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网络图片）
一周前，着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农村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将所党委书记潘晨光「约谈」他的日志，公布在网络上，引发网友热议。他毫无畏惧，敢於挺起自己脊梁对专制与强权说「不」的风骨，得到网友一片击节赞赏。
仅仅过了几天，江苏行政学院法政教研部教授刘大生，也将学院党群处处长「约谈」他的纪要公布了出来。刘大生被约谈的时间是他公布纪要将近一个月之前的5月27日，比于建嵘被约谈的时间早半个多月。很显然，刘大生受到了于建嵘公布约谈日志的激励。
近几年来，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气氛肃杀，媒体、律师、高校教师等知识界人士受到严厉打压，有异见倾向的知识分子稍有风吹草动，或发表一点言论，或参加一点活动，或有所行动与动作，便遭到中共特务部门──国安、国保及上级机关的持续骚扰，已是普遍现象。中国各地稍有点思想和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几乎少有不被「喝茶」和「谈话」的人。尽管如此，他们仍多数以忍让、忍受和息事宁人的姿态，尽量不声张地对待着。毕竟，以一般民众的眼光看来，这不是什麽「光彩」的事情，他们宁愿把愤怒、痛恨和烦躁埋在心里，也不愿意公开散播出来。另一方面，公开地谈论这些，本身也是不被有关部门允许的。如果你敢这一次公开，下一次可能就会遭到变本加厉的报复。所以，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低调、不说话。
就连这次公开「约谈日志」的于建嵘，实际上也有许多难言之隐。他声名显赫，在知识界和民众中拥有非凡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可以说只要他振臂一挥，百万人呼啦而上几乎不在话下，但其实他并不自由。在他所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乃至他所居住的北京宋庄，他的工作生活都处处受到限制。比如，今年的六月四日，他被告知不能呆在北京，必须到外地，等过了这一天才能回来。原因是美国大使馆当晚举办的一个招待会，把他列入了邀请人员名单。尽管他并不准备去参加这个招待会，可是仍然不行。他不想外出旅行辛苦，便关掉手机，不见客也不参加任何活动，躲在书房里，还是被国保发现了，硬是强逼着把他送上了飞机，等到六四过了才让他回京。
在此之前，于建嵘还捐资设立了一个「东书房大食堂」，用自己辛苦挣来的讲课费，每天免费招待周围没钱吃饭的访民、画家和无业人员吃面条、馒头和咸菜，结果，食堂开放没几天，就被警方给关闭了。
这次，他捐资设立北京东书房公益服务中心，这个中心经过了北京市民政局官方正式批准，是一个专门为全国16岁以下贫困儿童募集资金的民办非企业组织。可是，中心刚一成立，他仍要被所里的书记约谈，称他「没有报批」。他终於忍不住发火了：「我告诉你，受够了。从今以後，收起你那一套。」
江苏行政学院的刘大生教授被约谈，则仅仅只是因为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论街头政治》。「在香港出书违法吗?邓力群同志、李鹏同志在香港出书，那是请示过中央政治局的。我刘大生级别太低，没有必要请示中央政治局吧?」其实，如果刘大生在香港出版的是一本谈吃喝、谈养生，哪怕是谈文学和艺术的书，都不会被约谈，被约谈只是因为他的书涉及政治。
不仅出书要被约谈，写文章也要被约谈。以在香港东方日报写专栏的作者为例，据我所知，体制内作者中，多数都曾被有关部门多次约谈过。这就是当下中国的政治现实。
不仅如此，高校学术讲座和讨论也非常不自由。着名法学家贺卫方教授近几天发表微博说，「如今高校讲座几乎都须宣传部批准，严肃的学术讨论空间日窄，歌功颂德大行其道，娱乐明星毫无障碍。打压学术自由、封杀独立见解，如何能建设一流大学?连带着，出版界也风声鹤唳，稍有个性的选题动辄遭禁。……」
好在有了于建嵘、刘大生们站出来，开始勇敢地面对这些严酷的「潜规则」。于建嵘说：「中国的知识人，都应该勇敢地站起来，将那些骚扰和羞辱性的约谈曝光，让那些自以为是的约谈者无地自容。」
回避冲撞，只能隐晦地表达不满，「表面上服从权威，内心里随时准备着推翻权威」，这是中国知识人「古老的民族性格」，很多中国知识界的精英认为，不能再让这种情况延续下去了，「必须愤怒地咆哮出来」。只有于建嵘式的愤怒的咆哮声多起来，中共的为所欲为才会在咆哮声中瑟瑟发抖。否则，所有中国人便只能在中共的咆哮声中变成一个个彻底的奴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