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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也:如何解读统战“新三类”

导语:

新时期的统战物件就是你!

昨晚,人民日报用户端以《重大信号!这三类人将成重点团结物件》为题分析称,留学人员、“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对这三类人群,中央说了,不仅要团结,而且要培养使用。另据消息,中央统战部首度轮训新媒体从业者,而陈彤、邓飞等均在列。

统战无错,但统的目的何在?是民间与官方合流,还是交流?这是值得我们商榷。

一、统战物件——“新三类”

这三类是哪些人?留学人员,新媒体中坚,富二代,即有知识的人,有技术的人,有钱的人。如果贴个标签的话,那就是海龟、大V、新富人群。找几个人举例说明,方舟子就是海龟兼大V的典型,王思聪是大V兼新富的代表,当然,还要拉上两个混混——周带鱼和花蝴蝶御用大V来点缀点缀,可以凸显广泛的群众基础。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有些人就止不住思索了,一思索总觉得别扭,统战的对象应该是国民党、海外同胞、国际友人“老三类”啊,怎么可以统战到海龟、大V、新富这“新三类”身上去了?难道“新三类”跟“老三类”本是一窝?“新三类”都在中国大地,他们不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都是国家的主人,都不在当家作主吗?用得着成为重点团结对象?

其实,这种理解是缺乏政治高度,用某长者的话说“拿衣服,图样图森破”,值得痛加批判。为什么呢?且听笔者分析:

其一,防患于未然,把统战工作前置。众所周知,“新三类”有才有势有钱,掌控着文化、技术、资本等社会资源,并不是弱势群体,是社会中坚,绝对属于社会新贵,翅膀硬着,能得瑟,又任性,惹毛他们,还会拍拍翅膀,飘洋过海,弃中国而去,一转身就变成国民党、海外同胞、国际友人“老三类”去了。所以,中央把他们列为重点团结的对象,是一种政治态度,是尊重他们,表明国家是想留住这部分人的!

其二,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发挥人才的作用。现在要做经济文章,拼的是什么?拼的就是人才与技术,特别需要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和高科技专案。而“新三类”有文化有技术又有资本,绝对属于国家栋梁,是国家需要紧缺人才。因此,统战工作重心如此调整,非常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实现从量的团结提升到质的飞跃。

其三,中国政治改革,需要注入新鲜的血液。在新的环境之下,依靠固有的机制没有办法解决现有社会困局,只能依靠引进新的人员来重构体制,重塑其执政合法性,依靠海归获取外部技术,依靠大V获取宣传路径,依靠私企获取经济资源,把他们拉进来,为化己用,是为下一步政治改革铺路、布局。

其四,重视青年力量,用时代青年来塑造青年时代。中央要团结和调动的“新三类”,按理说,本该属于全国青联的工作,留学人员是青年,新媒体中坚是青年,新富阶层也是青年,青年才俊迟早要接这个社会的班。把全国青联做的事,提到了中央统战工作的高度,说明中央高瞻远瞩,做国家未来的文章,毕竟这个世界迟早属于二代们的。

道理是很简单,但不是任谁都明白。民间质疑之声从未消停,有人更对统战工作提出了两种异议:

其一,统战工作是战争思维。统战工作多用于战争时期,为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结成政治联盟。现在是和平年代,应该调整为团结和调动的是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争取最大面的支持才是。其二,划分物件是文革思维。中央确定“新三类”为重点团结和调动的对象,有统必有战,必然就会相应产生需要排斥和斗争的物件,这就有将社会人员人为分出三六九等的倾向了。

这两种异议有没有道理?笔者认为一句老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说明问题,确实值得商榷。不妨由笔者在此,再深入地探讨一下:

其一,这些海龟、大V、新富三类人,本来就很得势,属于社会新贵,掌握着资本、技术与文化等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是政权运作的基本约束条件,又是政治能量供应的主要来源。本来占有这些资源,民间掌握一部分,官方掌握一部分,可以达到某种平衡,官方与民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相“妥协”,民主政治就是一种妥协精神。如果执政党与社会新贵联合起来,那么官方对民间的控制将更为严密,中国就更加走不出“大政府小社会”的陷阱了。

其二,政府与社会新贵搞统一战线,那么如何统一到一个战线上来?方法无非有二:第一种是吸收进来,化为组织的一部分,即鼓励他们加入党组织,或加入政府部门,为我所用。比如用周带鱼和花蝴蝶一般方法。第二种是奉为座上宾,给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关衔,让他们享受超国民的待遇,为他们的社会活动兜底。比如政府为发展经济为企业做“店小二”,于是把屁股放在污染企业,为企业主们维稳。

其三,这种把社会新贵引入统一战线之中,结成政治联盟,让那些弱势群体、普罗大众情何以堪?他们的诉求才是最真实的诉求,最需要官方来应对。这到底是想搏取更多的支持,还是使社会分裂加深?

将这三类人作为重点团结的对象,就像硬币的两面,喜忧参半,笔者基本上讲透了,足以引治世者戒,警被治世醒。

二、统战政策——“新通道”

统战工作在新的环境之下,应该多一点统的和煦之气,少一点战的肃杀之气。

笔者认为,国家统来统去,无非就是倾听民声,尊重民意,实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目的。因此,最大的统战就是把民间与官方“统”起来,而不是“战”起来,达到“国知有其民,民知有其国”乃至“国为民兜底,民为国效命”的最佳状态。

其实,要实现这些,也不是件难事,无非就是分两步:

第一步,给民意有个出口的机会,即给予自由表达的空间。

“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千万不能只听歌功颂德的好话、假话、马屁话,规定这个不能讲,那个不能说,让人无法说真话,甚至将说真话变成一种危险的事,动不动把不同的意见建议关进黑屋子里,让它根本见不了光。用鸵鸟策略来应对民间声音,是讳疾忌医,是回避矛盾,绝对无益于解决问题。习近平主席不是说过“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这不是说的很好吗?在新的环境之下,中国确实需要有人说,去反映社会问题,然后让大家面对问题,最终才能解决问题,千万不能一门心思想着去解决反映问题的人,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都希望中国好好的,有个美好的未来。

第二步,给民意有个回应的结果,即打通江湖与庙堂的孔道。

要实现这一步,就必须官民互动起来,千万不能出现官民撕裂的局面:江湖之远已是呼天抢地,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而庙堂之上却风清云淡,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如果这样,怎么去实现官民互动?笔者认为,要打通江湖与庙堂的孔道,完全可以让人大代表来实现的。当然,实现的打通这个孔道的前提必须是:让人大代表真正成为民意的代表。首先要让民众知道自己的代表到底是谁;其次民众能够把自己的诉求反映给自己的代表;最后自己的代表能够与政府据理力争,依法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这就要求人大代表们具有独立性,既能倾听民意,接受民众的监督,又能质询政府,承担监督政府的职责。只有这样的代表,才能将民间与官方的通道顺利打通,实现互动,找到了民间与官方的“最大公约数”。

人大代表如果真正起作用了,那么不就是发挥了统战工作的最大作用?这不正是在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这不正是保障了民众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了?

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代表不知道支持自己的民众在哪里,而民众又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代表到底在哪里?民众与自己的代表处于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根本统不起来,谈不上有什么共同目标。而我们现在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唯政府之命是从,两相勾结,闷声发大财,对民众的意愿不闻不问,甚至一些民愤极大的人,也冠以代表、委员之衔。

正因为如此,一旦民间与官方发生冲突,就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也没有调和者角色出来救局,结果只能剑拔弩张了,都想展示积各自的肌肉,以证明自己的意志不可侵犯。

设想一下,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挥积极作用,挺身而出,采集民间的意见,带着民间意见去找政府,跟政府沟通、谈判,然后又带回政府的意见,跟民众说明、解释,这样不就是将官方与民众的孔道打通了?不就是产生了一个可以妥协的社会?可惜的是,这种好的制度徒徒成为文字摆设,成为政府附庸,而这种中间人的角色徒徒地成为一种政治身份,只会开开两会,走走形式,过过场。你说,我们这个社会还会好吗?

现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作用根本没有发挥起来,却想着统战“三类人”,统进来干吗?最多统成体制内的一分子,统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统购统销,一统天下?而一直将民间的呼声置之不理。这就有些本末倒置了,这样的统战还是停留在老思维之中。

进一步地讲,如果民主机构能够真正发挥其作用,民间与官方能同气相求,就根本不需要什么统战部门,特别是这三类人,完全可以凭藉其自身,加入到人大、政协这条战线,代表民间发声,帮助政府参政议政。

如今顶层钦定了“三类人”,就相当于点了“鸳鸯谱”,地方很有可能念歪经,统来统去,无非就是批发几顶帽子出去,给几顶红顶子,给代表委员的帽子,意义无多。

问题一直摆在那里:弱势群体的声音呢?普罗大众的声音呢?谁来倾听?谁来传达?谁来回复?需要明白的是:他们的声音才是最强中国音。他们虽然弱势,虽然普通,但是团结起来,调动起来,却是最大数的力量。几个大V算什么东西?无非就是精致的功利主义,赚的是人气,谋的是自己的利益,试问能真正为民众代言能几个?

结语:合流兮,交流兮?

民间的归民间,官家的归官家。官家想统,这没有问题,毕竟大家都有为中国好的最大公约数,但统也要讲方法,最好不是合流,而是交流。

另外,作为这个时代的你我他,无论处在江湖之远,还是处在庙堂之上,守住良心,致良知,才是正道,才是正能量。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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