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宣部有足够问题意识和政治觉悟，恐怕在中纪委进驻巡视之际，已经能预感到最后的结果了。
6月8日，中纪委在官方发布最新巡视结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中宣部长篇累牍的批评。虽然中纪委采取了一贯的“先表扬后批评”的策略，但一众媒体关注的，还是批评。比如“四个意识”有待加强，有的领导干部政治警觉不高，落实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决策部署存在差距；对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够深入，贯彻文艺“二为”方向成效不够明显，新闻宣传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还需进一步加强，推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到位，把党管媒体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存在薄弱点，统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够有力。
此外，中纪委还提到，中宣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到位，选人用人工作不够规范，党风廉政建设制度机制不健全，重点领域存在廉政风险，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时有发生。而且，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习近平曾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说，“今天，宣传思想工作的社会条件已大不一样了，我们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新华社）
习对中宣部“低级红”做法不满
中纪委此番言论，让西方媒体大惊失色，并亟不可待附之以“大地震前兆”的标签意义。BBC便开宗明义指出，“这是中国高层不满于中宣部工作不力，并将整顿中宣部的信号”。法新社则持悲观态度，认为这是中共进一步加强对舆论控制的前奏。部分港媒则借此联系到文革50周年之际的人民大会堂红歌会，认为因为习近平对中宣部“低级红”做法的不满，才促成了中纪委出手。
其实仔细观察习近平上台至今的动作，便不难发现，中纪委罗列中宣部五大问题，都有据可查且已经采取了相应对策，并非简单的权斗论，更不是释放信号。
首先是“四个意识”有待加强，有领导干部政治警觉不高，落实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决策部署存在差距。从对中国梦的宣传，到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解读，再到中央文艺座谈会，宣传部门每一次的决策部署都与中央意旨发生偏差，属于典型的“歪嘴和尚念错经”。中国梦因此在生硬低级的宣传口号中惨淡收场，三中全会《决定》翻天覆地的意义被湮没，中央文艺座谈会更是因为邀请了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而沦为笑柄。
指有领导干部政治警觉性不高
习近平对《决定》的补充说明中力倡“一般性举措不写，重复性举措不写，纯属发展性举措不写”。但公报发布后，早已固化的媒体宣传一度陷入假大空的泥沼中不能自拔，本该“不写”的被反复强化。提前出炉的《人民日报》社论和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一个在高扬改革旗帜，一个在谱写新篇章吹响新号角，极富中国特色的话语宣传环境在“党性是第一生命”、“必须加强党的领导”等看似宏大炫目实则空洞干瘪的口号中有了基本雏形。
其次是对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够深入，贯彻文艺“二为”方向成效不够明显，新闻宣传针对性、实效性不强。所谓的“二为”方针，是指文学艺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如习近平在视察三大喉舌时的寄语，“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现实情况呢？在宣传系统的带领下，文艺变成了对习近平个人的追捧与宣传。此番“低级红”宣传，加上民间的一些自发追捧，包括《经济学人》、《时代》在内的西方媒体很快嗅出“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味道。
第三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还需进一步加强，推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到位，把党管媒体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存在薄弱点，统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够有力。显然，中宣部的这“问题”，是基于对习近平“8.19”讲话的理解不到位。习近平在有31位省级宣传部长列席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掷地有声的“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之表态后，宣传机器进行了同声共振式的集中推广，风声鹤唳的文革式论调，你死我活的肃杀气氛，再辅之以互联网上充斥的借打击谣言之机排除异己的“因言获罪”、“文字狱”等鲜活例子，令人瞠目结舌、闻之色变。随后而来的盛传于高校的“七讲七不讲”，更是让中共手足无措。
央视财经频道郭振玺去年起深陷经济案件被调查，他只是最近落马的新闻宣传系统的多人之一，背后的中宣部难辞其咎。（资料图）
宣传系统官员频繁落马敲响警钟
第四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到位，选人用人工作不够规范，党风廉政建设制度机制不健全，重点领域存在廉政风险，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时有发生。从曾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到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五局副局长高剑云，再到原中宣部副部长申维辰，以及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背后的系列窝案，宣传系统官员的频繁落马，早已敲响了党风廉政建设的警钟。中宣部作为总舵手，难辞其咎。
最后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主流报端，只要官员还在其位，永远以伟光正的形象示人，媒体言论很少与官员的命运息息相关。一旦被检举被揭发，马失前蹄的官员才能褪色，才能回归到正常人的轨道上来。至于如何做到既让官员的地位透过媒体的实体而存在，又让抛头露面于公众的官员随时能出汗、亮丑，两者兼顾的魄力在当前的宣传体制里显然是不容易培育的。铲除背后的“黑手”，也绝不仅仅是换掉几个党棍和笔杆子那么简单。
习近平也曾开诚布公谈到党报官媒的封闭僵化和形式主义，“今天，宣传思想工作的社会条件已大不一样了，我们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问题在于，身体已经进入新时代的宣传系统，脑袋和思维方式仍停留在旧时代，又如何能跟上习近平的步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