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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戈:中国军队的翻译变革

中国军事和国防科技领域依然保持着庞大的翻译队伍

按理说,学习先进文明、制度和技术均自翻译始,比如严复在晚清的例子,但上百年后,连马克思主义都被中国整个旧瓶新酒,玩得呼风唤雨,中国军事和国防科技领域依然保持着庞大的翻译队伍,就奇怪了。

好在长期翻译美军资料的这些人,早就对美军某些做事的方法艳羡不已。同时他们注意到,中国政府自从发了大财,军事领域野心勃发,几乎没有什么先进领域不敢砸钱,不敢展望赶英超美,加上网络战带回了大量西方科技成果,因而翻译量剧增,可各国防科研部门却依旧条块分割,重复劳动,最多时全国竟有不下20家单位在重复翻译美军某些重要报告,而且随意定密,阻碍共享,质量低下,缺乏规范。

于是,这些已退役的军队翻译们开始呼吁由机制相对灵活的民间相关专业机构(其实也就是已成立多年的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成立一个非营利的翻译外包公司,有需求的国家单位交纳年费后,共享该机构统一采集和翻译的外军军事和技术资料。

其实,该研究所多年来一直自行采集和翻译大量外军资料,很早就以年费的形式向国家决策和科研机构兜售,虽然业务收益不得而知,但至今仍在以非营利的做法搭建这样的平台,或许效益并不理想。

众所周知,中国军队和国防科研各大公司均有齐全的情报部/所/室建制,大一点的甚至下设专门的翻译队。知远的做法相当于以民营企业的形式复制一个综合情报所,分海、陆、空、天、网络5个翻译业务部,每部按语种设4个组和校对组。如果经费充足,月翻译量可从目前的约60万字增至100万字,从而一举满足全行业基本需求。

即使共享的资料库中只有20%与用户业务领域直接相关,与自行组织翻译相比,如果有10家用户,每年可为国家节约翻译费1300万元,28家可节约4500万,50家可节约8500万,100家则可节约17500万元。

然而,这一思路最大的问题在于:高层决策者绝不可能阅读如此巨量的外军资料,他们要的是各参谋和谘询部门提供的精炼、准确的决策参考,这不光是一个信息再加工过程,更是一个思想、观念、知识、经验、教训的高水平总结。达到这种参谋能力的人才,不要说中国有多少,只要有,难道他的外语(主要是英语)阅读能力却差到不能迅速读完外文原始资料?而这些翻译人员,除了会相对专业的语言转换,对外军情报为何又长期只能搬运,不能总结和思考?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情报机构长期充当机关干部和科研骨干配偶、子女的理想安置地,很多人连翻译也只能是低质量的应付,却不可能优胜劣汰。这一局面至今半个世纪有馀,而知远想做的不过是用一点外包、承包和股份制的思维,提高一点效率。

但是,尽管有这些单位购买服务日趋常态化(其实也正是因为本单位实在干不成事,经费恰好还充足)的春风,知远这一“在中国尚属首创”的举动仍然只能在“不影响各相关单位和机构现有体制机制的情况下”。

可想而知,他们服务的这些情报单位谁也不会因为这种效率的提高而裁员(除非被裁军30万的指标不幸砸到),更不会被解散,因为这个伟大的创新解决的才不过是翻译一道工序而已。那么,此举所称能节省的数千万经费也就只是翻译费,这些单位的人头费一分钱也不会省。

而且,知远自称的这个机构也完全以那些情报所为模板,每天能译2000字的译员需要22人,校对10人,外加9名管理和勤杂人员,人均年工资10万,加上其他费用共500万。这说起来只需28个用户即可养活,但他们显然不知道,体制外的新闻、学术乃至NGO等大量场合,一个每天只译2000字,每千字获酬120元的劳动力是多么地低效、无能和可笑,而有些几十万字的所谓外军资料,有能力的人其实三五天就能看完并摘译出要点,然后做出评价、分析,而且还常常发现徒有其表,并无价值。在市场培育和压力之下,这样的人才并不鲜见,只是他们没有头衔、军装和政委,不需要国家解决住房和子女入学。

在谈及国内定密过泛问题时,知远还只能引用美国里根时期某官员之语批评“过度保密90%属官僚主义”,其思想、信息之陈腐,可见一斑。

而这,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锐意进取,敢于脱离体制大胆创新的典范。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东方日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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