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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内部讲话:中共特务占民运80%以上

—把民运揭露特务与延安整风混为一谈是特线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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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民运基本情况作个排队摸底,作个基本估计,我曾经排列了国内和海外民运人士270人。涵盖了国内外几乎所有最著名的民运人士。其中,迄今仍然无法判定属于哪个阵营的,有55人;基本(不是绝对)可以判定真正属于我方反对中共阵营的,有53人;基本(不是绝对)可以判定属于对方阵营的,有162人。我方人士与对方阵营之比,大约是1:3。情况相当糟糕。根据胡锦涛内部讲话的官方数据,中共控制渗透控制民运圈的特线,占了民运人数的80%以上,提供民运经费的80%以上。

延安整风和民运揭特务问题情况完全相反,经过三十多年漫长时间的事实暴露,和长年累月的论战,我们发现,把两者为混一谈,介意攻击民运揭露特务是扩大化,是制造冤案,这是中共情报机构及其特线们的阴谋。

延安整风与民运揭露特务问题严重性截然相反,把两者混为一谈是许多特线人物一贯坚持的做法,纯粹是别有用心。

在这里,不仅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中共草菅人命搞极权专制的反动行为;后者是揭露中共大量派遣特务真相为民主奋斗的正义行为。而且,两者与实际情况是否符合,是不是完全背离,是不是无限夸大,也是天差地别。

延安整风是中共用共产国际和自己到处派特务特点,套到国府头上,以为国府与中共及共产国际一样,大量向中共派特务,对实际情况估计完全错误;再加上马列共产党从来草荐人命的特点,才搞起来的荒唐运动。属于无限夸大特务问题严重性,与当时实际情况完全背离。

而中共向民运派特务,则完全继承共产国际及自己过去一贯大量派遣特务的做法。民运揭露特务,完全是中共向民运大量派特务逼出来的。民运只有对中共向民运大量派遣特务的情况,开头是完全无知,后来则一直严重估计不足,一直到目前,迄今为止,几乎没有无限夸大特务问题严重性的情况(不包括反对揭露特线问题的中共特线反咬一口,反过来污蔑民运99%以上是特务,以便污蔑攻击揭露特务问题的真民运人士也是特务等等情况)。

但一般民众和民运多数人,对中共大量派特务的专业特点,几乎完全不懂,所以才使中共特务机构及其特线,有机可乘,把民运揭露特务与延安整风两种完全相反的情况,有意混为一谈,把民运被迫揭露特务问题的严重性,单纯提醒大家提高的警惕性,没有能力使用暴力和暴力强制手段去“抓”特务,也没有制造冤案必须的强制能力,纯粹属于单纯的言论(自由)范围的必要做法,与延安草菅人命的血腥的整风抓特务、搞极权专制的情况混为一谈,从而帮中共掩盖向民运大量派遣特务的真实情况,并帮助中共特务机构造谣污蔑揭露真相和特线问题严重性的真民运人士。

大量向对立面和社会派特线是中共习惯。中共的目标是控制他们,需要的时候,当作自己的隐蔽工具和隐蔽队伍,加以利用,尤其是为未来中共的超限战做准备。完全不像一般国家情报机构特线,主要用于窃取情报。为了中共的这种目的,人少了不行的。

而且,多数情况下,在西方自由社会,即使暴露了,你往往也无可奈何。

即使盗窃民主国家机密风险很大的特线,共产党包括中共,也只在乎实现自己的目的,根本不在乎自己特线的生命和安全。

至于中共派驻海外特线的庞大数据,那是外国情报机构估计,你不相信,就找他们去,找我没用。

中共在民运中的特务数据,是胡锦涛等内部讲话,有人后来透露出来的。你如果不相信这个数据,别问我,去问中共有关方面,最好去问胡锦涛。

我的数据小于胡锦涛。因为我不了解中内部精确数据,只是按概率统计办法进行统计,并且只能采用比较保守的评估统计办法。

民运老战士徐水良

附:本人原统计结果:

为了对民运基本情况作个排队摸底,作个基本估计,我曾经排列了国内和海外民运人士270人。涵盖了国内外几乎所有最著名的民运人士。其中,迄今仍然无法判定属于哪个阵营的,有55人;基本(不是绝对)可以判定真正属于我方反对中共阵营的,有53人;基本(不是绝对)可以判定属于对方阵营的,有162人。我方人士与对方阵营之比,大约是1:3。情况相当糟糕。

根据胡锦涛内部讲话的官方数据,中共控制渗透控制民运圈的特线,占了民运人数的80%以上,提供民运经费的80%以上。

本人过去统计数据取向保守,狭义民运圈特线75%。当然胡锦涛数据比本人精确,因为官方非常清楚他们在民运圈有多少人。多少年来民运特线对我的数据,一哄而上,全力污蔑本人偏低数据是极度夸张,是扩大化。可是最后,他们无法抹杀民运圈特线占绝大多数这个铁的事实。

说实在的,本人统计结果,数据75%,当时连我自己也吃了一惊,好些年不敢公布,因为怕特线攻击,怕不明真相的人糊涂,只说狭义民运圈特线占大多数。可是特线们仍然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非要利用多数人糊涂,以为特线只是个别、只是少数的习惯思维,非要把民运圈特线说成只是少数,并且因此极力企图把本人搞臭。这十多年围绕这个问题的论战,特线们的围攻,可以说可是惊心动魄。

记得正义党等曾经有文章,把特务说成线人。刘路相反,只承认专业特工是特务,把线人完全排除在外。但广义特务、特情(特别情报员)等等,应该包括专业特务和业余线人两类。所以我往往把他们改成包括两者的“特线”名称。

民运中的专业特务,数量当然要少得多,应该比线人数量少得多。

但我宁可宽容专业特工、鄙视线人垃圾。至少前者受过一定的职业教育,他们进入这个专业,主要是一种职业。而线人却是软骨头或见利忘义之徒,往往品质恶劣。所以前者比后者要正派很多,造谣少很多,不用像线人那样,拼命向主子献媚表示忠诚,拼命立功。并为此不惜习惯性造谣撒谎。

专业特工,中共垮台后,愿意为未来自由民主国家和政府效力的,可以转变成国家需要的情报力量;但线人却几乎是垃圾。

当然,以上海滩流氓无赖为主干、漫天造谣的上海国保“职业”特务除外。一般正派人士不愿意去干国保这种脏活。估计上海国保大多不是专业特工,而是招收文化水平不高的上海滩流氓,成为上海国保的骨干,以专门漫天造谣耍流氓无赖为职业,除了漫天造谣耍无赖以外,很少有其他本事。他们也是垃圾。

特务特点之一:违反逻辑,谁认真揭露特区强调特务问题严重性,他们就污蔑谁是特务。并且不断重复这种谬论。谎言重复一万遍,让许多人听多了,习以为常,以为特务的谬论就是符合逻辑的了。

国际和美国左派,国际共产党地下势力,以及现在的中共特线们,他们不断攻击麦卡锡,打败麦卡锡,用的也是类似逻辑。

实际上,污蔑认真揭露特务的人就是特务的谬论,完全不符合逻辑。

到今天,随着时间进程,事实真相越来越多地被揭露,中共特务问题严重性已经暴露,这使许多人认识到中共与国民党时期的国民政府,以及与其他正常社会完全不同的重大特点之一,就是中共和共产国际,习惯于向对方及社会大量派遣特务线人,这是他们的习惯。这个时候,仍然有一些人,尤其是中共特线,主张特务只是少数,仍谈污蔑认真揭露特务、强调特务问题严重性的人,就是特务,就是搞扩大化,就是上纲上线,持这类谬论的这种人,95%以上是特务。

当然,有些时候,向对方派遣大量特务,不仅是苏联,东欧、中共等共产党国家的习惯,美国等个别自由民主国家也曾经使用,用来对付美国共产党,使得美国共产党内部,FBI探员占到一大半,百分之五六十。但迄今只发现美国等极少例子。

这个美国例子,是中共特线,例如胡安宁等异常痛恨的麦卡锡立法的功劳,这些法律允许动用FBI等情报机构侦察、渗透、控制和利用共产党。但除此之外,其他自由民主国家法律限制严格,不允许任意渗透一般组织,所以很少渗透共产党等组织。

中共特线同样极力掩盖美国等例子,也拼命攻击麦卡锡,掩盖共产党对美国的严重渗透情况。

阿波罗网附徐水良简介,见下页


徐水良简历
作者:徐水良


徐水良,男,一九四五年一月出生于浙江富阳。一九六三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高分子专业。一九六八年毕业分配到南京制药厂工作。在浙大期间,曾任浙江大学红暴负责人和浙大革委会常委。由于反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浙江代理人而遭迫害。及到一九七零年,浙江方面还三次派人到南京抓捕徐水良,因许世友将军下令有关方面给予保护,才未被抓走。

浙大及浙江红暴主要负责人大多曾经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及毛泽东而被关押。1967年,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以毛泽东安全为名,由中共最高领导毛、林等下令,派出两个建制师,横扫浙江十多个县,屠杀无数老百姓。

连当时参与行动的军人,事后为向上反映情况,祕密到南京参加座谈时,也对当时烧杀抢掠的惨象痛哭流涕。之后,无数人被投入监狱,浙江全省陷入一片恐怖。徐水良和他的浙大同学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不断抗争。压力最大时,只剩下很少几个人。(后来浙江地县传奇色彩传说中,说全省剩下浙大三个人。)后来毛泽东对红暴指示下达,部份纠正以前的迫害,浙大数千师生自发齐集操场,将徐水良等三人抬起欢呼庆祝。

徐水良分到南京之后,继续与逃亡到南京的浙江朋友一起反对浙江省委、省革委会的做法。林彪垮台后,一九七二年五月,徐水良曾回浙江参与有关问题的处理。之后在继续反对王洪文等四人帮的同时,开始宣传民主理念。

由于对文革及大量社会问题的迷茫,从一九六七年起,徐水良开始刻苦钻研理论著作。(此前,从一九六零年起开始了社会科学理论的一般性学习)。在工厂里,徐曾因“上班看书、下班看书、睡觉看书、走路看书、吃饭看书”及反对浙江省革委会等问题遭全厂批判。一九七一年,林彪摔死以后,徐水良开始认识到:“问题不在其他,问题在于制度,在于反对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实现民主制度。”(当时多篇文章中用语),此后,开始准备一篇全面阐述有关问题的文章,文章开始定的题目是《为社会主义自由民主而奋斗》,从策略考虑,改为《为实现巴黎公社式民主制而奋斗》,最后定名为《反对特权》。一九七三年九月写成部份章节,数万字(其中许多章节一直没有完成),抄写后,于十月份寄往《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反对特权》一文则交给杭州朋友刻印。在一些朋友中流传。一九七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四年一月,徐水良探亲回浙江,参与浙江活动,建议浙江朋友采用“暂时放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集中力量反对王洪文,为避免鸡蛋碰石头,对毛泽东的问题暂时避免触及”。此后浙江的朋友集中力量半公开地反对王洪文,随后十个月中先是王洪文支援翁森鹤以民兵指挥部在全省实行恐怖统治,后来浙江老百姓奋起反抗,包括武装反抗,最后打败民兵指挥部,翁森鹤等垮台。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徐水良与另外两个同事一起,为策略起见,使用“批林批孔”小组名义,在南京以大字报形式公布《战斗宣言》(约五千字),集中阐明反对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实现“巴黎公社”式民主制的问题。大字报贴出后,南京市公安局对大字报拍了照,不久,省委书记吴大胜,南京市委书记方敏下令对大字报进行批判,于是在南京制药厂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判《战斗宣言》,但徐水良抓住这些大字报批判的,是徐水良引用的马、列、毛泽东的观点问题,进行反击,击退了围攻。当时新华社江苏分社对此事写成内参,并附大字报全文。这是迄今看到的,文革后最早最直接以民主为诉求的大字报。其后,南京两个朋友接受徐水良观点,一九七四年五、六月,铅印三千份四开小报,在南京街头出售,着重谈反对特权,反对专制腐败,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及权力制衡如公检法分开等问题。这是最早关于民主和法制的提法。报纸很快一销而空,这些观点随购买这些小报的旅客散往全国各地。大字报和报纸均早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著名的李一哲大字报。但由于在南京,影响小于李一哲大字报。后者造成世界性影响。

一九七四年二月以后,徐水良鼓动南京有关朋友,开始为江苏“五•一六”平反的呼吁工作。三月,徐水良起草了《告全市人民书》,经南京朋友们讨论通过后,在南京各地张贴,散往全省各地。从此开始了为江苏数十万惨遭关押、迫害的“五•一六”份子平反的工作。徐水良从事此事数月之久。与此同时,徐水良还接待了被浙江翁森鹤等人武力镇压而出逃南京的许多浙江朋友。当时徐水良还委托朋友抄写《反对特权》等文章,准备在南京街头贴出,但因朋友较忙,因故拖延而未能贴出。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一日,徐水良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贴出数万字的四份大字报。大字报点名批判了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理论体系,阐明反对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实现民主制度等一系列问题。随后,江苏省委派出七十余人的工作队,进驻南京制药厂,限制徐水良的行动自由,组织各工厂及大专院校对徐水良进行批判,但遭到南京制药厂工人强烈抵制。著名的南京大学,也以“批判徐水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和水平”为名,拒绝参与。江苏省理论权威、省委党校的陈绍辉到厂里作报告,但不到一个回合,即遭到徐水良的反击,大败而回。从九月十一日到十一月二十七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徐水良写了理论论战文章数十万字。当时的省委书记彭冲说:“徐水良在南京制药厂的势力很大,但批不倒徐水良,就不是共产党员”。许家屯先生在向全省广播的五台山十万人大会上,也以很长篇幅对徐水良进行批判。但官方的批判遭到失败。在以后好几个月时间内,及到“四•五”运动爆发,这一事件成为南京人日常议论的话题。连驻厂的工作队员回家回单位以后,都说他们输了。这些议论,还往往带有传奇色彩。例如说徐水良对马列及其它理论著作倒背如流。这当然不是真的。

借此简历,徐水良再次澄清。事实上,不大可能有人对长篇著作倒背如流。

这一事件终于成为南京事件的先导,而南京事件则成为天安门事件及全国“四•五”运动的先导。南京事件被捕朋友认为自己是受徐水良影响而发起南京事件。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工作队在论战一再失败的情况下,终于指使看管徐水良的人制造事端,将徐水良关进监狱。

在狱中,徐水良坚持自己的观点,拒不低头,并在南京事件被捕朋友入狱后,要他们不要屈服交待,鼓励他们坚持斗争,继续反对四人帮,预言半年到十个月内四人帮将遭到失败,同时又对毛的一些错误进行批判,这些话被公安部门整理成材料,因此其后被长期戴背铐,开始时戴紧铐,手肿得像馒头,手铐几乎完全陷入肉中,及到四人帮垮台后,才拿下铐子。

四人帮垮台后,社会各界强烈要求释放徐水良,但已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许家屯先生认为,徐水良虽然是反对四人帮的,但比四人帮更坏,因为徐水良要求实现民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七八年四月还从拘留转为逮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七九年一月,由浙大领导派出的代表,浙大团委书记,与南京事件被捕朋友一起,在南京街头贴出大字报,强烈要求释放徐水良。中纪委副书记刘顺元先生也关注此事,要求放人。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徐水良平反出狱。出狱后,徐水良回到浙江老家休养一段时间,不久后,即投入当时的民主墙运动,并自然成为南京事件被捕人员及江苏、南京地区负责人。

一九八一年五月,徐水良再次被捕入狱,入狱后,徐水良坚持自己观点,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以后又写了两万多字《批判四个坚持》的长篇文章,请公安局上送中央。文章附件中指出,奉行“四个坚持”,十年之内,必然发生像波兰那样的大规模全面冲突。这篇文章及其它文章和材料,后来均托人带到胡耀邦先生手中。一九八二年四月,以“出版非法刊物,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名,被判刑十年,在狱中,徐水良继续撰写了许多文章,批判四个坚持、批判基本路线、抨击“反自由化”做法,提出以人为发展中心的“一二三理论”和“一一四理论”,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还上书建议恢复胡耀邦职务,邓小平赵紫阳辞职,释放政治犯,解除党禁、报禁,召开民族团结和解会议等等,指出一场大规模冲突迫在眉睫,这是避免冲突的最后机会。

在狱中,徐水良受到胡耀邦、阎明复等许多领导人的关心,胡耀邦多次过问,要求放人。从1983年起,监狱领导多次告诉徐即将释放,然而多次落空。及到1986年,徐的一个朋友,是当时公安部部长阮崇武先生的同学,还告诉徐妻子,他问了阮,阮说即将释放,全国当时还在狱中的一百多异议人士,最迟明年底全部释放。但因为以邓小平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对,释放徐水良及其它异议人士的事,全部泡汤。胡耀邦先生下台,释放的事也就没有可能了。虽然及到“六•四”以后,阎明复先生在被撤销书记处职务以后,还以统战部的名义批文江苏法院解决,后来法院去人找徐,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可能了,当时不加刑就不错了。胡耀邦先生明知徐水良批判四个坚持,但仍然一再要求放人,确实不容易。他们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却大幅度地改善了徐水良在狱中的生活待遇。徐水良还非常感谢其他人的关心,包括一些理论家,著名学者和知识份子,不少领导干部,原浙大老前辈等等的关心,尤其许良英先生等浙大地下党老前辈,和浙大老领导非常热心的帮助。感谢多次为徐水良募捐的浙大校友,感谢在当局压力下支援徐的药厂职工和南京市民。对所有正直的人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给予的同情和帮助,徐水良都衷心地表示感谢。

徐水良两次入狱,家属也受牵连,父母失去生活来源,处境凄惨。妻子怀孕刚两月,当局先是强迫离婚,强迫堕胎,遭徐妻拒绝,并引起制药厂职工对当局公愤,当局改而对她进行批判,撤销职务,开除团籍,下放袋子组从事手工劳动。所幸工人市民普遍同情,大大抵消了当局对其妻儿的迫害歧视。

一九九一年五月,徐水良刑满出狱,出狱后,一再寻找工作,在公安局干扰下,一再失去工作,一九九五年并因外出工作,被行政拘留十五天。

徐水良主要兴趣是进行理论研究,其研究重点,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兼及其某些专业理论及策略科学,以及民运理论,经过三十多年研究,徐水良逐步否定并全面批判毛泽东、列宁、马克思的理论,他主张一种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理论体系。

责任编辑: zhongkang  来源:网络文摘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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