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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知识分子的敌意在凝聚

知识分子需要的是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

陶斯亮在2015年《炎黄春秋》杂志第6期以《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往事》讲了她做统战工作面对的人和事,特别讲了她与方励之、金观涛夫妇的交集。通过她与方励之、金观涛夫妇的交集可以看到,她对知识分子是热心的,也是真诚地想通过统战的方式与知识分子交心、交朋友。她对知识分子是温和的,热情友好的。是一个“能将不那么美好的事情想像得特别美好的人。”一句话,她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公认的好人。

陶斯亮是有良知的人,也是希望党好的人,党好,就要对知识分子好。对知识分子好,是衡量党是否有良心,也是执政党成功执政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就是要把那些知识分子拉进党的身边中来,为党做事,为党服务。通过为党做事,为党服务,达到为社会做事,为社会服务的目的。陶斯亮的想法是好的,她做方励之、金观涛夫妇等人的工作的目的,就是想证明党的统战工作的宽容与包容。结果却是方励之到美国、金观涛夫妇到香港。也就是说,她这样一个好人,做的统战工作也并没有取得最佳的效果。

她有点无可奈何地说:“事实证明,我们内部一些人对方励之的‘不接触’政策未见得好,而对金观涛以诚以礼相待也未见得不好。很显然,背离国家民族的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愿意为国家服务的是绝大多数,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向他们释放的是什么信号。”释放什么样的信号才能让知识分子具有向心力与凝聚力呢?她并没有给出答案,她也没有答案。那些长期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人,能有什么更好的答案吗?统战向知识分子施以恩惠,显然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都是具有尊严的人。何况经历过反右与文革的知识分子,都领教了统战的厉害。

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统战政策没有遇到互联网,统战的工作还能做下去,还能取得成效,那么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对知识分子的统战政策还能进行下去吗?她自己也有这个疑问:“在一个新媒体、自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全球几乎互联互通,如果仍习惯于当‘驼鸟’,那么我们终将被迫吞下自酿的苦酒。眼前的事实是,中国精英阶层已彻底分裂,很多人在意识形态上与我们决裂,甚至爱国主义这面大旗也难以聚拢他们了。”在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一统江湖已经成为过去时,已经没有现在时,更没有将来时。各种民间意识形态在互联网都占据了一定的空间。网络意见领袖、网络大V已经成为解构官方意识形态的主体,官方意识形态正在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权威主义、左派、右派、新右派、新左派等都在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就是爱国主义,也只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

互联网自由,给人们重新选择价值观提供了广泛的空间。伯林说,你供奉一个神,就得放弃其它的神。供用伯林的话语逻辑推导著说,选择了自由主义,就得放弃其它主义,比如,选择了民族主义,就得放弃自由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爱国,如果爱国是指爱国土、爱人民、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话,这样的爱国主义,还是能够聚拢知识分子的。但如果把爱国与爱党爱政府爱意识形态的主义联系在一起,那还真难把知识分子聚拢在一起。

她话锋一转又说:“即便这样,我们党仍应以最真诚的包容心,最高明的政治智慧,去冷静观察,沉着判断,保持信息畅通,建立各种层面和形式的对话渠道,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因为统战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既然是政治工作,就要讲战略战术,要讲方针政策”。对知识分子讲战略战术,显然是不合适的,那将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阴谋,等同于引蛇出洞,尽管陶斯亮本人没有这个意思,可知识分子不可能不这样想。

知识分子需要的是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是宪法35条里的言论自由落到实处。知识分子就想说个理,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学术自由,知识分子就没有地方说理。谁破坏了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谁就没有办法聚拢知识分子。谁破坏了言论自由,谁就成为知识分子的敌人。知识分子的敌意不会在爱国的方面凝聚,只会在破坏宪法言论自由的地方凝聚。问题的关键在于,宪法35条的言论自由条款经常以莫名其妙的方式被破坏,所以才招致了知识分子的憎恨与不满。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东方日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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