出三问:1、是处长们在把关还是部长故意让处长把关?2、层层会签制度符合依法治国原则吗?3、是会签的人的问题,还是会签的制度问题?既然里里外外都在抱怨处长,那就不是个别处长自身的问题,而是系统的问题。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仅靠处长们改作风是不行的,再大力也不行。李总理在压力下“怒其不争”心态可以理解,“阎学通三问”也只是一家之言,但各方评论之下,是中国基层干部难以突围的“困境”现实。

阎王好过小鬼难缠

相信为政者都明白的一点,“处长治国”的现状并不是执行层角色错乱问题,也不仅仅是执行力问题。在政治现实中,一方面,处长扮演着上通下达的角色,他们不仅是政策的“执行者”,更是政策草拟时期的“意见提出者”和“第一起稿人”。他们知道中央政策的利弊优劣,明白这些政策能否落地。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处长,直接导致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出现。朱,李两位总理显然都看到的是第二点,而没有对“处长治国”的现实意义进行过多表述。

2013年,四川大学教授罗中枢就曾针对“县处级干部”这个课题接受过媒体采访。根据四川、贵州、广西、重庆、上海等多个地方的样本分析,在中国,现任县委书记和县长从副科级晋升到正县级,平均用时13年,其中从副县级晋升到正县级,平均用时6年。此外,在统计中,县委书记大多很难干完一届,多则三两年,少则一年半载就调走。接受调查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任现职时间平均3.25年,61.2%的官员任现职3年及以下,71.8%的人任现职时间在4年及以下,任现职5年以上的只有14.5%,大多数县委书记和县长没有完整干满一届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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