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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中共四次政治危机及爆发周期

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吴国光,在1999年第4期《当代中国研究》刊文《试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危机周期》披露,自1949年以来,中共出现过四次政治危机。第一次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1959年的庐山会议;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第三次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相继去世,四人帮被捕,华国锋被架空,邓小平等在文革中被逐的领导人返回权力核心;第四次政治危机是六四事件。在过去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发生了四次严重危机;而它们的出现在时间间隔上则呈现出了相当规律的周期特点,大体上每隔十年左右发生一次。从1949年到1959年,间隔约十年;再到1967年,间隔约八年;再到1976年,间隔约九年;从1978年到1989年,这次间隔约十一年。

回顾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经历,人们不难发现,在中国政治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周期性的危机现象。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政以来的半个世纪中,中国政治总是周期性地出现动荡,形成周期性的危机。虽然这种危机周期迄今为止是在中共政权总体保持稳定的状态下呈现出来的,但是它对这一政权的性质、政策、运作方式和社会效果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以至对这种稳定本身也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挑战。事实上,随着中共政权越来越丧失其政治合法性,这种周期性的动荡和危机,已经越来越具有政体改变(regime change)的含义,至少也可被视为构成这种改变的政治契机。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变迁,不应该忽略这种以政治危机为内涵的周期性现象。

本文正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周期性危机现象的一个初步探讨。在以下的讨论中,将主要探讨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定义和判断中国政治中的周期性危机现象?第二,过去五十年中共政治中出现周期性危机现象的成因是什么?第三,这种周期性危机及其成因是否依然存在于改革开放二十年之后的今天的中国政治?换言之,改革开放有没有改变这种政治危机重复出现的周期性现象?

一、规则与权威的危机及暴力合法化:

周期性的四次政治危机

讨论中国的周期性政治危机,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危机?在什么意义上,这种政治危机形成了周期性现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具体的标准,据以判断和划分中国的政治危机周期。

简单地说,本文以下列三项指标来观察和定义所谓的政治危机。

第一,迅速地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失序,政治生活的一般规则(rules)和现行制度(institutions)大部分被突然打破。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所谓的“政治规则的危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制度”,是根据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概念,即将之定义为人们相互之间互动的规则(North1990;Thelen&Steinmo1992)。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生活总是被组织为一定的“制度”、遵循其规则的。因此,规则一旦失效,政治活动必然失序,政治危机就无可避免。

第二,在较短的时间内,相当部分的高层政治领导人被以非制度化的方式更动和替换,政治权威的来源出现短暂的不确定性。这一点不妨称之为“政治权威的危机”。诚如韦伯所指出的,权威是政治生活的焦点之一(Bendix1960/77)。因此,政治权威的危机是一种根本的政治危机。

第三,在这样的变更过程和失序状态中,出现了相当大范围和程度的政治暴力(violence),这种政治暴力的使用甚至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合法性。这就是“政治暴力的合法化”。国家(the state)在组织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垄断了暴力的合法使用(Weber1947)。因此,一旦暴力大范围出现,甚至被合法化,必然意味着国家的政治危机。

因此,本文认为,在上述三项指标或其中的大部份指标同时出现的时候,就是发生了政治危机。由于规则的松弛和暴力的出现,政治危机因此必然体现为治理(governing)的危机,一般都伴随有很大程度的社会动荡;由于领导人的更替和制度的破坏,政府的主要产品之一即政策,也必然发生具有某种戏剧性的转折。所以,“社会动荡”和“政策变迁”,也往往可以成为观测政治危机的重要依据。

进一步看,当这样的政治危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一定节奏而呈现重复出现的状态时,就形成了所谓的政治危机的周期。根据上述三项指标,我们发现,自1949年以来,这样的政治危机一共出现了四次。

中共1949年建政,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动荡和政治纷争,建立了新的政治规则和政治权威,也结束了主要以战争形式体现的大规模暴力行为。但是,到1959年前后,情况出现了重要的变化。首先,以1957年的“反右”运动为前声,一方面,共产党的领导权威在建政之后第一次受到来自党外人士如章乃器、罗隆基等的质疑;另一方面,毛泽东所谓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重新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心之一。接着,以1959年的庐山会议为标志,一方面,在共产党内,毛泽东感受到自己的政治权威受到来自党内领导人如彭德怀、张闻天等的挑战;另一方面,毛则采取粗暴的手段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并以非制度化的方式大批更换高层领导人(李锐1989)。总的来说,这次政治危机没有导致多大程度的社会动荡,但是却同时具备了“政治规则的危机”、“政治权威的危机”和“政治暴力的合法化”等三项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中共建政之后发生的第一次政治危机。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发生了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二次政治危机。本文倾向于把这次危机的时间确定在1967年前后。一般说来,初期文革是在毛泽东的权威掌控和强力动员下发生的。而在这种大规模动员逐渐完成以后,当文革进入比较纵深的阶段时,政治危机所具有的前述三个特征就明显地显现出来了。在规则危机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当然包括政治秩序的大混乱(White1989);在权威危机方面,我们看到除了毛泽东和名义上的所谓党中央以及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以外,各级政治权威机构都在被夺权之列,而位列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大批政治领袖被以非制度化的方式批判和清洗(例见:Dittmer1974);至于政治暴力的合法化,可以说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而遍及社会政治活动的各个层面(White1989;徐贲1997),从学生打老师到大规模武斗(王友琴1996a;王友琴1996b;Hinton1972;唐少杰1996)。渡过了从1966年至1968年大约三年左右的高峰之后,文革虽按照官方的说法仍在进行,但实际上已经转入比较平稳的阶段(刘国凯1997)。虽然中国的社会政治依然持续经历着所谓的“十年动乱”,但此后的发展却已具备相当不同的性质(Robinson1971;刘国凯1997)。以革命委员会的普遍成立(1968年9月)和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1969年4月)为标志,政治权威得到重建,新的政治秩序逐渐浮现,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和社会动荡告一段落。

当代中国第三次政治危机的出现,是在1976年到1978年间。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相继去世,毛的遗孀江青及其他三人被捕,接着是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被实际架空,邓小平等在文革中被逐的领导人返回权力核心,构成了一系列有关政治权威的危机及重建。同时,随着新的领导集团的确立,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重新提出和所谓工作着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变,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提出,一系列旧有的政治规则遇到了危机,而新的领导集团引进了一整套新的政治规则。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性暴力合法化行为,因此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但是,一方面,使用武装暴力手段逮捕高级领导人以解决高层权力、路线之争的行为(即“粉碎四人帮”),首次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上出现,可以认为是暴力合法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民众自发的政治抗议活动,作为社会失序和社会动荡的一种新形式,也在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出现了。

1989年的又一次天安门事件,构成了当代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政治危机。在北京历时约五十天的街头抗议运动中,由政府主导的传统政治秩序基本解体,民众要求民主、自由和政治改革的声音压倒一切(Han1990);事件直接促发和导致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非制度化更迭,一批政治精英在“六四”后遭到撤职;最后,政府甚至出动武装部队抵制和平抗议,所谓政治暴力的合法化因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六四”事件都表现了中国政治的严重危机。

综上所述,在过去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发生了四次严重危机;而它们的出现在时间间隔上则呈现出了相当规律的周期特点,大体上每隔十年左右发生一次。从1949年到1959年,间隔约十年;再到1967年,间隔约八年;再到1976年,间隔约九年;从1978年到1989年,这次间隔约十一年。考虑到偶发事件在引发类似政治危机中的重要作用(吴国光1997:125),则这种时间节奏应该说是相当整齐的了。

二、合法性、政治竞争及国家─社会冲突:

探讨政治危机周期的成因

现在,本文转而探讨:为什么中国会出现上述特点的政治危机?为什么这种政治危机又是周期性地出现?

我们知道,在中共统治下,中国政治制度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程度相当低,政治权威的来源也模糊不清。根据韦伯的分类,政治权威不外乎三种类型:一是所谓的传统型,比如父死子继,依赖人们传统上形成的认受来实现其合法性(legitimacy);一是所谓的“魅力”型(charisma),即依赖某种特殊性格而形成其广泛的认受性[1];又一是所谓的“理性”型,比如民主制度,就是诉诸人们的理性而建立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Weber1978:215)。一般地说,毛泽东的权威即具有“charisma”的特点。这种类型的权威,横向来说比较难以与日常化(routinized)的运作相兼容,纵向来说则是难以传递和承继的,因此往往制度化程度很低,其认受性完全依赖于领袖的“英明天纵”。一旦这种“英明”的神话在政治生活中被证明错误的时候,其权威自然发生危机。这就是1959年前后以庐山会议为标志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而当权力继承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政治权威同样也会发生危机。这就是第二次和第三次政治危机的基本原因之一,同样也在第四次政治危机的背后发生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政治权威的危机和政治规则的危机,都是合法性的危机,也是制度化的危机。

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进一步说,当政治权威不能制度化地产生的时候,或者说,当政治的运行规则不足以产生合法的政治权威的时候,政治竞争及其无序化必然加剧。这些竞争或冲突可以导致体制内不同政治集团相互斗争的形式出现,也会反映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直至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为在社会层面出现政治利益竞争(Schattschneider1983)。在规则不健全、权威不足、又缺乏约束力的状态下,竞争或冲突趋向恶质化,往往引发社会动荡,最终导致暴力行为泛滥。反过来,暴力往往成为最后解决社会冲突、结束政治竞争的主要手段,新的合法性在暴力基础上产生(Dillon1994)。这就强化了暴力在政治行为中的合法性。

在中国过去五十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伴随着竞争的加剧,政治暴力使用的范围或程度不断升级,而暴力的政治合法性也不断升级。从1959年庐山会议上很小范围和很小规模的肢体暴力,发展到1989年公然以武装部队抵制和平请愿的民众,正是没有规则的政治竞争不断加剧并持续恶质化的结果。进一步说,如果政治的冲突是以暴力来做结论,则每当暴力稍微减弱的时候,类似的冲突会再次出现,而新一轮的冲突也就引来更大规模的暴力。这就形成了政治生活中以暴力压制竞争和由冲突引发暴力的循环周期。

在这样的政治危机周期背后,还隐藏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国家在治理上的失策、错误、无能与腐败,社会利益不能得到一定的表达,社会矛盾的激化,都是政治危机的深层原因。在危机中如果没有通过重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解决矛盾,则这种矛盾虽然可以在危机过程中通过一定程度的爆发而宣泄和减缓,但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之后,则必定再次激化乃至爆发,从而呈现一定的周期性。

在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制度下,国家完全渗透社会、完全掌控社会(Friedrichand Brzezinski1956),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往往采取所谓“制度内”方式表现和爆发,社会要求的表达是通过一些政治领导人对于社会矛盾的体认而形成;而国家对于这种要求的压制,则往往伴随着对这部分领导人的撤职。毛泽东对彭德怀等人的举措,就是典型的例子。从极权主义到权威主义的变化,使社会因素逐渐显现(Linz1975),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就越来越直接地反映到政治生活中来了。在邓小平的改革政策下,中国的政治制度正在逐渐权威主义化(吴国光1994),采取社会抗议方式而呈现的政治危机,正象1989年“六四”事件所表现的那样,就越来越占据中心舞台了。

政治合法性危机、政治竞争的无序及国家──社会矛盾的加剧,还不足以解释政治危机周期的一定节奏。这里,我们必须引入Hirschman有关动员(mobilization)与反动员(demobilization)交互起伏的周期理论。根据这位经济学家的观察,在人们的生活中,总是存在着参与公众活动与专注私人空间、入世(vitaactiva)与出世(vitacontemplativa)、失望和希望之间的交互循环(Hirschman1982)。在前一种状态下,人们积极参与政治,以集体行动的社会抗议来表达不满(voice),乃至促发社会变革;而在后一种状态下,人们退回到私人生活,专注个人利益,以与社会保持距离和寻求个人“出路”(exit)的方式来表示对政治生活的不满(Hirschman1982;Hirschman1970)。在民主制度下,社会运动因此也呈现波浪状态,周期性地出现(Tarrow1989)。而在非民主制度下,由于社会抗议与当局暴力之间的互动,我们还可以增加“宽松与镇压”一项循环变量,来解释为什么社会抗议以及与此密切联系的政治危机会周期性地出现。

上述四项,并不是中国政治危机周期的全部原因,但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政治原因。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不同的原因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此外,还要强调,经济发展本身的周期性以及它对于政治的作用(Velentine& Ellis1991;Belongia& Garfinkel1992;Bergstrom& Vredin1994),它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下的发展规律和社会后果(Simonovits1992),对中国当代的政治危机周期应该也具有重大的作用。不过,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的研究还主要是集中在政治层面。至于从政治经济学层面对中国当代政治危机周期的研究,则有待于将来的努力。

三、跳出周期,还是走向新的危机?

讨论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那么,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政治是否已经走出了这种危机周期呢?如果这个问题因为1989年的危机而显然得到否定的答案的话,那么,不妨更准确一些地来提问:在1989年“六四”这次重大政治危机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相当深刻的变化,高层权力的交接也相当平和地从革命家一辈手中转移到了“技术官僚”手中,这是不是就表明,中国政治的运作已经出现了某种新机制,从而跳出了上述危机周期的循环特征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检视那些造成政治危机周期的深刻成因是否已经被改变。无疑,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在二十年的改革中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政治层面的变化也不可忽略。但是,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依然脆弱;有规则的、公开的政治竞争,即使是在共产党内和在由共产党高度控制的国家的不同机构之间,也依然被严格禁止(例见,Brien1990),更不要说在共产党和其他政治组织之间;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仍然是高度权威主义的(Wu1998)。在这个意义上,似乎还很难说已经找到了可能消除危机的道路。在其他导致危机的政治经济因素持续发酵的背景下,一旦动员和反动员的周期发展到一定阶段,危机就可能再次爆发。研究表明,在社会心理再次进入“动员”的高潮的时候,甚至政治的高压手段也难以有效地控制社会抗议(Tarrow1989;Tarrow1994)。在目前这个时刻,在对于中国政治的判断中,有什么根据可以说,中国民众的动员已经度过了周期率的高峰阶段,而不仅仅是在一个从低度动员向高度动员的周期中回升呢?

在相当极端的情况下,抗议和危机的周期可以引发革命(Tarrow1994:25);反过来,也可以说,这种周期一般也并不引发激烈的制度变革。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它会导向何种后果,这尚未被研究清楚(Tarrow1994)。如何认识和驾驭政治危机及其周期,看来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有趣的是,作为政治专制者的毛泽东,曾经体认到政治周期的某些规律,而主动地寻求自上而下地、有控制地“动员”民众,“七、八年又来一次”(毛泽东1966)地发动政治运动以转移和宣泄社会矛盾。这与当代中国政治周期性危机的爆发,究竟有什么联系,本文也还没有来得及探讨。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认识到了民主政治与政治周期之间的密切关联。1942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的那段广为人知的谈话中,毛泽东曾经说过,跳出“其兴也忽,其衰也忽”的周期率的“新路”是民主。民主制度本身已经包含了有关政治周期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周期制度化的(Schumpeter1942/1975;Huntington1991)。无疑,民主的政治制度可以解决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缓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将政治竞争制度化(Dahl1971;Dahl1989),因而也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周期非危机化。能不能在中国适时地启动民主化进程,可能就是回答“能否走出政治危机周期”这一问题的根本条件。

此外,民主化过程本身,也是与政治周期性现象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在历史上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周期性现象(Huntington1991);另一方面,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的崩溃,以波兰甚至整个东欧为例来说,也都是政治危机周期发展的结果(Tarrow1994:167)。在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社会条件的情况下,是否有新的因素可以影响中国政治危机周期的发展,从而推动政治危机走向制度变迁,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在当代中国政治中,存在着一个相当规律的危机周期。所谓危机,往往同时表现为政治权威的危机、政治规则的危机和暴力在政治生活中的合法化,从而往往导致相当大范围的精英替代(Pareto1935)或曰领导人更替,以及相当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样的危机,在过去五十年的历史中,以大体上每十年一次的节奏和间隔呈周期性地出现;并在周期中有发展,即危机的程度愈来愈深,社会卷入的因素愈来愈增加。大体上,政治权威缺少认受性,没有公开、公正的政治竞争机制,国家和社会处于比较对立的状态,是构成这种政治危机的主要政治原因;而民众的动员与反动员周期,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之强化与削弱的周期,以及所谓的“政治──经济周期”(political──businesscycles),则可能是这种危机不断反复出现而呈周期性现象的基本原因。

1978年以来的改革,尚未从根本上消除构成危机的政治原因,同时却有将动员、控制、经济等周期明朗化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不经过以后比较长时期的一段历史发展的验证,很难有根据断言,今天的中国已经跳出了上述的危机周期。如果这种危机周期仍然存在的话,那么,如何将它的发展、到来和出现与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战略选择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了。

【注释】

[1]Legitimacy这一概念,大陆译为“合法性”,海外译为“认受性”,本文博采之,在行文中视上下文而分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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