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姚依林
“克广同志来电报，严厉批评天津城委特科。”
“克广同志批示，已经为你申请了1,200元经费。”
电视剧《借枪》中，“姚克广”这个名字常常被熊阔海提起。剧中提及的“克广同志”，神通广大的同时又添了一层神秘。
姚克广真名姚依林，16岁加入中共，1935年在北平领导发动了“一二·九”学生抗日示威游行，1937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而另一个为人所熟知的姚依林，其身份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一向老练沉稳、寡言慎行的姚依林，幸亏在年近古稀时与堂妹姚锦作“百夕谈”，才揭开了“克广同志”在天津潜伏的传奇经历。
姚公馆“姚克广”是他的面具
上世纪三十年代，风雨飘摇的政治局势，还波及不到天津法租界32号路(现赤峰道)的“名流们”。
军阀、政客等上流社会人士都爱把家安在这里。张学良和赵四在此情定终身，军阀李厚基常约卢永祥打麻将，幼年张爱玲的家与法国花园(现中心公园)只有几步路。相比于住在英租界的五大道，从法租界32号路到渤海大楼、劝业场消费娱乐，更为方便一些。
林林总总的要人豪宅中，姚公馆算是个热闹的地方。
姚家是声名显赫的大家族。姚公馆的主人姚国桢，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任交通部部长，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北京交通大学校长。
六弟姚震与段祺瑞执政府走得更近——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来后，姚震不断周旋爬升，最终获任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司法总长等职。1935年姚震去世，段祺瑞甚至哭送挽联“丧我股肱”。
1936年以后，姚公馆渐渐多了个串门的常客，那就是姚国桢的六侄姚依林。
按照大家族的规矩，姚依林属“克”字辈，在姚家，他的名字是“姚克广”。
克广的父亲姚捷勋是姚国桢的四哥。民国时，他先后任上海巡警总局局长和广东省会警察厅厅长，还因在护法运动中响应孙中山，荣膺陆军中将军衔。
姚捷勋在1917年早逝。四哥向来在南方活动，与大家族联系不甚紧密，为何如今克广又频繁出入姚公馆，与家中变得如此熟络?姚国桢虽心中疑惑，但并未过多追究。
当时姚克广心中有自己的打算。后来，他与堂妹姚锦谈起两位鼎鼎大名的叔叔：“他们两兄弟住在一起，都属安福系段祺瑞幕府，一个要权，一个搂钱，互相勾结。”每当说起自己的大家族史，他总是眯眼笑着。
聪明一世的姚国桢不会知道，六侄姚克广已经是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那时的他，才只有19岁。
大家族对姚克广是很好的掩护。1936年这一年，他一方面观察姚府的社会关系，利用机会为中共做事;一方面，他常与姚家的弟妹在一起，谈社会、谈国家，谈斗争，抗日局势在几位弟妹的心中不再是个谜。
堂妹姚锦还记得，在姚公馆的三层楼大露台上，克广常常和弟妹比赛“猜拳”、“迈大步”。在她心中，这位“六兄”极具吸引力，他言谈简练幽默，常常引导弟妹关心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时势。
“在封建大家庭里，他就像是革命的火种，点燃了弟妹们蒙昧幼稚的心灵。”姚锦最终参加了革命，而另外两个弟弟克荫和克佑，一个成为燕京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一个奔赴延安，中共建政后任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
南开园从清华来的插班生
对于姚依林来说，在天津工作与在北京最大的不同，就是从“地上”潜伏到了“地下”。地下工作似乎更适合一向寡言的姚依林。在外人眼中，他不善交际。老同事孙敬文曾评价姚依林：“他年纪虽小，但非常成熟，很本分，从不出风头，从不伸手，但对原则必定坚持。”
来津之初，姚依林的任务是协助编辑党的半公开政治经济刊物《长城》，每一篇稿件都被他细细核对修改，定稿后送往国民饭店楼下知识书店(地下党联络站)店主吴砚农处。
其间，姚依林通过在南开大学在经济系读书的六姐的私人关系，不需证明、文凭，考入了由法国人办的南开大学工商学院，读经济系二年级。读到五年级写论文时，却因形势变化，不得不辍学。早在1934年秋天，姚依林就考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读书，因为1935年领导“一二·九”运动没能毕业，1936年6月被上级中共组织派到天津工作。“我念了五年大学，没混上文凭!”姚依林对此也只能一笑而过。
有一阵，五叔姚国桢不知从何处得知这迁津的六表侄是和北平“一二·九”运动有关的人物。曾为商人的姚国桢投机心态重，他劝告姚依林说：“学运这种事，你不能不参加，那就参加一下，跟在后面跑一跑就是!”姚依林立刻回答：“我就是在后面跑一跑而已。”
事实上，在清华读书时的姚依林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么“跑一跑”，就跑出了北平十几所学校6,000多名学生的罢课请愿，“跑”出了一个营的军警到清华围捕。1935年冬天的北平全城，被学生们“跑”得惊天动地。
1935年12月9日当天，因风声走漏，姚依林与另一位总指挥部成员郭明秋一早就被请去“喝茶”。另一次，一个营的军警包围了清华大学，搜查“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骨干，姚依林被迫在冯友兰教授家的厨房躲了一夜。
由于被特务盯上了。姚依林离开了清华母校，转移到天津。1936年11月，中央调姚依林担任地下党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兼管学生区委工作，其间他还主办一份指导学生的半公开刊物《世界杂志》，由他执笔撰写一些宣传、指导学运工作的文章，工作地点就在南开大学学生宿舍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他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向大学生们广泛宣传进步中共思想，时间长了，他也成为同学们的知心朋友、革命战友。
福顺里“许志庸”一个人的市委
南京路诚基中心大厦的前身是一条胡同，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排列两边。借“福顺平安”之意，胡同取名为“福顺里”。
1936年11月以后，福顺里的邻居们了解到，巷内12号搬来一个上了年纪的南方寡妇和她的老保姆，寡妇的儿子名叫“许志庸”，据说他们家还有一个亲日派的叔父。但没有人知道，中共天津市委就藏在这里。
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姚依林开始以“许志庸”的身份混迹于天津各阶层人士之间。
在姚公馆，姚依林与常去打麻将的王若僖夫妇熟识。时任国民党天津电报局局长的王若僖，与姚国桢是连襟，与姚依林也算远亲。王若僖来姚公馆串门，常与“克广”照面，“克广”与“一二·九”运动的关联，王若僖略有耳闻。王若僖也知道中共天津市委有个叫“许志庸”的，却无论如何都不会将“许志庸”和“姚克广”联系在一起。
那时候，由中共领导的“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刚刚改组，正在联系地方武装策划开展冀东武装斗争，急需一个合法身份。身为党组成员的姚依林将王若僖引荐给自卫会。
令人吃惊的是，“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的领导头衔，最终落在国民党高官王若僖的头上。
“为什么要推举王若僖?一是武装暴动搞起来，可让蒋介石承认，给他下委任状。二是下委任状才有经费。地方武装不同于我们，它是要饷要钱，要经费的。”姚依林回忆起这段轶事，好像叙说着一段戏剧情节，熟悉的角色上了场。
姚依林似乎天生就具备经济头脑，这也让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主抓国家经济工作时能够游刃有余。“一二·九”运动期间，中共创始人之一、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张申府问他组织这次运动花了多少钱。他答“一百大洋”。张申府连声称赞：“物美价廉!”
“七七事变”打响，平津学生大撤退也迫在眉睫。不到20岁的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临危受命，一方面出版刊物动员学生参与革命，一方面自掏腰包支持学生撤退。
渐渐地，天津市委只剩下了“许志庸”一个人了。
在天津坚持的少数人中，还有天津民先总队部委员张淑贞(即姚依林的妻子张淑华，后改名为周彬)。她告诉姚依林，自己之所以没有撤走，是因为父亲是高级银行职员，同样具备掩护条件。
“孤军奋战”的两个人常常并肩走在天津的街头。谈起工作来，一走就走好几里路。不知不觉中，爱情也在两人之间发了芽。离开天津的时刻近了。“许志庸”打算在临走之前，以“姚克广”的面目登门会一会老朋友王若僖。
姚向王若僖表明，“姚克广”其实就是“许志庸”。王若僖不免惊讶。“我还不清楚你是……我们还是亲戚嘛!”那天送走姚，王若僖还在自言自语：“克广是共产党，我是知道的;他在共产党里负那么大责任，我不清楚，真不清楚，没有想到!”
1938年9月，姚克广离津赴冀。参与冀东武装暴动后，随邓华部队去了平西，21岁时正式定名为姚依林。临走前，他与张淑贞互表心意，相约互相等待。自此，他在天津不再留有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