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5年4月23日王岐山会见福山之后，党媒报道，习近平在11月3日也“破格”接见了福山。但党媒一带而过，并未交代任何会谈内容。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在水一方”报道，党媒放风习近平和福山谈“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挑战”，但不提供细节，或为习近平形象公关的一种方式吧，也是间接展示他的政治眼光和远景。
11月4日，美籍日裔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挑战”的主题讲演，在全球政治发展史的框架下讨论了中美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并与几位中国政治学者展开了较为深入的交流。知名左派学者汪晖担任主持人，另外两位左派学者崔之元、潘维作为评议人出席。
香港党媒凤凰网报导，福山11月3日刚和习近平讨论了相关议题。
福山曾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因冷战结束前的1989年，他在《国家利益》上的论文《历史的终结？》而成名，在此文扩展而成的《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中，福山提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到来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此论点称为“历史终结论”。
在这次演讲中，评议人崔之元介绍了福山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他还透露，就在福山此次讲座的前一天（11月3日），福山还与习近平就相关议题进行了会谈。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属实，这种安排可谓相当罕见，是一个破格之举。而且，在会见福山的前一天，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中美“二轨”高层对话第五次会议的美方主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以及前国务卿舒尔茨、前财政部长鲁宾、前贸易代表希尔斯、前参议院军委会主席纳恩，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多尼伦等美方代表。福山或许也在其中，却得以在第二天被单独接见，也说明这项安排的不一般。
也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赶在五中与外访越南、新加坡并会见台湾总统马英九之间如此时间紧张时段破格接见福山，已经说明了相关议程的重要性。
在此之前的4月，王岐山就曾与福山会面，并在一些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上有所交流，并不乏一些交锋的细节。在谈到司法独立、执政党接受监督时，王岐山4月23日一方面承认执政党〝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一方面又表示〝司法独立〞在共产党中国行不通。
有猜测认为，福山所以会被引荐给习近平，可能是王岐山的推荐。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网络图片）
在讲座中，福山首先简要地概述了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建立的理论框架。他列举了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要素——国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问责制（Accountability），并且提出，理想的现代政治制度是要在这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国家意味着能够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而法治和问责制则构成了对于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制。
福山指出，中国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而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明确地提出了“法治”问题，但中国的“法治”在概念上不甚清晰。在福山看来，“法治”意味着法律的地位是高于政府的，即便是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来运作，而不能为所欲为。
福山提出，问责制在概念上要比民主更为宽泛，它不一定意味着代议制民主，而是意味着政府要对社会的公共利益负责。
福山声称，自由民主制度在理论上是能够达到上述三要素之间的平衡，其中最重要的是限权，因为，如果只有国家能力，而没有权力制衡的话，那就会演变成极少数人的专制暴政。但福山同时也表示，如果缺失了国家能力，也会演化成另一种灾难，就像在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发生的那样，无法维持政治秩序，甚至不能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
福山认为，在西方和中国形成了不同的历史传统。在西方形成的是高度形式化的、精密复杂的法律系统；而在中国，则更多地仰赖于贤明的官员，以实现良好的政治效果。
到了近代以后，东亚国家都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现代法治。但中国的法制建设滞后于日本。中国的法治制度，特别是民法制度，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才逐渐成型。但中共建政成立之后，又将另一套与此前相异的民法制度引入中国的政治系统。在“文革”期间，法律更是一度消失了。
福山认为，中国改革的一个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民法制度一直上升到宪法高度，以此来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限制。
在福山看来，如果说中国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推进法治化的话，那么美国政治改革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于，太多的法与过于低效的政府，造成了政治制度的衰退。福山依据中美的不同国情，提出了中美政治改革的不同方向：中国需要更多的法治，美国需要更为有效的政府权力。
而这两个方向都是统摄于他的基本理论框架之下，那就是国家、法治、问责制三个要素之间的平衡。
福山认为，政治系统的质量，不能只依据十到二十年的情况来判断的，需要更长的历史时段，才能检验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在他看来，美国的政治制度尚未出现跨代际的长期衰退，只要修复得当，仍然可以继续运转至少五十年。
关于历史终结论的问题，福山相信，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政治系统：既拥有非常强大的国家能力，同时这个国家又是可以受到法治和问责制的限制，在三个要素之间达成平衡。但是，福山提出，我们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达到这种平衡的政治秩序。福山表示，虽然他的论点可以被视作一种带有目的论色彩的线性历史观，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将会通向乌托邦，而只是一种良好而平衡的政治系统。
福山坦陈，他撰写《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从彼时到今日，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世界也以某种方式发生了改变，因此，他的思考也当然有所改变。我们要对世界的变化保持开放性，否则就无法做一名严肃的学者。
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