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后，袁庚因“蛇口风波”受省市工作组调查，有贪官以袁庚要在蛇口建立“免除恐惧的自由”，向北京上了一密折《袁庚同志的自由民主观与海外某些反动报刊的反映》，他从此削职赋闲，成了“无业游民”（袁庚自嘲），从深圳市委每年过年要看望的老干部名单中消失了整整15年！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曾提出想再见见袁庚这个“改革旧部”，却被人巧为阻止。直到2005年，袁庚才获得“平反”。原题为《难忘袁庚共生观》。
中国改革开放先驱袁庚晚年留影
从网上得知，我访谈过十六次的老朋友袁董（袁庚先生喜欢人称他“袁董”），在凌晨病逝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袁庚同志于2016年1月31日凌晨3时58分在深圳蛇口逝世”！
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起了2005年11月16日上午8时许，袁庚在电话中与我谈任仲夷逝世——袁庚：“健国，你龙体如何？”我说：我很好。但任仲夷昨天中午逝世了！您知道吗？
话筒里一阵沉默。好一会，才传来袁庚悲伤的声音：“现在才听说！……任仲夷走了，中国又少了一个勇于保护改革者的老将，我又少了一把保护伞！”
今日多少改革者，正如袁庚悼念任仲夷一样，在含泪回忆袁庚对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同步改革的执著探索与勇敢捍卫！
悲哀“改革者的保护伞越来越少”，是袁庚晚年常常说起的话题。袁庚与任仲夷同为改革先锋，这一对改革兄弟，本相约共生百年，要亲眼见到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大业彻底胜利。谁料，任仲夷不幸于92岁时先去，现在袁庚又在99岁时遗憾而去！他们未能实现自己的夙愿，是否与“改革者的保护伞越来越少”有关？
我从1996年结识袁庚，今年正好20年。这20年来的十六次访谈，袁庚给我最大的启迪是，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树立了“与异己、异见共生”的共生观，才能健康地生存与发展。
1999年9月9日上午9：30-11：30，袁庚与我细谈了让中外文化共生，让“姓资姓社”共存——1978年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时，就主动向中央请缨，开拓“蛇口工业开发区”，以中外文化共生，让“姓资姓社”共存的改革，首创招商引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干部民主竞争选举、新闻舆论监督独立，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的第一“试管”，并以“卒子过河不回头”的精神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总设计从蛇口推向深圳，推向“珠三角”和沿海特区，进而波涌“长三角”，“全国山河一片红”。
袁庚说，我认为“一股独大”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蛇口，几乎什么形式的所有制都有生存的权利，有国有独资的，有以国有股东为主股份化的，有集体所有制的，也有私营的，孰优孰劣，都可以平等试验。正是这种“大江东去，鱼龙混杂”的开放共生环境，使蛇口工业开发区一片“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经过二十多年的共生试验，蛇口这只“试管”在遭遇天降人祸时，仍然坚持诞生了几个“婴儿”，让它们“胜利大逃亡”，其中的中集集团、平安保险、招商银行等公司的实践，后来仍然为人们提供了经济改革的可贵经验。
“蛇口工业开发区”这一共生实验，极大地影响了深圳市的整体改革。
2001年6月26日14至16时，袁庚向我回忆了深圳与香港共生，特区与大陆共生，高科技与“三来一补”共生的改革历程。
袁庚和梁湘力主“以开放促解放，以共生促改革”——
其时深圳人特别强调，要与外资外商共生——在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时，特别要给予第一批前来深圳投资兴业的“勇敢外商”以特殊优惠的待遇，使他们获得合理利润。
二是倡导特区与大陆共富。
1980年夏秋之际就已列入计划之中的深圳“国际贸易大厦”，一直因资金困难而不能开工。听说梁湘提出特区与大陆共建共荣，共同投资，平分利润，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都踊跃到深圳投资，结果国贸大楼由38层增加到53层，成为当时的“神州第一楼”。
三是坚持高科技与“三来一补”共生。
2002年11月28日下午3：15-4：55，袁庚重点讲了庙堂与江湖共生，赞扬与批评共生，深圳与蛇口共生。
袁庚告诉我，深圳市政府有些人最初对蛇口工业开发区是视作异己的，总有一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一元化”思想。梁湘开始对此也听之任之。以致于蛇口工业开发区一度在人才引进和市政建设上受到压抑。但当袁庚当面向梁湘商榷和向上级反映后，梁湘很快转变观念，意识到，先有蛇口后有深圳，蛇口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先锋，蛇口是牵引深圳的改革试管，有蛇口在前面探路扫雷，对深圳改革开放更有利，深圳应该与蛇口工业开发区长期共存，相互帮助，让蛇口成为特区中的特区。于是下令市政府各部门对蛇口大开绿灯，大松绑，让蛇口工业区成为一个有高度独立自主权“特等特区”。果然，获得高度自由的蛇口，迅速从纯经济改革进入到政治体制改革探索，出现了干部民主竞争选举，舆论监督独立等一系列政治文明创新。如此蛇口新风，带动深圳媒体空前活跃，民间社团空前繁荣，对政府的建言与监督力度空前加大，从而使政府与民众的感情空前亲密，深圳一度形成告别臣民社会，向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转型的新风尚，让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羡慕不已。
袁庚和梁湘在交流切磋改革开放体会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小平同志的“猫论”，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座右铭，都是倡导破除干部只对上负责的官场顽症。一个真正的好官，必须善于让庙堂与江湖共生，将百姓的民意与上面的指示和谐地统一起来。所以蛇口和深圳早期的改革，首先要看民意，仅仅上面喜欢的事，不做；仅仅下面高兴的事，要慎重考虑。要设法促成上下都能通过，朝野皆认可，再来大力实施改革。在那时，深圳既得到了中央和各级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又得到了全体深圳人和全国人民的真诚拥护。如此上下皆通左右逢源的政通人和，深圳人至今深切感念。
今天人们回顾深圳改革开放历史，袁庚和梁湘主导深圳改革的时期，是深圳党风最好，政府威信最高，干部最廉洁的时期。那时深圳不靠“打老虎”高压恐吓，而是全力进行事前民主监督的制度建设。这一切，并非袁庚和梁湘是神，他们两人其实有许多局限与缺点，但因为当时深圳有一种赞扬与批评共生的舆论监督环境，蛇口机关报居然可以头版头条批评一把手袁庚，所以许多错误都因没有“舆论一律”而能及时改正。
袁庚和梁湘以民主科学共生的胸怀，让中外文化和朝野各种观念在深圳共生合作，于是深圳特区得以和谐地高速发展。
然而，如此袁庚，一生却两次蒙冤。袁庚第一次蒙冤在文革——1968年4月，由康生亲自下令，时任廖承志工作助手的袁庚，以“美国特务”罪名下狱“秦城”大牢；1973年9月，经周恩来来出面，袁庚出狱，次年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1978年10月就任香港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常务副董事长），成为邓小平、胡耀邦大力支持的中国改革第一先锋。
袁庚第二次蒙冤在1989年秋，袁庚因“蛇口风波”受到省市派出的工作组清查，有贪官以袁庚要在蛇口建立“免除恐惧的自由”，向中央领导上了一密折《袁庚同志的自由民主观与海外某些反动报刊的反映》，他从此削职赋闲，成了“无业游民”（袁庚自嘲），从深圳市委每年过年要看望的老干部名单中消失了整整15年！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曾提出想再见见袁庚这个“改革旧部”，却被人巧为阻止。直到2005年9月1日，袁庚才获得了第二次平反——
那天，15年没有省市领导登门的袁庚家，突然出现了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2005年9月1日上午9时，在（蛇口）海滨花园袁庚家里，‘新特区’掌舵者李鸿忠亲手为特区开荒人、改革急先锋袁庚戴上抗战勋章。李鸿忠说，从抗战英雄到改革先锋，其敢于探雷挖雷精神值得今天深圳人学习。”（南方都市报2005年9月1日）——这意味着被冷落15年的改革家袁庚喜获重评。
袁庚在2006年3月摔一跤记忆力突然基本消失前，多次向我谈起对李鸿忠为他“二次平反”的感激。
2008年1月17日上午，我最后一次在袁庚家与他合影留念——在半小时的交谈中，袁庚不停地重复问我：你多少岁了？仿佛我们初次相见；并且不断地举手向我敬礼……对我的问题则所答非所问，全靠夫人在一旁应酬。我这才明白，袁庚真的老年痴呆了！一个天天看书的思想者、改革者也会老年痴呆？真令人痛苦！
从此我不敢再去看望我所敬仰的袁董。但我心中，永远保留着袁庚那智仁勇“三达德”的意气风发。
而今，袁董去了！蛇口空空，高山流水何在？没有了袁庚、梁湘、任仲夷、习仲勋，广东改革之琴还有谁能弹？
袁庚是否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他的“蛇口试管改革”——将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完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