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农民徐纯合在庆安火车站与铁警李乐斌发生暴力冲突，被当场击毙。5月14日，央视公布了哈尔滨铁路公安局的调查情况和剪辑后的部分视频。新浪网14日11:17至11:45期间转载了6个短视频，5小时不到总播放数逾170万次。庆安枪击引发的“蝴蝶效应”，这12天掀起了全国“舆论风暴”。回顾盘点，有诸多反思。
反思一：为何应急预案形同虚设？
2003年SARS之后，我国逐步建立健全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应急网络体系。2011年1月23日，黑龙江省政府印发《黑龙江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法律、法规、文件都有了，未必入脑、入手。突发事件来临，未必成为处置者的规范、自觉行动。不知相关部门有无启动应急预案?什么时候启动?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人命关天，不是小事;舆情汹涌，非同儿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从舆情尤其是网络舆情的反应看，这12天的新闻发布、政府信息公开是非常糟糕和失败的。例如，5月10日，哈尔滨铁路公安负责人回应法制晚报记者，还表示不知情，仍在“等待统一口径”，记者多次致电绥化市委宣传部、庆安县委宣传部，均无人接听。
反思二：如何确保调查机构和结果的公信力？
央视、新华社均报道，5个监控摄像头记录下了事件全过程。保留监控时间记录的完整视频，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足以平息大部分质疑。为何不在网络上完整公布呢?如果不公布，是否可以解释原由呢?
央视14日公布调查报告的新闻，未按新闻常识清楚表明消息来源，其中有句“哈尔滨铁路公安局迅速组成调查组对相关情况开展全面调查”，似乎表明调查的责任主体是哈尔滨铁路公安局。但5月12日新华社报道引述公安部回应，“检察机关已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
为什么不在调查报告中清楚表述检察机关的作用呢?检察机关是独立调查，还是联合调查，或者监督铁路公安的调查?网络舆情沸腾，质疑不断，为保证调查的公正和透明，是否可以考虑死者近亲属授权的律师参与调查或监督?只有认真、客观、负责的调查，及时、主动、完整的公开，才是处置突发事件最好的办法，也是维护政府公信力最好的办法。
反思三：为何铁路警方仓促赔偿？
媒体5月5日从死者家属处获悉，“当地铁路公安已以救助款的名义向家属发了一笔补偿。”5月9日，徐纯合妻子的两位姐姐声明，“徐纯合的堂兄弟与铁路公安签订的补偿协议无效”。5月11日，徐纯合母亲权玉顺授权四名律师对此案重新追责，权玉顺表示：“不要20万”、“要开枪警察偿命”。众说纷纭，扑朔迷离，典型的一起“罗生门事件”。
对伤者进行救治，对困难者提供必要的援助，这是人道。但在事实、责任未厘清之前，为什么急于提供巨额补偿、赔偿呢?母亲还在世，也未授权，为什么违背“近亲属”的法律含义，和堂兄弟签协议呢?这样的行为，更易让人误解为心虚、用钱消灾维稳，更易引起舆论的进一步质疑。
反思四：为何一枪毙命？
新华社引述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专家的观点，依据《人警察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二条、第九条和《公安机关人警察察佩戴使用枪支规范》第十五条的规定，警察开枪合法。视频中，徐纯合中枪躺在椅子上，他母亲从徐手中拽出防暴棍，朝徐身上击打了两下，某种程度上也传递着是非判断的信号。
但公众总是同情弱者。开枪警察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持枪右手被打后，“又痛又麻，当时不能精确瞄准”，偏偏一枪又击中了徐纯合的心脏。另外，在已公布的视频中，自始至终是警察李乐斌一人和徐纯合搏斗。不能苛求旅客见义勇为，帮助警察制服犯罪嫌疑人。但车站工作人员、安检员为什么没有一人协助警察呢?如果一米的近距离开枪，瞄准腿部而不是胸部，如果有两三位车站工作人员协助，就可以制服空手的徐纯合，那么冲突就不会不断升级，最终失控出了人命。
反思五：徐纯合的行为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会堵住车站进口，不让旅客进站?为什么以81岁老母亲、6岁女儿为工具进攻警察?为什么无视警察多次口头警告，踹警务室门，暴力攻击警察?
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原因是“车站安检人员认出了这对多次上访的母子，因担心其上访而不让他们上车”。新华社等媒体披露的消息，可能一个原因是醉酒。权玉顺回忆，徐纯合那天喝了“一杯白酒，半瓶啤酒”;目击者称，“当天徐纯合身上的酒味儿非常大，眼珠子通红”、“显得比较狂躁”;“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总队的尸体检验报告：徐纯合心血酒精含量为128mg/100ml，已超过80mg/100ml的醉酒标准。”相关部门必须进一步调查，告诉公众未知的真相。
反思六：基层官员是否不作为？
一个官员、党员有无担当，平时口头上、纸面上表态未必靠谱，突发事件中最能看出“真功夫”。
事发之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相关基层部门“挤牙膏”式地被媒体挤出点消息，形成了“平静的暴风眼”。看不出以人为本，似乎体现了捂盖子的“驼鸟心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官僚本位主义。矛盾层层上交，舆情天天累积，直到5月12日公安部出面回应。基层官员在此案中是否涉嫌失职、渎职?如果有，纪检部门应该跟进调查问责，给予相应党纪、政纪处分。案件发生于火车站，管辖权在铁路公安。但毕竟死者是本县辖区的人员，庆安县有权表达关切，参与调查，却闷头一声不吭。
笔者查询，从5月2日案发至14日18:30期间，庆安县政府网站的报道情况：“媒体庆安”栏只有区区三条消息，且与枪击案毫无关联;“国内外新闻”栏的117条消息中，尽管有“黄海波嫖娼案”、“教授趴地求胯下之辱”的八卦消息，也只字不提枪击案;“政务动态”栏的26条消息中，只有一条提及枪击案，就是声名远播的“董国生慰问5·2案件中受伤警察”，新闻的写法、报道，也是县领导活动模式。
反思七：能否以正义之名滥用网络暴力？
“访民”、“警察”、“枪支”、“当场击毙”、“81岁母亲”、“三个未成年孩子”······一系列敏感字眼，唤起了无数的同情和愤慨。再加上相关部门信息发布严重滞后，信息严重不对称、不透明、不通畅。大江不畅，小河泛滥，于是谣言满天飞，戾气遍地传，网络流淌着言论暴力。
有些网友抱着伸张正义的初衷，上纲上线，人肉搜索，侮辱谩骂，涉嫌侵犯其他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5月11日，“成都娇子立交打人事件”中的女司机，公开为她行车中的鲁莽和不理智诚恳道歉，也表明“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给我及我的家人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恳求“大家能到此为止。”
反思八：如何化解基层治理生态恶化的难题？
勿庸讳言，我国某些地方、某些领域已出现大面积、塌方式腐败，警民缺乏互信，官民缺乏互信，本应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成了紧张对立的“水煮鱼”关系。腐败官员太多，腐败行为太多，查不胜查，有历史沿袭，也有制度因素。
庆安县慰问受伤警察的董副县长首先“躺枪”，被举报伪造学历、年龄，妻子多年拿空饷，5月12日即被绥化市纪委迅速查实停职。奇怪他为什么多年一路绿灯?相关部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哪去了?有关庆安县的“链式举报”已超十起，借此案炒热，被举报对象除当地党委、政府官员外，还有公安、检察、教育、人事等部门，大批记者涌入庆安县城。“悖论”在于，腐败官员一边掌握权力、治理地方，一边等候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落下。对是否有可能特赦腐败官员的问题，王歧山表态“还不到时候”。这个“盖子”能不能彻底揭?怎么揭?止损线划到哪里?如何在机制上形成“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的良性循环?
孙立平教授担忧“社会溃败”，于建嵘教授批评“刚性稳定”，真知灼见，言犹在耳。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民意合法合理的宣泄渠道依然缺失，互联网提供了无数麦克风可供自由表达，这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现实的考验。如果持续应对出错、行动迟缓，就有可能演变为政府公信力和合法性的严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