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时期共军上将张爱萍在中共第一、二代领导人眼中是个“好犯上”“惹不起”的人物，张爱萍儿子则称父亲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为何得到如此评价?”张爱萍与这些领导人之间有什么恩怨?张胜所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这部回忆著作饱含深情地记录了张爱萍的传奇人生，也以一种较新的视角揭示出中共前高层人物。
1985年6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邓小平同李先念、徐向前、张爱萍在一起
作者张胜是张爱萍次子，上世纪80年代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在上级决定擢升其为作战部副部长兼战役局局长、战略研究室主任之际，离开军队下海民间。
近日《领导者》杂志25期刊登自由撰稿人沈大民的《读后》一文，讲述了这位“浑身是刺”的将军与邓小平、赵紫阳等人的冲突。
文中沈透露出自己通阅《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下文简称：《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对史实的期待，笔间也不乏渗透出对作者张胜在文中言蔽间的体谅之情。沈以大量笔墨描述主人公国共内战共军上将张爱萍在中共高层眼中形象。
《两代军人的对话》中记录的既是父亲与儿子的对话，也是老一代上将与新一代大校的对话。张胜在书中讲到张爱萍在许多历史关头的出色表现，“过五关，斩六将”也有避“走麦城”。讲到老一代领导者在战役决策上的分歧及其所造成的后果，也谈到张爱萍与众多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将领们的关系和矛盾纠葛。
张爱萍顶撞国务院总理赵紫阳
这位“浑身是刺”的将军张爱萍，曾与赵紫阳有过正面分歧。书中记载，二人交汇点是在他们分别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1981年。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赵紫阳和张爱萍有以下对话(摘录)：
赵：最后一个议题，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的问题。这件事已经讨论了好几次了，法国的总理也来了，是不是今天就定下来。
张：秦山(秦山核电站)怎么办?
赵：喔，爱萍同志有什么具体意见吗?
张：我的意见是秦山要尽快上马。
赵：对秦山上还是不上，各个部门的意见不是不统一吗?
张：上秦山，能够带动整个核工业的转型，可以振奋精神，鼓舞士气。我还是坚持这个意见，请紫阳同志考虑。再补充一点，也是主要的，如果全套引进，我们自己也供应不上核燃料。
赵：你们不是报告过核燃料过剩了吗?
张：那是高浓铀，用于原子弹的，过剩了;我现在指的是低浓铀!核电需要的是低浓铀!!燃料供不上，就要向人家买，这就必然受制于人。
赵：这件事都议过几次了，临到要做决定了，又是意见一大堆。这样搞，工作还怎么干嘛!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以后讨论重大问题时，不要老是请假。
张：凡和我有关的会，我都是参加了。(会场上另外有人拍了桌子：上次研究你就没有参加嘛!)
张：你那个议程上有吗?事先不通知，不打招呼，这样大的事，临时动议。你们几个说了，就能算吗?!(也拍了桌子)
(长时间的沉默。)
赵：就这样决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
张：总理，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那我从此就再不说话了!
半年后，国务院机构改革，原有13名副总理，保留了万里、姚依林2人，余秋里、耿飚、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女)、薄一波、姬鹏飞、黄华9人改任国务委员，只有杨静仁、张爱萍2人不再担任国务委员。
张爱萍事先毫不知情。张胜对父亲说：“肯定和那次核电站的争执有关，恨上你了!”又过了半年，张爱萍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他作为军方代表，再次顶撞国务院总理。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四(电子)、六(船舶)机部之后，将二(核)、三(航空)、五(兵器)、七(航天)4个工业部由国务院直接领导。
张爱萍说：“紫阳同志，这个手，我举不起来。涉及到军队的事情，国务院单方面决定是不妥当的。”赵紫阳说：“也好，我们这次会议先不做决定，就请爱萍同志把这个方案带到军委去吧。”军委召开的会议炸锅了。“事情反映到了最高层，稳一稳也好，那就先缓一步吧，邓小平说，分两步走吧，核工业部和航天部暂时不动，其他两个部，兵器和航空先划拉过去。”最后，还是张爱萍向赵紫阳表示：“虽邓主席提出‘除二、七机部外’”，也可不必照办。赵紫阳12月27日批示：“同意爱萍同志所批各点。”包括把二、七机部也一并划过去。
张爱萍：不是邓小平的追随者“这是对我的侮辱”
张胜在《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写道：父亲在总参主管我军编制长达10年，他搞编制的主导思想是“作战决定编制”。他说：“不先研究透战争，不对未来打什么仗、和谁打、怎么打，有个基本的思路，就谈整编，谈精简，谈编制，谈装备，那是天方夜谭!”“一上来就喊，给我减掉100万。为什么?减谁?为什么不是120万，也不是80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平摊。”张爱萍这是在批评谁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批评邓小平瞎指挥。难怪邓说他“惹不起”。
张爱萍与邓小平的关系颇有意思。两个人是四川老乡，历史上交集不多。1975年邓小平复出起用了张爱萍，被外界称为邓小平四大金刚之一，然而张爱萍并不认同，书中专门提到张爱萍的话：“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成为邓小平派是“侮辱”，其中有对邓小平极大不敬的成分。
张爱萍确实不是邓小平的追随者，很多方面是对着干的。
张爱萍反对一切向钱看的改革，认为“一切向钱看不是共产党人应该搞的改革”。他提出“不要以为什么都是商品。市场经济也不是唯一的，国防、环境、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就不是市场说了算的嘛!”张爱萍说“我不反对改革，我说的是改革步子大小的问题。”、“弯子太大、太猛了，多少年都捋不顺。掉下来，再赶就难了。”
张爱萍反对军队搞生产的态度不仅见于张胜的文章，而且后来担任国防部长迟浩田在回忆文章《为人顶天立豪气逐风云》中做了肯定。
文章说，他多次公开反对党政军办公司，认为“军队一旦向钱看了，军队的光荣就完全玷污了，解放军就再也不是人民军队了。这根本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个立场问题。”他在1985年3月14日给国防科工委党委写信严厉指出：“有些人要去搞企业、公司经商，就让他们离开军队或政府去搞好了!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尤其是国防科工委机关，不去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而热衷于赚钱，实在可悲!”、“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
文章还强调张爱萍在一次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可惜的是军委不仅没有接受意见，反而公开下文件鼓励。
两年之后，张爱萍退居二线，除了发发牢骚以外，更无法影响政策了。而高级将领公开提出反对军队搞生产经营的是1993年时任第三十九军军长的罗有礼少将，比张爱萍晚了八年。多年后张爱萍说：“允许军队经商，是中央政府严重的失职!”这里面暗含对当时主政军委和倡导军队生产领导层的批评和责任追溯。
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篇末还记载了张爱萍对南街村的看法，基本道出张爱萍的政治坚持。他提笔留言：“我不反对致富，但要勤劳致富，守法致富。对共产党员来说要老百姓富了自己再富。”、“共产党是先锋队组织，是少数。入了党，就要准备牺牲自己，一辈子为人民谋幸福，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中等偏下的水平线上。做不到，不愿意，没有这个信念和决心的，对不起，那就请你退出这个党。”此话与当时中央提倡的共产党员要先富起来然后带动群众致富的政策是多么的不合拍。这是典型的对邓小平推行改革的蔑视。
张爱萍晚年感慨地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对于社会中出来的贫富悬殊和各种不良风气，张爱萍说：“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这些话显然针对的是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也透露出对那个时代政策的不满。
张爱萍公开与邓小平决裂很可能是因为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提出惩治腐败及和平解决问题，他是传说中十上将联合上书者之一。他与曾经的恩人王震分道扬镳也因为此。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不能保持一致，说明张爱萍有政治坚持，而且表现出两个人的不一致性。
张胜：两代军人对审查弊端的分歧
“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是弘扬，还是微讽，是七分褒义、三分贬义，还是反过来，从张胜的字里行间中却找不到确切答案……
张胜说：“我相信父亲所受的苦难，并不是最骇人听闻的。肯定有人比父亲遭受的折磨更加残酷，肯定有比审讯父亲的这个专案组更加罪恶的审案组织。这种做法，在党的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依据，但它确实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
1974年，张胜在福建见到和父亲一起养病的罗瑞卿。书中写道，经过‘文革’非人的折磨，他昔日的光彩已荡然无存。张胜请教这位前公安部长：这种毫无人性的审查潜规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张胜在书中说：“我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这大概已经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哪个个人了……”
张胜还提到：“当我们和父亲谈到这种现象应该归于体制的弊端时，他说：‘什么体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问题!不要一出了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书中最后提到，弊端应当归咎于某些坏人、小人还是归咎于体制?这大概是两代军人“理念”上差异的集中体现。
张爱萍(1910-2003)，四川达县人，为已故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防部长、中顾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及国防科委主任。
文革中，张爱萍遭到批判并被关押五年。邓小平上台后张爱萍遂复出，对国防科技领域进行整顿。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再次被打倒。1980年拨乱反正后，张爱萍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2003年7月5日张爱萍于北京去世，享年93岁。
阿波罗网李雨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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