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国版主
“欧洲融合运动”的背景
在所谓的欧洲融合运动最开始时，有两个特别有影响力的设计者：奥地利人理查德·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Richard Graf Coudenhove-Kalergi1894-1972）和法国人让·莫内（Jean Monnet1888-1979）。
一、
在1922年，康登霍维-凯勒奇提出了他的泛欧洲想法（Pan-Europa-Idee），这个想法在其1924年出版的著作中公开。在书中，他宣扬由多个联邦国家组成的、应由一种新的精神贵族领导的“欧洲合众国”。同年，他组建了泛欧洲联盟，为了从组织上去朝目标迈进。这在美国，显然也同类似的想法吻合。因而，据其本人所说，1924年，在路易·罗斯柴尔德（Louis Rothschild）的促动下，他得到了银行吸金石马克斯·瓦尔堡（Max Warburg）“6万金马克作为认可这个运动的头三年”的支持。通过瓦尔堡的举荐，康登霍维-凯勒奇在美国又跟银行家保罗·瓦尔堡（Paul Warburg）和伯纳德·巴鲁克（Bernhard Baruch）会面。（„Ein Leben für Europa“（《为欧洲的生活》），第124-125页）
在其于1925年出版的书籍„Praktischer Idealismus“（《实际的理想主义》）中，凯勒奇将民主称作是，在贵族统治)时期与血腥的和新的、打上了犹太思想烙印的精神贵族之间的”悲惨的中间插曲游戏“。他将现代民主看穿为实际的贵族政治的工具：
”今天，民主是金权政治(plutocracy)的外表：因为民众对赤裸裸的金权政治不容忍，便给他们名义上的权力，而实际上，权力安稳地在金权政治家的手中。与帝王民主一样，在共和时期，国家领导人是木偶，由资本家幕后操纵：他们指令政治的方针，通过收买公众民意来掌控选民，通过生意上的和社会上的关系掌控部长们。......现今的金权政治比昨日的贵族政治更为强大：因为除了是你们的工具和帮手之帮手的国家之外，谁也不凌驾于你们。“（第39页）
他想入非非的是，通过一种新的精神贵族的贵族政治来替代”金权民主主义“，因而各民族应要被”欧亚--黑人未来人种“来替代（第22、23页）。
1948年4月，凯勒奇在纽约召集了会议，在会上成立了欧盟美国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a United Europe，简称ACUE)，委员会会长是美国情报部门头子、有”野性比尔“（„Wild Bill“）之称的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和阿兰·达勒斯（Allan Dulles）。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他接近政府的集团公司负责其开支。
这个委员会支持欧洲运动。这个运动于1947年7月由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邓肯·桑斯（Duncan Sandys）发起，并在1948年5月7--11日在海牙召开了海牙欧洲会议，会议主席是丘吉尔，来自整个欧洲的领导人，以及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观察家有700多人。此次会议为建立欧洲运动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开始草拟欧洲合众国的宪法，并按照伦敦协议，在1948年建立了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一个由47个国家组成的国际欧洲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凯勒奇又是最有影响力者之一。
ACUE在1960年之前是欧洲运动（50%），以及欧洲联邦主义者联盟（UEF）和其下的欧洲青年运动（UEF）（100%）的出资者之一。因而可以影响“欧洲运动”领导人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和尤赛弗·勒庭根（Józef Retinger）（参见维基百科上的所有证据）。
这些国际最重要的组织是启动，并将欧洲融合组织发展成现今之欧盟，且将继续跟随、支持和促进它的腐植质。举一个小的例子：2012年，出人意料地将诺贝尔和平奖发给了欧盟，公开说的是因为“促进和平”的欧元，而欧元却在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将绝望的人们赶上街头，并将各国人民分裂。一位英国批评家认为，欧盟为什么不再因为卓越的“欧元救助政策”再得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奖是怎么颁发的？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挪威人托尔比约恩·亚格兰（Th. Jagland）同时也是“欧洲委员会”的秘书长，就是说，欧洲委员会是由美国情报部门参与资助的各欧盟促进组织的最大欧洲组织之一，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紧密到用同一面旗帜和同一首颂歌。这就是说，欧盟多亏了CIA，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发了奖。
1946年，温斯顿·丘吉尔在苏黎世大学向大学生们所做的一次讲演中，就已经要求建立“一种各国联合起来的欧洲”，即他念了凯乐奇为他所写的稿子（参见维基百科）。在1947年5月14号，丘吉尔在伦敦的一次演讲中，更深入地暴露出拿欧洲怎么办的盎格鲁美利坚的目标：
"当然，我们不会欺瞒地去追求，作为国际关系中，最终和彻底解决所有问题方式的统一的欧洲。建立一个权威的、最为全能的世界秩序是我们奋斗的最终目标。如果不建立一个有效的、世界超级政府，并且迅速地有效执政的话，那么，要和平与人类进步的未来就是黑暗的和无望的。但是，对于最终目标，我们不想跟着错觉走：没有统一的欧洲，就不会确保看到世界政府。统一的欧洲是实现这个目标无法回避的第一步。“（温斯顿·丘吉尔1974年在纽约的讲演）
在此，还能怎样更短、更委婉地发出在”世界新秩序“的名义下，对”一个世界“追求的声音，况且，在那些所有的地方，在各国”通过编织得越来越紧密的多边协议系统中、在各组织相互间联系中，而且是每个都用特定的守则确定下来“，都可以让人发现得到（Manfred Kleine-Hartlage:„Neue Weltordnung“– Zukunftsplan oder Verschwörungstheorie?（《“国际新秩序”-未来的计划，还是阴谋论？》），第13页）。这些组织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北约、国际刑事法庭等等，为了说出至今最主要的组织，那么还包括欧盟。
二、
第二位最有影响力的设计者是让·莫内，同凯勒奇相似，在其生活的时期当中，他处于英国和美国的领军圈子里。他曾是”超国界合作的发明人和引路人“，以及是”这个星球上（特别是）盎格鲁萨克森影响力的核心“（Andreas Bracher: Europa im Amerikanischen Weltsystem（《欧洲在美国的世界系统中》），巴塞尔2001年，第81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据维基百科，他对“西方联军的战争经济的物质采购，以及战争经济的物流”进行权威性的协调。1919年，莫内曾在马赛的法国代表团当中。从1919年到1923年，他曾为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的副秘书长，国际联盟在马赛成立，是现今联合国的前身组织。在二十和三十年代，他曾在美国的几个银行中任领军主管的职位，自己在纽约也建立了投资银行，这个银行也同其他美国的银行一样，与希特勒德国有往来。
1938年，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他又重新拾起扮演相同的角色：他从事联军的备战工作。1940年，在德国占领法国之后，“他被丘吉尔派往华盛顿，为了采购军火。在那儿，他实际上是被纳入了，为了赢得战争而将机器开动起来的政府，并且是其运作中做关键决策者之一，“正如莫内在其自己的回忆录中所写（ Bracher：第83页）。
战争之后，欧洲的统一也来自于莫内的决定性行动。建立一个超越国家的部门的计划出自莫内，即管理和监督西欧钢铁工业，也包括德国的钢铁工业的部门。这个计划在1950年以舒曼计划公布，但却是出自莫内之手。这个”欧洲煤炭和钢铁联盟“新组织，是今日欧盟决定性的萌芽。它从一开始就奠定为排在国家之前的组织：带有执行部门、议会和法院。从1953年到1955年，莫内是其第一任总裁。
1955年，他组建了一部分由CIA出资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ACUSE）。这个委员会“即便很大程度上不为公众所知，但是，到1975年被取消时，它是最重要的核心，从那里推进那些行动，莫内为其制定的方针是：欧洲统一的国家”（Bracher：第84页）。就这样，从1950年到六十年代后半期，莫内是“努力实现欧洲统一的真正智囊和政治核心人物”，因而被冠予”欧洲统一之父“以示纪念。（Bracher：第80页）。
两个敬佩莫内者是梅里（Merry）和赛日布（Serge）龙贝格尔（Bromberger），在他们的书中„Jean Monnet und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Europa“（《让·莫内和统一的欧洲》），阐述了莫内的计划：
”由布鲁塞尔欧洲部长议会和斯特拉斯堡欧盟议会监督的、在国家之上的部门，应该逐渐地制定整个欧洲大陆的总体政策。假设这天将要到来的话，那么各国政府就被迫要承认，融合的欧洲就是完成了的既成事实，不用各国政府去为它奠基，而且它们也没有任何一点发言权。各国政府剩下要做的所有事情是，将所有各国自治的机构融合为一个唯一的联邦管理机构，并且宣布统一的欧洲成立。“
据《焦点》杂志2010年34期，莫内曾说：
“应将欧洲各国引领到一个超级大国，不用让各族人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必须要一步步地进行，而且每每都是以经济为借口。”
他的同志们和后来者，从来就没有在眼中失去这个目标，直至今日。
在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的回忆中是这样的，将欧洲融合为一个合众大国，属于1989年美国同意德国统一的条件之一。
在莫内精确的路线中还有，像让-克洛德·荣克登于《明镜》周刊1999年第52期中的、跟他的欧盟同事们就正确的民主实施方式的说法：
“我们做出什么决议，之后就在（欧盟）区内放一下，并且等一段时间，看看会怎样。如果没有大声的叫喊和抗议，因为大多数人根本也明白不了到底是什么决议，那么我们就继续做下去，直到再也没有逆转的可能。“
欧洲合众国的目标是欧洲融合运动，也就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下来的。联邦宪法法院在其2009年6月30日“里斯本判决”的历史性概要当中，也明确地表明这点：
“各项努力是朝向建立欧洲合众国和形成一个欧洲民族。曾想要制定一部欧洲合众国宪法来为依据。...制定一部欧洲合众国宪法的想法从一开始就与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倾向对立。......对欧洲合众联盟的拒绝以及欧洲政治联盟的失败，让欧洲合众国不能直接实现明显地显现出来。......通过尽可能广泛深入的、经由统一市场而成的经济交织，由实际需要来促使政治上的组合，并且应该制定可以让政治，也包括让外交和安全政策统合，之后使之作为逻辑性结局而出现的贸易和经济条例。......
属于这些经济条例的也包括欧元和欧元危机的引入，正如一篇博文中阐述的那样，它显然是有计划促成的。https://fassadenkratzer.wordpress.com/2013/06/16/die-geplante-euro-krise-als-schritt-in-den-eu-zentralstaat/…
再有的证据是，2012年6月4日”公民权利运动团结一致“的、题为”欧盟不是欧洲，而是对它的破坏“的录像。在录像中引述了曾为法国总统密特朗顾问的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所说，”1990年，当联邦总理科尔被逼放弃西德马克作为统一的代价时，他在谈判时在场。据阿塔利所说，那时密特朗曾用恢复‘三国协议’（1907年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对付德国的军事联盟）相要挟。在前一年的1月（也就是2011年），阿塔利泄露了秘密。在一次关于欧元危机的讲话中他说，危机不仅是可预见的，而且甚至是特意计划出来的，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财政联盟。
‘所有那些有特权者跟我一样，在起草马斯特里赫特协约第一稿的执笔过程中，做了所有一切，为确保没有退出的可能。我们把允许（某个成员国）退出的条款特意忘记了。这不是很民主的。但却是让事情更难办的重大保障，以此我们就被逼着再继续推进。’“
在录像中接下来还引述了曾为”欧洲联盟的未来“（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负责欧洲宪法的副总长朱利亚诺・阿马托（Guiliano Amato）2000年7月12日接受”La Stampa“采访时所说：
”因而我宁愿慢慢前进，并且将主权一点一点击碎，以及在此过程中，避免从民族权限突然过渡到联盟权限。（...）没有（单个国家的）主权，我们就将不会有极权主义。民主不需要君主。“
他跳过了，为此而强加于我们的、无民主的君主却是欧盟很多更为官僚主义的极权统治，其只是作为欧洲民族主义，在大的层面上，继续着从前单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世界霸权野心。
朝此方向，话说得露骨的是英国人罗伯特·库珀（Robert Copper）。他曾为首相托尼·布莱尔的顾问，现在是”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瑟琳·阿什顿女男爵（Lady Catherine Ashton）的高级顾问。他在其著作《和平箴言》（„The Breaking of Nations“，2003年）中写道：
”在与那些处于后现代边境外的老式品种的国家打交道时，欧洲人应该考虑以前时代的糙法：暴力、首先发起进攻、瞒骗，所有必要的、即便是在19世纪每个国家为自己而生存的世界里的方法。在丛林中，必须遵守丛林法则。“
2015年8月29号默克尔敞开边境接收难民的当月，这篇文章刊登。作者是版主。翻译野罂粟女士投稿阿波罗新闻网首发。原文链接：http://www.politaia.org/wichtiges/die-masseneinwanderung-merkel-und-der-coudenhove-kalergi-pl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