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末再度出访，先后赴土耳其出席20国集团（G20）和菲律宾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两大峰会。而总理李克强除在国内召开多场会议外，本周五也将赴大马的东盟10+1和10+3峰会。往年此时，中国一年一度的“秋季外交”会告一段落。然而今年却远交近攻，异常忙碌，显示领导层身体力行“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进入“安内攘外”的新阶段。
习近平亲拍板赴菲
攘外意在息争止纷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领导层极度重视“攘外”，过去半个月间外事活动频密。不仅历史性的两岸领导人会晤恍如忽来神笔，接踵而来的荷、德、法等国元首访问中国大陆，与早前习近平出访越南、新加坡，也与过去一早安排、事前广为宣传不同，令人目不暇接。今次菲律宾的APEC峰会，由于中菲南海之争导致关系紧张，中国也是最后一个确认出席的经济体，最后由习近平亲自拍板成行，意在身体力行，息争止纷。
习近平今次在G20峰会除介绍中国经济现状与未来外，也力倡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APEC峰会或会重提亚太自贸区（FTAAP）之议。在两个峰会，都推介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刚通过的有关十三五规划的建议。这都是出自“两个统筹”的基本思路，更是安内攘外的交织。
值得留意的是，在习近平出访前夕，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出一个新招，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是在经济变局中，中共继开放二孩生育、推出居住证制度、继续“双降”稳增长之后，“安内”的又一重要举措。
提升供给体系质素
安内又一重要举措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改善政府的投资方向，加大对投入明显不足的医疗、社保、养老等民生领域，降低一般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比重。同时透过政府行政改革，让社会资本在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上有更多投入，增加民间资本的投资机会，把产业结构转移到适合现在市场需求结构的轨道中来。高层近期的“安内攘外”，证实中国确实面临内外交困局面，即内部发展显现困局，外部环境面临挑战。由于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内部转型和外部崛起阶段，内部发展应变与国际战略的调整，前所未有地交互关连，令中南海不得不迅速作出种种安排。
中共对发展阶段的评估，常用的辞汇是“关键时期”、“转折关头”。过去1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高速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阶段。这“新四化”的突飞猛进，亦是“中国崛起”的过程，形成了中国今日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但走到今天，对内而言，是中国既有的和潜在的矛盾激发出来，传统增长模式所依赖的人口红利、改革红利等开始失效，还面临着不断增大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资源约束、生态环境失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等诸多问题。实际上中国的重大转折，正在来临。
转折关头内外挑战
应对效果仍待观察
失衡需要结构性调整，特别是需求与供给的调整，但中共领导层为免经济震荡，更要防止社会震荡。不得不尽全力“稳增长”，希望在稳住经济的前提下，透过创新驱动，保持中高速发展，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转型。这就是领导层当前力推“安内”的基本背景。
与此同时，中国面临新的外部挑战，由于综合国力提升，打破原有国际格局，一方面中国要突破发展樽颈，不能不“走出去”，推动包括“一带一路”战略，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国际规则制订和国际治理；另一方面，原有国际格局主导者、规则制定者，或合作，或围堵，或遏制，想方设法保护其既有利益，维持其固有优势。
这就令中国在避免重大冲突的基本考量下，必须出招去“攘外”，以为“安内”乃至保持崛起路径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今天领导层的“攘外”策略，与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有很大不同，其基本特征是有软有硬，合纵连横，但基调还是“和平发展”。至于其应对是否得当，战果是否理想，仍待观后效。
中共领导层最近如此奔忙，还有个特殊原因，也与转折相关，因为领导层现在最关心的事，当是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转折。
所谓国家发展的战略转折，来自中共领导层提出的新“国家治理”理念。这一战略性转折之路线图，已由不久前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意见稿勾勒出来，而时间表的两大节点，一是下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是明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这两次会议，前者要排定明年任务，后者要通过五年规划。
习李近期如此忙碌地“安内攘外”，正有全力清障、全新开局的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