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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第一直男王安石变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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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政争的悲剧之发生,就由于王安石个性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朋友对王安石的反对,只增强了他贯彻他那政策的决心。有人告诉我们,说个性坚强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是却需要予以精确地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性是用去做什么事。王安石很可能还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一个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做那种美德了。——林语堂《苏东坡传》第八章拗相公。

大宋皇佑六年(1054),一个头戴斗笠,长袍半新不旧,似乎好久没有洗浣,脚上穿着草鞋,颇有点与众不同的人出现在京城,他就是王安石。因为其在浙江县令任上做出出色政绩,在在欧阳修、曾巩等人的大力推荐下,王安石被调入京城做了群牧司的一名判官。

王安石因极为固执,被戏称为“拗相公”。图为王安石像

他上任不久,恰逢阳春三月,群牧司按常例要举行牡丹宴。此时群牧司的长官是大名鼎鼎的包拯,他向手下的官员一一进酒。由于包拯在朝廷里甚有威望。这些官员开怀畅饮,以表示情密之情。就连不胜酒力的司马光都喝了几杯,王安石却死活不举杯。包拯扔下酒娄,很是不高兴,丢了一句,真是拗的可以啊。

王安石的“拗”还表现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上,他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看书时随手抓到什么吃什么。有一次仁宗设宴,王安石面不改色吃掉了茶几上一盘鱼食。政敌攻击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其情也哉!”但王安石依然我行我素,每天不洗头、不剃须,身上很臭地来上朝,还整天死着一张脸。

有谚语云:不撞南墙不回头,王安石则大不同,他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他想干的事,无论反对者势力如何大,也会坚持下去;他不想干的事,即使众人都说可以做,他也不做。在小说《警世通言》中这样描述他“因他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这种一条路走到死的精神,大概可以被称为古代第一直男了。

这样的王安石具有高尚的人格,他正直,不贪色、不爱财,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不愿坐轿的宰相,又是唯一拒奢华、拒纳妾的宰相,还是惟一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如果他不是大宋宰相,或许他会如同海瑞一样,被供在朝堂之上成为众官表率。然而他是大宋宰相,还是大宋开国百年来的积弊终于到了不得不改之时,这个缺点所造成的影响就无法挽回了。

王安石看到了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导致政府出现了严重财政危机,锐意变法,以求“民不益赋而国用饶”。他的理念和出发点都是好的且是对的,但实行起来却步履维艰,旧势力要阻挠,新势力也要从改革中牟利。他的“拗”让其不畏阻挠,信念坚定的一以贯之,这就是他那著名的“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然而变法开始后,王安石性格里的“拗”劲,发展成一种实践理想的狂热,让他看不到政策执行中的问题。

王安石变法之初,即遭到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人的反对,司马光曾写过一封长达3千字的长信《与(王)介甫书》,列举新法实施过程中的四项弊端。实事求是的讲,司马光等人反对的并不是变法本身,而是王安石急功近利的改革方式。司马光等人认为改革必须循序渐进,稳妥进行。但是回应他的是一封简短的的《答司马谏议书》,这封回信的文学价值很高,然而王安石在这封信里将司马光言辞恳切的谏言打上“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的罪名,痛批其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

正是这种天上地下,唯我正确的的态度使得王安石对异议人士进行大清洗,仅从熙宁元年至四年就罢免了19位台谏,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的同时也失去中高层的支持,而这种党同伐异的路线只能收获反对派的仇恨,北宋党争自此拉开帷幕,开始了亡宋的大戏。这当然是后话,王安石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无人可用,所以要是口头拥护新法,并坚决推行新法的官员,不管其人品、节操如何,即给予重用。而这些人恰恰多为投机分子,并非真心改革,司马光在长信中告诫过王安石“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

王安石的变法无论被后世捧得多高——梁启超与胡适之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在当时都无法根除弊病,而他那被毛泽东所欣赏的“坚持自己的见解”更是让变法失去调整的空间,再加只用同党,使得变法彻底失控,最终激起民怨沸腾。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一位看门小吏郑侠冒死进献《流民图》给神宗,这就是“宋朝第一忠谏”。次日,神宗便宣布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而王安石也彻底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在听到最受好评的募役法也停止推行后,他拂衣悲喊:“亦罢至此乎?”最后抑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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