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永信被调查，如果他真有“作风问题”，那么少林寺这块儿“唐僧肉”归谁管?
释永信之后，谁来接管少林寺呢?
1982年的电影《少林寺》里，僧值劝方丈，不要再给灾民施粥了，庙产养不起了，方丈以“济世安贫，这乃是我佛家的本分”打发了他。由此可见，佛门不能没有钱。
寺庙经济这个香饽饽背后，政府各职能部门利益关系复杂。由于历史原因，寺庙归属较复杂，分属于园林、文管、旅游等多个部门，有些寺庙的归属权存在重叠现象。比如，昆明岩泉寺既归宗教局管，又在旅游部门的管辖之内，但主权归金星村委会所有。民族宗教局只负责管理登记注册的宗教教职人员。而一旦宗教教职人员有违规行为，旅游部门却又没有管辖权。
寺庙背后不同的利益方，凭借不同的资源条件创新赚钱方式，各不相让。旅游局可以凭借划设景区，设立门票点赚门票收入;文物局则可以利用寺庙的文物属性，把管辖范围内的寺庙房屋出租赚取租金收入;园林及城建也能分一杯羹，比如，云南丽江市玉峰寺被纳入旅游景点后，除大雄宝殿里的5、6个僧人由民族和宗教事务局管理外，其余部门由园林所及城建局下属企业统一经营，收取门票。
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一些宗教圣地名胜景区甚至被打包上市。1997年10月21日，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
2000年，出现了寺庙被社会资本承包的苗头。浙江省乐清市石帆镇岩宕村5名村干部，擅自将寺庙承包给了私人，虽然遭到处分，但这种模式却被各地普遍采用。
市场漩涡中的乱象
信徒和香客是寺庙的衣食父母，政府掐住了门票入口后，寺庙只能变相开创营收方式。开卖佛门商品，比如香火、佛教用品、佛教文化品;提供佛门服务，比如功德簿、抽签、解签、水陆道场、敲钟、祈愿、开光;还有信徒捐赠。
少林寺凭借品牌影响力找到了发展连锁寺庙的路径，打破了寺庙属地管理的限制。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撮合下，少林寺先后托管了河南濮阳清丰普照寺、江苏徐州艾山铁佛寺、湖北大冶法华寺、天津蓟县北少林寺、三门峡熊耳山宝相寺和焦作月山寺等寺庙，并进行相关佛教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国家民族和宗教事务局对少林寺这种方式给予认可，这也算是佛教界的一种运营创新。
在各路资本参与下，一些社会上常用的商业手段被嫁接到寺庙，引起人们的反感。特别是2005年起，各地寺庙开始采取拍卖的方式，由出价高者烧头香，引起社会争议。更过分的是，2011年7月，北京佳士凯拍卖公司竟然叫拍杭州法华寺冠名权，后被主管部门紧急叫停。
2012年，国家部委主管部门已经意识到寺庙经济负面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着手整顿。当年10月22日，国家民族和宗教事务局、中央统战部联合发布《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宗发[2012]41号)》，其中规定：“严禁党政部门参与，支持企业和个人投资经营或承包经营寺观，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寺观搞‘股份制’、‘中外合资’、‘租赁承包’、‘分红提成’等。”
与此同时，佛教界也自发行动起来，挽救佛教的声誉。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抗争，争取佛教去门票化、去旅游化、去文物化、去娱乐化。
2011年3月，厦门南普陀寺宣布取消门票，鼓舞了佛教界。2013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一些宗教界政协委员对“名山被上市”、“寺庙被承包”、“僧尼被假冒”等现象进行了批判。当年5月，湖南佛教界29所寺庙住持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长沙麓山寺主持圣辉法师组织下，共同发愿取消寺庙门票，对抗商业化。此后，全国4,000多家寺庙响应湖南佛教界，约占全国寺庙总数的12%，通过网络宣布不收门票。
延续到2014年，寺庙去门票化趋势愈演愈烈，云南大理鸡捉山和昆明盘龙寺为了对抗商业化，不惜采用闭寺这种极端方式，最终迫使当地政府让步。政府主管部门也似乎意识到了问题，当年9月17日，国家宗教局退出国务院假日办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佛教界期盼的寺院去门票化将由此进入倒计时。
2013年起，一种新的寺庙经济模式出现。资本在“养老产业”名义下，利用金融资本手段切入寺庙运作，通过灵骨塔、莲花位和阴地赚钱。
对于这种金融手段，作为主管部门的国家民族和宗教事务局态度模棱两可，“关于寺庙存放骨灰问题没有全国性的统一规范。但寺庙存放骨灰在福建比较普遍，因此省内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出台了有关管理规定。”
日前传出消息，少林寺曾在方丈释永信卧室里发现多个摄像头，其中一个正对其床头。抱着最大的善意推想，是有人十分关心佛门清净，担心方丈私下有没有犯淫邪和饮酒等戒。只要找出问题，这位背地里观察释永信一举一动的人就会借机上位。假以时日，问题会有答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