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在网上流传便引发渲染大波，江青两位机要秘书阎长贵与杨银禄认定是张玉凤说谎，而这又得到了毛远新的证实。然而本文作者薛开震在查阅资料后，判断张玉凤所说为真。本文摘自2010年第9期《炎黄春秋》，原题为《请勿轻易下结论——与阎长贵、杨银禄先生商榷》。
1993年12月24日晚，张玉凤应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邀请，作了一场即席演讲，回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亲身经历，这就是网传《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一文。图为张玉凤近照
几年前在网上看到《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一文，文中说：“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做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多年来，这则材料通过网络流传，但真伪难辨。近年来，在《炎黄春秋》上读到阎长贵先生的几篇佳作，受益匪浅；2009年又在8月21日的《生活文摘报》上看到向继东对阎长贵的访谈录《秘书眼里的江青》（原载《南方周末》），阎长贵说：“毛远新现住在南昌照顾98岁高龄的老母亲朱丹华，我曾给他打电话询问……”由此，我突发奇想：阎先生应当就上述历史传闻询问一下毛远新。由于与阎先生从未谋面，无法联系，11月18日我便给《炎黄春秋》编辑部写信，并附上给阎先生的信，请他们转交给阎先生。
2010年1月31日下午，阎长贵就此事电话询问了毛远新。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证据来！”之后，阎长贵、杨银禄又结合前几年与汪东兴女儿汪延群联系、询问的情况写了一篇文章《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发表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文中最后一句话是：“核实表明，这完全是一篇编造的谎言。”
然而，笔者查阅了有关书籍与网文，却认为此结论下得有些匆忙、草率、不严谨。只因为毛远新先生的回答是不符合已经公开的史实（包括他自己留下的一些史实记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请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43章《临终的日子》里就引用了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谈话（毛远新笔记）》。毛泽东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见该书第1766~1767页）
该书还引用了1976年4月7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谈话（毛远新笔记）》，毛泽东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该书第1777页）
该书该章还多次引用了张玉凤的两篇文章：《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刊《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此两文中就有毛泽东在1976年的谈话。比如，1976年初农历除夕之夜（1月30日），毛泽东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该书1781页）
张玉凤回忆：1976年“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该书1766页）
又据张玉凤回忆：1976年清明节（4月4日）前后，“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该书1776页）
该书该章还引用了毛泽东1976年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的那篇长话（该书1781～1782页），但具体时间与召见人则语焉不详，仅说“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而其他书籍中则说得较详细，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江青、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说了如下一番话：……”（见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720页）辛子陵引用的这番话与逢、金《毛泽东传（1949～1976）》中所引基本一致，只是辛子陵书中多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这11个字。毛泽东的这番话，不算标点符号，也有二百多字，这说明1976年6月15日，他的头脑非常清醒，语言表达也是很清晰的。与此情况相对应的是，张玉凤另一篇文章中披露的两件事——
1993年12月24日晚，张玉凤应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委托本校教师）邀请，作了一场即席演讲，回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亲身经历的珍贵历史。其录音整理稿经张玉凤本人审阅，在事隔14年之后，于《社会科学论坛》首次发表，题曰《张玉凤首次披露：我所知道的毛主席的部分真相》，此文我前两年曾在报刊上读到，近日在网上重读一遍。该文说：1976年6月1日，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好在在医生的帮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复过来了。主席恢复过来后，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树赋》找来给他看。毛泽东看过后，对守在床边的我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下来。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来。可见，他老人家头脑并不糊涂。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第二天，汪东兴报告主席说，唐山发生了地震，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中央政治局决定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主席说，既然政治局已作出了决定，我就搬过去吧。但等地震过后，我还要搬回来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间房子里。在地震期间，毛主席很关心唐山、北京以及其他震区人民的情况，询问损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样，反映了领袖与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从上述张玉凤的文字中看，毛泽东从1976年6月初到1976年7月底，头脑很清醒，说话表达也没问题。既然如此，毛泽东若是在1976年7月15日口授政治局常委七人名单岂不是完全可以正常说两遍的嘛！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如下两点判断：一、毛远新先生2010年1月31日下午的那番话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能自圆其说；二、阎长贵、杨银禄先生那篇文章中最后所下的结论也就显得太草率，似乎不能成立。特写出来，供关注这则历史传闻真伪的人们参考并诚望批评指正。笔者这样做的目的和希望，借用阎长贵先生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