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失利，红军大批指战员被屠杀，光被活埋的就有700多人。陈慧芳和一些战友被抓进一座大庙。因为是女兵，陈慧芳侥幸没有被杀，被押去青海，一路上吃野草、喝马尿，受尽凌辱。到了西宁，陈慧芳等被俘女兵被押送青海在毛纺厂做工。本文摘自2012年7月4日《贵州日报》，作者冯曙光，原题为《忆往昔峥嵘岁月（一）最后的黔籍红军西路军女战士》。
西路军余部于1937年3月回到延安，这是他们1940年2月21日在延安的合影
甘肃最后的红军西路军女战士
在中国工农红军史上，有一支赫赫有名的娘子军部队，那是于1933年3月在川陕革命根据地通江县诞生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后改为团）。1935年初，妇女独立团扩编为妇女独立师，辖两个团，拥有2,000多名女红军战士。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奉中央军委决定命令执行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与苏联联系的任务，西渡黄河的2.18万红军，于11月改称西路军。此时几经转战、已减员不少的妇女独立师，被缩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共3营9连约1,300余人。她们平均年龄不到20岁，最小的仅十二岁。在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和特派员曾广澜的带领下，这支红军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妇女武装，西渡黄河，踏上艰险悲壮的西征征途。
1936年冬到1937年春，由于指挥错误、寡不敌众，西路军遭到西北军阀马步芳部的围追剿杀，只有400余人突围。在西征途中，妇女抗日先锋团浴血奋战、碧血黄沙，被俘后仍进行了拼死斗争，有的吞针自杀，有的越狱逃跑，有的惨遭杀戮，有的被转卖不知所终，被营救回到延安的是极少数。
黄沙掩不住红军西路军悲壮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后，在2002年9月推出的新本《中共党史》第一卷，为西路军作出了评价：“西路军所属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2006年，中央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提出宣传西路军。西路军老战士的生活待遇得到很大提高，一批重现西路军真实历史的史料和回忆记实作品、文艺作品诸如长篇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西路军沉浮录》，专著《西征中的女红军战士》，电影《祁连山的回声》、《惊沙》等相继出版发行和上演，在全国引起反响。
西路军女兵中有贵州人
笔者在贵州省妇联工作，2009年11月在一次全国会议上向甘肃省妇联宣传部胡部长请教了一些西路军女红军的史实。言谈中得知在甘肃省目前幸存的9位西路军女红军中有一位是贵州人，叫陈慧芳。我当时颇感诧异，因为在迄今有的红军长征史料中没有这样的记载。我问胡部长这位老红军是贵州哪个县，胡摇摇头：“只知道是贵州白子沟。”
回到贵阳，我把陈慧芳老人的事向领导报告，省妇联领导很重视，让我赶紧与各市、州、地妇联联系，未果；我又到省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依然未果。后来胡部长寄来一盘甘肃省妇联慰问西路军女战士活动的光盘，结果仍令人失望，看来只有等待与她见面的机会了。
机会来了。2010年8月2日，我到兰州参加《中国妇运》年会。5日我给胡部长打电话，她告诉我老红军陈慧芳老人就住在兰州市比较边远的一个社区，第二天由接任她的魏部长带我去见她。
次日，如约来到陈慧芳老人家，老远就看见她站在门口迎接我们。老人个头不高，精神爽朗，一个劲儿地用夹杂着贵州口音的甘肃话对我说：欢迎！欢迎！旋即拉着我的胳膊进到屋里。3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住着老人的孙子、孙媳妇和重孙女共四口人，显得很拥挤。一听到我的乡音，老人马上激动起来，也用贵州话回答我。我问老人的家是哪个“白子沟”，她纠正说她家是在“白马洞”的街上。说着捧出她的《西路军红军光荣证》给我看，上面写着：籍贯：贵州白子沟；1930年在贵州息烽参加红军；1936年与马匪作战被俘（注）。老人眼含热泪，紧紧拉住我的手，述说着那遥远的往事……
遥远的往事
陈：我属龙，民国6年生，记得老家在贵州白马洞街上，父亲叫陈树青，祖籍江西。母亲姓杨，是个苗族。父亲脾气不好，在我十几岁时我母亲就离家出走了。我出来找母亲，先是从安顺东大街的祥和百货商店找到息烽，在息烽曾家办的烟厂找到我姐姐，就在息烽住了一年。有一次找母亲时碰见红军，看见他们对穷人好，我想跟着队伍有饭吃，还可以找我母亲，我就参加了红军，被编在少先团。因为我个子小，大家都叫我“小苗子”。跟着队伍我到过安顺、金沙江、大渡河。母亲没有找到，却参加了长征，还见到过毛委员、邓妈妈。那时，吃的困难，穿得破烂，我们抽空就自己打草鞋。过草地时饿得吐酸水，闻到战友们烤皮鞋的味道都香得很。后来我被编进妇女团。打腊子口那一仗，我们妇女团也上了，死伤不少。后来过腊子口，到会宁，三个方面军会师。再后来我被分到五军供给部当卫生员。一次在黄河边洗纱布不小心掉进黄河，还是我的老首长董振堂把我救上来。红军部队渡过黄河西征时，我们唱着战歌，好雄壮啊，现在我还记得歌词：“出草地，过岷山，红军战士不怕难。战会宁，夺甘南，如今跨过黄河岸。战友们，斗志坚，要让马匪心胆寒。杀民团，过祁连，河西走廊红旗展……”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三十军，及原一方面军第五军组成的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踏上西征的悲壮历程......
1937年1月12日，马家军派两万余兵包围高台红五军，猛烈攻城。陈慧芳与卫生队的战友抢救伤员，几天几夜与敌人浴血战斗。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身陷包围的董振堂军长为不让敌人生俘，把最后一颗子弹给了自己。他与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头颅被敌人悬城示众三日。
高台失利，红军大批指战员被屠杀，光被活埋的就有700多人。陈慧芳和一些战友被抓进一座大庙。因为是女兵，陈慧芳侥幸没有被杀，被押去青海，一路上吃野草、喝马尿，受尽凌辱。到了西宁，陈慧芳等被俘女兵被押送青海在毛纺厂做工。
说到这里，老人眼里饱含泪水。但是在痛苦中，她们仍没有忘记自己是红军战士。然而，当时对逃回来的干部战士实行“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的严格审查制度。九死一生逃出来的陈慧芳回不了组织，流落在兰州一家印刷厂当了名装订工。在她最困难时，一位曾经是志愿军的转业军人接纳了她。夫妻二人相依相伴走过后半生，直到丈夫1994年去世。
有一件事，老人显得很倔强，就是政府发“流落红军”证时她执意不去领。她说，我们是西路红军，是奉中央命令往西路走；是环境逼迫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敌人把我们整在这个地方，给我整个“流落红军”，我坚决不要。
文革中老人也受到很大冲击。她说，我们受冤枉、受屈辱都挺得住，最伤心的是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和首长，他们闭不上眼睛啊！
老人的心愿
“我今天见到家乡的人，好欢喜，我想回家乡看一眼啊！想回去告诉家乡的亲人：我是红军！让家乡的人看得起我！”
陈慧芳老人的孙子朱建华告诉我，老人思乡情切，多年来一直保持吃米饭的习惯，还要吃“老干妈”辣椒。老人听孙子这么一讲，马上接过话说：“我们贵州的火胡辣椒伴豆豉，热糍粑沾黄豆面，就是安逸啊！”
我被老人的情绪所感染，眼睛不由得有点湿润。时间不回，逝者如斯，祁连山河西走廊的风沙里记下了历史的足迹。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黄河波涛伴随着半个世纪的苍凉悲韵，流淌着人们70年来挥之不去的遗憾热泪。
就要离别了，老人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口，车开走了还在向我们挥手。微风把她的白发轻轻吹飘起来，眼中的目光聚集着心中的愿望。
今年5月，我打电话给朱建华联系，他告诉我，奶奶去年得了脑梗，经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记忆和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甘肃那边现在已不让媒体记者采访她了。
奶奶需要休息不宜打扰。截至目前的普查，这些西路军女兵包括陈慧芳老人在内在甘肃省只剩3位了。
时间在和生命赛跑，我要赶紧完成老人的心愿，要找到她的家乡和亲人。在开阳县白马洞村，我找到村支书吴长发说明来意后，他带领我走访了包括他84岁父亲在内的几位老人。他们说白马洞以前是有一位江西来的赶马车人叫陈树青，他女人不在后陈树青又与一位离婚妇女重组家庭搬到修文县去了。在这个线索下，我又辗转联系上陈树青的外孙。他说陈树青是他外公，去世时母亲当时仅10岁，记不清什么，60年来也没听说在外面有姐姐。陈慧芳老人曾给我讲过，她有个姐姐在息烽县曾家烟厂，她投奔姐姐在息烽住过一年。我电话请朱建华再问一下奶奶，他回复说现在奶奶一辈子的记忆都好像停留的一个轨道上，成天只会说白马洞、息烽、遵义、长征……她的大脑不清醒了。
我心里一怔：能不能找到陈慧芳老人的家乡亲人，我心里没有底。兴许是我踏破铁鞋的寻找感动了上苍，6月11日晚，一位叫倪家志的打来电话。这个电话像钥匙一样打开了陈慧芳老人的家乡详细地址和其亲属关系的大门。
“报上那个96岁女红军的文章和照片，我一看就是我家幺姨妈。”58岁的倪家志是贵阳市乌当区新场乡尧上村下寨组人，曾在兰州高炮团当过兵，是陈慧芳老人的侄儿。”
“我现在的经济条件可以，我想去接她到贵阳来，我给她养老送终。”
按照倪家志的指点，我先后找到了陈慧芳大姐的儿子倪华祥、倪华荣，陈慧芳二姐的子女王思珍、王思强兄妹四人等。我说：“让你们幺姨妈的孙子给你们通个话吧！”电话接通了，朱建华在那头告诉大家，奶奶生活费已增加到每月1,900多元，他们住的房子去年已经拆迁，现在分给老人的新房是60平米，预计今年10月就要搬新家了。听着他们在电话里相互顷诉亲情的感人话语，我觉得贵阳与兰州一下拉近了，我的心得到了宽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