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北四环外，毗邻鸟巢和水立方，矗立着一幢“火炬”造型的大楼，此即外界所熟知的“盘古大观”，而它巨大的室外LED显示屏幕则不停地播放着广告。或许途经此处的人们并不知晓，这幢大楼正上演一出震惊中国内外的反腐大戏，影射到的权钱交易、政商内幕、利益勾结无不震撼着中国政坛。与此同时，舆论热议的郭文贵则再次被起底，这一次要从他身后的“盘古大观”谈起。
根据中国官媒5月25日报道，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原局长宋建国受贿一案，宋建国对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事实没有异议，该案将择日宣判。此案件经过媒体报道，随即引发舆论热议。其中包括众人所熟悉的“盘古大观”，它从最初违规设置LED显示屏，后被坚决要求拆除，再到最后风云突变，身份合法，这块LED显示屏被深深地打上了权力的烙印。有分析认为，宋建国一案使人们得以窥见隐秘的政商权利一角，让沉落在政坛背后的权益输送链条逐渐地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然而，随着媒体逐一解码“盘古大观”的洗白之路，划出了一道靓丽的腐败风景线，舆论再一次地将郭文贵置于风口浪尖，与之相随的依然是久久未曾停歇的传闻与谣言。
盘古大观的洗白记
观之稍早前的新闻报道可以发现，盘古大观LED屏幕由位于A至D座的7块色彩LED屏组成，总面积2,753平方米，报价是45万元/季度(1人民币约合0.16美元)。中共喉舌《新京报》曾撰文称，当年曝光盘古大观的腐败产业链时遭到打击报复，一度受到对方的威胁。而今，随着宋建国案的尘埃落定，盘古大观的腐败链条也已成为铁板钉钉的事实。它从最初的设置，到要求坚决予以拆除，到最后“身份合法”，盘古大观LED显示屏则被深深打上了权力的烙印。
据悉，在2008年8月前，盘古大观全部投入使用，此前，中国相关部门已要求拆除违规设置的户外电子显示屏。然而从2008年的2月开始，到7月25日这短短的半年时间，盘古大观的“仕途”由“坏”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曾对此感叹，盘古大观每当到了“危险时刻”总会“化险为夷”，最后“平安着陆”。而他的创始人郭文贵亦是如此。时间定格在2008年12月3日，等待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北京市市政管委通知盘古公司办理相关手续，而这即是意味着盘古大观的室外LED显示屏有了一个“正当的身份”能够矗立在北京四环里，毗邻着鸟巢与水立方。虽然播放着广告，却在无形之中透露了权力的味道。
盘古大观
然而对于盘古大观被洗白的路途，在大陆媒体记者看来简直匪夷所思。当然，不仅是媒体记者们对其质疑，就连坊间民众也一并认为这其中暗潮涌动且猫腻之深。据知情人士称，有一份材料显示，2008年6月，盘古大观负责人郭文贵找到国家安全部的高某出面宴请宋建国，请其协调安排几副京A和京A8的牌照，以及加快审批盘古建设大屏幕的手续。按照规定，类似于盘古大观这种户外大显示屏幕则需要进行交通安全影响评估，征求交通安全管理部门的意见。所以，如果交管局不同意，那么盘古大观的户外显示屏肯定也办不下来。
不过，事实本身并非如此。在2008年11月17日，北京市市政管委发函请交管局对盘古大观的电子显示屏幕设置进行交通安全评价。而这即意味着，盘古大观直接由上高层领导的权力施压，最终使其安然度过了被拆除的命运。于是，在2008年年底，盘古大观电子屏幕被允许播放广告。或许这在外界看来，则是一场政治与商业的权利游戏，这一游戏竟然维持了八年时间。八年后，也就是2015年1月16日，中纪委官网通报称，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党委委员马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随后，马建动用国家安全力量为郭文贵谋取利益的消息曝光，一时间郭文贵的名字充斥在各大媒体新闻的头条之上，与此同时，随之而来的各种关于郭文贵背后的“政商圈”被起底，更有甚者妄加猜测其背后与中共高层领导有着密切来往，且关系甚好。其中，最具戏剧性的当属今年3月24日及25日《腾讯财经》、《财新网》发表长篇文章，文章大篇幅地揭秘“盘古大观”等公司实际领导人郭文贵的发家史和过程，其中最夺人眼球隶属他背后的一位中共高官贾廷安。
直追传闻身后的贾廷安
稍早之前，大陆媒体财新传媒不断“起底”郭文贵之后，直接以负面信息甚至私人“恩怨”挑战财新传媒总编胡舒立，引发网络聚集。这一场隔空骂战也间接地影响到了郭文贵旗下“盘古会”的高官、富商们，这与此前媒体曝光令计划操纵神秘山西籍关高官同乡会组织“西山会”颇为相似。然而，引爆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则是一闻传言，有传闻称，郭文贵能在北京两宗土地争夺战中，接连打败保利地产和首创集团，背后都有现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的影子。更有分析称，郭胡双方背后均涉中共政、军更高层人物。这使得本就是扑朔迷离的隔空骂战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更令外界捉摸不透。
如今，随着宋建国案的落定，郭文贵发家事迹再度被媒体重新扒开，舆论风口直指传闻背后的贾廷安。这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其发家史与贾有牵扯不断的关联。根据中国工商资料中的履历表显示，郭文贵1990年任黑龙江林药公司驻郑州业务处工作人员。1992年成为河南大老板家具厂董事长。该厂是中国核工业部郑州干休所下属的集体企业。1996年9月，河南大老板公司退出裕达置业，郑州伟仁成为裕达置业另外50%的股东，并让裕达置业的注册资本跃升到2.46亿元人民币。郑州伟仁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郭文贵是法定代表人。1998年10月，裕达置业的股份被全部转让给香港商人郭浩云(即郭文贵)，裕达置业变更为香港独资企业。1999年11月，香港兆泽投资收购裕达置业100%股份，郭浩云长期任该公司总经理。
贾廷安(右一)
正如前文所述，在这一系列操作痕迹明显的股权变动中，郭文贵在短短5年时间完成了从职业经理人到富豪的华丽转身，并变成了香港身份。对于郭文贵这段在河南的发家史，有传闻称，郭文贵之所以能以这么非同寻常的速度发家，完全是因为靠上了军中“河南帮”重要人物贾廷安。贾廷安1989年11月任中央军委主席秘书;1994年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2003年12月起出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2007年调任解放军总政副主任至今。
其实，关于郭文贵与贾廷安的关系，目前还只停留在传闻阶段，并未有直接的信息来支持郭与贾的关系是否属实。但值得注意的是，后来郭文贵控制的摩根投资、政泉置业分别在2006年在盘古大观、2008年的金泉广场两个地产项目中击败了首创置业和保利地产。对于熟悉中国政商情况的人来说，首创置业是北京市国资委所属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保利地产则有解放军总参背景，郭文贵能击败这两个商业对手，如果没有非常手段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鉴于此，不外乎有人会认为郭文贵背后有着巨大的政治力量辅其左右。当然，之所以会有分析认为贾廷安与郭文贵有着特殊的关系，也在于今年年初之时，中国大陆最敢放胆直言的《炎黄春秋》在新年第一期中忽然大肆曝出猛料，近乎以直接点名的方式揭露贾廷安与已落马的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之间的关系。文中称，早在2006年王守业落马时就有传言称，王守业、谷俊山背后都有贾廷安的影子。然而，几天之后，《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遭到了《炎黄春秋》网站以及中国大陆各门户网站的删除。
纵观以上不难看到，在中共深挖政商利益同盟的斗争中，商人成为不容忽视的力量。这一点从周永康案件中可窥间川商圈，也能从令计划案背后看见西山会中的煤老板的影子。对此有学者指出，如今中共反腐已然是到了最艰险之处。习近平此前所说的“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并非是虚言。
近乎失控的“政商螺旋门”
曾经被禁止的“红顶商人”，如今仍在编制内外自由的游走。自中共十八大进行的反腐工作以来，官员落马不在其数。纵然官员被查原因各自不同，但是其多少有着与商人打交道的场景。像是山西官场大地震，有7名省部级高官接连落马，关于这些官员涉案的具体情形，官方虽未正式通报，但从媒体披露的大量信息看，一张官商勾结的灰色网络俨然浮现在人们面前。
其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少地方官员明目张胆的游走在官场与商界直接的衙内。而且普遍现象则是“无人举报”，待到东窗事发时，这类官员腐败问题却往往是或查而不处，或查而假处，或查而轻处。如，山西官员在暗地里与商人达成帮其拿下项目的交易，然后运用提高招投标门槛打压其他竞争者的市场运作方式使非法交易“合法化”。又如，长期担纲山东省政府机关的“大管家”角色的张泽忠，在“凭什么他们有那么多钱呢?我和他们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的攀比心理下，把手伸向家财万贯的企业老板和高收入的国企老板，最后落得以受贿罪判处其死缓，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下场。
习近平曾谆谆告诫干部：“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然而，一些官员和商人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见不得阳光的交易中各取所需，最后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因此，来自北京的一位政经观察家给出了建言，他认为根除官商腐败问题，其一，在组织方面，政府部门与市场中介组织要彻底分离并实现“三不挂”，即机构不挂靠、干部不挂职、人员不挂编;其二，在工作方面，中介组织不能以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名义开展业务活动，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不得为中介组织招揽、指定业务或干预市场中介组织执业;其三，在经济方面，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不得占有、调用中介组织的资产，不再是中介组织的投资者，不能以任何名义收受市场中介组织的管理费用;其四，在场所方面，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的办公场所不能混在一起，租用或借用的，必须在较短时间内搬离。
正如前文所述，无论是官员独董之出现，还是党政干部热衷去国企兼职捞金，都是因为政商的联系过于紧密，权力与市场、官员与商人总是在勾肩搭背。细细观之，不可否认类似于郭文贵一样的商人在中国仍大有人在，那么究竟如何制止在利益诱惑的驱动下，将领导干部们亦官亦商的双重角色根除，乃是当下中共反腐必须重视的关键——必须禁止官员擅自到中介组织兼职和经商，让官和商之间各安其位，让政府权力真正回归公共性方才可服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