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事件”后一些高级将领已纷纷寻找门路向南京输诚，表示不愿再留在西北，以免被红军赤化。其时，陈诚亦认为：“东北军对张汉卿已无信仰，自王以哲被戕后，尤其扫地无余，所谓要求放张回陕云云，不过少数老人面子，事实则都不愿其再回部队，主持一切，以免再受其害”。本文摘自2009年第1期《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作者王春林，原题为《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蜕变及原因》。
自张学良主政东北起，东北军一直表现出较强的凝聚力。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京而被扣，东北军不久即分裂瓦解。这种从稳固到瓦解的蜕变表明这支军阀集团的稳定性在事变后遭到破坏。目前学界已有一些关于西安事变善后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后的蜕变的研究似乎不够深入，因而笔者拟对东北军的蜕变及原因作以探析，以深化对东北军的研究。
一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京而被扣，东北军因而失去统帅。在蒋介石的军事压迫和政治分化下，东北军内部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迅速激化，致使这支军阀集团发生蜕变。首先，东北军内部派系纷争的表面化。曾任杨虎城秘书的米暂沉认为：“东北军表面上是统一的，实际上内部是不一致的，既有地域的界限，又有新老和学系的派别。自从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内部群龙无首，平时内部的许多矛盾趋于尖锐而表面化。”此论断可谓切中要害。东北军在奉军时期就有元老派与少壮派、陆大与士官派、东北与外省籍等派系之分，这种派系之分一直延续到东北军时期。西安事变后，这种派系之争突出表现为元老派与少壮派之间的对立。
张学良被扣后，中央军大兵压境，内战一触即发。元老派与少壮派都激烈主战，这时双方意见一致。但在张学良致信西安方面主张和平解决后，元老派与少壮派开始出现分歧，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主张先撤兵再谋营救张学良，少壮派则仍坚持先释放张学良再考虑从前线撤兵的问题。1937年1月19日，少壮派向中共代表团提出：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就同南京决一死战，并表示对东北军高级将领主张和平解决十分不满。在元老派方面，他们虽然倾向主和，但亦始终努力争取张学良的自由。经过几番交涉，蒋介石于1937年1月19日致函杨虎城时明确表示：张学良回陕是“不可能之要求”。同日，张学良在致杨虎城的信中亦明确强调：“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是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但直至1月底，西安方面仍然专注于张学良的自由问题。这时张语气更为严厉地表示：“若今日再不接受(中央方案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在这种情况下，参与决策的元老派仍然作最后努力，要求给予张学良名义，最终迫使蒋表示：“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中(蒋介石自称，蒋名中正笔者注)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
但少壮派并不赞同元老派的主和做法，1月29日，东北军40多名高级军官在渭南开会讨论“战和”问题。在少壮派代表应德田的鼓动下，在场的东北军军官形成了以武力争取张学良自由的决议。中共经磋商后亦决定与张杨同进退。但“渭南决议”与元老派的主张完全相反，并且，这时“三位一体”面临的军事形势已极为不利。于是，在1月31日有杨虎城、周恩来参加的“三位一体”最高军事会议上，东北军元老派王以哲等仍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则认为“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于是会议作出“先撤兵再营救张学良”的决定，从而否定了“渭南决议”。这引起了少壮派军官的不满，为了维护他们的主张，他们于2月2日枪杀了王以哲等人，是为“二二事件”。这一事件激起了元老派的复仇情绪。得悉事件后，与王以哲关系密切的缪澄流、刘多荃由渭南前线回师报仇，少壮派被迫离开西安。派系之争的表面化反映了东北军已经公开分裂。
其次，高级将领的离心。东北军是以张学良为核心的封建性浓厚的军阀集团，它延续了奉军时期“兵为将有”的私军特点。在东北军内部，每支军队又以其将领为核心形成小集团，因而在其军队中，将领都有着相当的独立性。这是军阀治军理念向下贯彻过程中的自然延伸，俨然在一支军阀集团中存在着诸多的小军阀。因而高级将领们往往以军队作为自己升迁的工具，而抛弃东北军的整体利益。以一〇五师为例，时人即认为：“他们主要的思想，就是个人的升官发财，此外部落式的封建思想很浓厚，对于三民主义无认识，对于政治无坚决的主张”。
这种特点在张学良统帅时期对东北军集团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整个部队对张学良都有着高度的忠诚。但在张学良被扣后，这种特点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事变后，位于前线的缪澄流、刘多荃即与中央军频繁接触，商议部队的整编问题。双方将领互通声气，备战氛围淡薄，这对东北军的士气和营救张学良的行动是极为不利的。而后方的将领亦在各自打算。“二二事件”后一些高级将领已纷纷寻找门路向南京输诚，表示不愿再留在西北，以免被红军赤化。沈克、檀自新亦在“二二事件”后宣布脱离东北军归附中央。其时，陈诚亦认为：“东北军对张汉卿已无信仰，自王以哲被戕后，尤其扫地无余，所谓要求放张回陕云云，不过少数老人面子，事实则都不愿其再回部队，主持一切，以免再受其害”。陈诚主要是从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角度评论的，虽未必尽然，却反映了部分东北军高级将领欲脱离自保的心态。
再次，东北军对“三位一体”的背离。一般而言，“三位一体”指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的合作抗日，这自然包含了在地域上的互相依靠，又含有监督国民政府抗日的内容。在这一同盟中，东北军是实力最强大的一支，张学良则是领导层的核心人物。一旦张学良被扣，在团体利益受威胁时，东北军即对“三位一体”开始背离。
合作抗日是“三位一体”的主要政治内容，要求抗日也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在被扣留后，张学良亦始终坚持维护抗日的大局。周恩来、杨虎城、王以哲等也都认为应以抗日大局为重，以和平方式做好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同时争取张学良的自由。
但需要指出的是，东北军在“三位一体”中具有强烈的本位意识，本集团的利害始终是他们的主要着眼点，这往往使他们目光狭隘。东北军最初加入“三位一体”的主要动机就是保存实力，推动抗日。当东北军团体的生存受到威胁时，脱离“三位一体”就成为当然的选择。少壮派虽主张依靠“三位一体”对抗中央军，但其武力对抗的对策则完全无视“三位一体”合作抗日的方针。杨奎松亦指出，其时张学良迫于被扣的困境，对于“三位一体”也不再完全坚持。他认为“西北环境多所不便，如不遵从委座意旨，绝难挽此劫运”。东北军元老派在张学良被扣后对“三位一体”的信任也大打折扣。“二二事件”后，东北军的兵力几乎还掌握在元老派的手中。他们认为杨虎城和中共在事件中支持和袒护少壮派，因而对两方产生不满。总之，在团体利益受威胁时，东北军领导层一致选择了脱离“三位一体”，保存自己。这种背离是东北军集团的根本利益决定的，在当时情势下无可厚非，事实上其时中共与杨虎城也有其自身利益的考量。但是东北军的背离使“三位一体”趋于解体，三方分别与南京政府接触，造成事变善后处理的主动权丧失，东北军与张学良的前途都只能听命南京政府了。
二
张学良所统帅的东北军，在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和国共内战中都保持着较强的凝聚力，但在西安事变后月余之间却分崩离析，就在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打破了东北军固有的组织体系的平衡。
首先，张学良的被扣。在事变前，中共就认识到：“东北军中现在极大的弱点是只有个别的领导首长，而没有一个领导的核心”。米暂沉也认为：“自张学良接替张作霖成为东北军的首领后，多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类似第二把手的人物，除张之外无人能够统率。”尽管张学良送蒋离陕时，曾写下手令：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杨虎城、于学忠笔者注)指挥。但是张学良的一纸命令未能改变东北军各自为政的局面。在其被扣后，东北军领导层出现的权力真空是很难填补的，作为外省人的于学忠在地域观念很重的东北军中无法获得其他将领的支持。这时，王以哲就以其在东北军中的威望成为东北军的实际领导者，但是在一般军官眼中其统帅地位显然不具有合法性。当张学良的人身自由发生危险时，执行可能使张学良失去自由的“妥协”政策的王以哲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少壮派打击的对象。“王以哲的死使东北军失去了最后一个核心人物。”
“二二事件”后，顾祝同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认定：(东北军)“现失重心，无人统率，故人心恐慌，对杨氏及赤匪，均难信赖合作”。张学良的被扣使东北军失去了团结、稳定的核心，因而凝聚力大为减弱，其作为一个团体已经很难维持。
再次，南京政府的分化。东北军在失去东北地盘后，已经沦为一个较依赖于中央政府的流亡军阀集团。但东北军毕竟是相对独立的地方实力派，西安事变前后的“三位一体”局面又挑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因而蒋介石不会放过这样一个瓦解东北军和西北半独立局面的绝好机会。1937年1月1日，蒋介石表示：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其后，蒋介石又详细阐释其方略：“在前方，对逆表示应激急严厉，多对军事说话，而政治之运用则属之后方。如此前后策应，刚柔并用，乃易达成目的”。中央军前线将领樊嵩甫亦认为，张部将校亦不认同张听赤化分子之诱惑，“然以畏破坏团体之名，不敢先发难。政治解决，张杨所属当能就范”。与此同时，中央军前线将领与东北军前线将领积极接触，执行分化政策。
中央军的大兵压境和扣留了张学良是蒋介石的两大优势，这使南京在对西安的谈判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东北军则处于受挟制的不利地位。1937年1月7日，他致信张学良，威胁说：(东北军)“若再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张提出甲乙两案供蒋介石参考，并希望在蒋介石解决西北问题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他还积极劝说西安方面接受中央的安排。1月7日，他致信东北军军官：(我们的血)“不是为内战而流的，切盼诸兄在此短期间设法勿发生内战”。
随着杨虎城的接受改编，西北地区被重新置于中央的统治之下。
第四，东北军的军阀属性。东北军承袭自奉军，尽管在张学良的影响下具有较强的爱国思想，但在军阀习气下还是自然地形成了以张学良为中心的地方军阀集团。何柱国更进一步指出：“张学良也受到封建传统的影响，他统率东北军的思想基础是伦理上的忠孝，是绿林中的侠义。”“东北沦陷以后，东北军散处关内各省，他仍然是全军乃至流落在关内的东北人的领袖。”
东北军的地方主义色彩十分浓厚。在用人上，再以一〇五师为例，“因他们部落式的封建思想很深，所以自连长以上的官佐没有一个不是辽宁人”。在政治上，东北军的地方观念重于国家观念，集团利益总是被优先考虑。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制定的《“分期整理东北军计划大纲”的四项方针》中有两条即着眼于消除东北军的军阀性，其一，“纠正过去东北军封建观念，使逐渐变成国家武力，能担负国防上责任，以作为收复失地之先锋”;其二，“灌输各级军官之国家民族思想及服从中央拥护领袖之精神为主旨”。
齐锡生认为：“一个派系用强调个人关系和抑制上下级、同级人员之间关系所形成的低水平的结合，使它对困难具有很低的克服能力，特别是在改换首领之时这种脆弱性就暴露无遗。”东北军的军阀属性使其组织稳定性在先天上存在缺陷，国家意识和政治意识淡薄，其团体的组织和凝聚力更多地依靠乡土关系。这种旧式军队的稳定性十分脆弱，因而极易在失去领袖和外力压迫下发生蜕变。
东北军的蜕变使得南京政府在筹划抗战方略时少了一支地方势力的牵制，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