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加坡亲习学者郑永年发文解读了当前大陆政治局势。文章说，“十八大”之后，中共集权变成需要，高层需要一个核心，在“十八大”之前，经常出现集体决策导致无人决策无人负责的局面，现在中共高层唯一的选择就是承担政治责任，改变制度的运作方式。
5月16日，港媒《凤凰博报》刊发了新加坡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解读当前的大陆政治局势的文章。
郑永年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剧烈的政治变化导致西方学术界、商界与政策研究界人士在理解大陆政治时，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文章说，“十八大”之后，中共从前的顶层权力分散的运作方式难以为继，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这种情况。因此，集权变成需要。
“十八大”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分布过于分散，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并在该领域享有最大甚至是最终的发言权，并且各个成员之间的有效协调并不存在。这种体制类似于顶层“分封制”。正是这种制度特征才造成后来的“周永康现象”，即“团团伙伙”现象，或者政治学上所说的“寡头政治现象”。周永康、令计划、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都属于中共党内寡头。
文章表示，中共党内“团团伙伙”的形成使得顶层权力不再正常运作，而是过度的制衡。这正是胡锦涛的改革计划，到最终因为无穷的阻力而没能成功实施的原因。这种“团团伙伙”的形成直接威胁到了中共自身，这种威胁远远超出了今天的经济腐败行径所能带来的威胁。
此外，改革的顶层设计、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推行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等等，都要求有权力的集中。没有有效的权力集中，所有这些方面的情况都会恶化，直到最后危机的爆发。
文章认为，中共高层需要一个核心。在任何政治体制下，都必须有人承担主要的政治责任，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都是如此。承担政治责任是任何一个体制有效运作的要求。
文章说，在“十八大”之前，经常出现集体决策导致无人决策，集体负责导致无人负责的局面。
“十八大”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是对现行制度的调整和改进。文章说，明明知道体制出现了毛病，如果还继续下去，那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对具有责任感的领导人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承担政治责任，改变制度的运作方式。
江泽民留下“九龙治水”局面，习近平集权回收权力
江泽民退休后，为免遭到清算，在中共“十六大”后为延续其对最高层的控制权，将亲信塞进中共政治局常委，而设立了9常委各管一摊的构架。致使胡锦涛、温家宝一直“政令不出中南海”。
而习近平吸取了胡、温时代“跛脚鸭”权力政府的教训，通过此次重大权力的转移，瓦解了江泽民的“第二权力中央”，并进一步分化、削弱了江派3个常委目前在中共政治局常委里的权力作用。同时，反腐运动中拿下大批江派高官，不断有集权动作来收回权力，先后成立了“深改小组”、“国安委”、“财经领导小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等10多个重要小组，习近平兼任这10多个中央领导小组组长和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