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中国发射量子通讯卫星的事情引发了人们很大的关注，似乎中国在这项科技领域有了很大的突破。笔者咨询了一位专业人士，该专业人士笑着说：“这件事情的主掌人是业内公认的牛皮大王，实际就是激光通信卫星，没什么新的科技含量。被量子加密的只有秘钥，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因为有‘量子'两个字，就成了世界第一了。”我又问他欧美专家们对这件事怎么看，他说：“都憋着没笑。”
一直以来，很多有独立思想的人都在思考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章启群说，“据科学史研究者的研究和统计，现代世界上一般建国后35周年左右，就会有自己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不要说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都是如此。中共建政至今已经66年，但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本土中国人只有屠呦呦一人。这样来看，中国科学研究尤其是科学家的创造性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问题。”
本文粗浅的探讨一下中共的体制、中共的文化对中国科技创新力量的制约和破坏。
第一，从微观层面上看，中共极端的控制欲要求一切都得受它的“领导”。
这样一来，外行（党委）领导内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正大光明的。由于是外行掌握着经费、资源，科学家们的主要“工作”从学术研究变成了“走走路子，通通关系，包装包装”。中国科学界和高校的浮夸、弄虚作假、抄袭欺骗、骗取科研经费等等事件时有所闻，但是结果大多不了了之。这种行为如果出现在欧美科学界，欺骗者必身败名裂，作案犯错的代价高得没有人能够消受。但是这些现象产生于中国科学圈内部，也消化于内部。丑闻一再发生，久而久之成为潜规则，弄虚作假成为占取额外优势的聪明做法，老实人反而吃亏。
国际科学界的评价系统，其原则是同行评价，并在程序上尽量排除与科学无关的利益干扰。最普遍的做法是学术委员会由外部专家主导，甚至全部由外部专家组成。这些功成名就并得到科学同行承认的外部专家唯一忌讳的是自己的学术声誉不要因为评价失误而受损，评价结果与其没有丝毫利益相关。一旦发现有利益冲突的嫌疑，专家们自己就会退出以洁身自好。在香港的某些高校，重大学术问题由特聘的海外学者组成委员会决定，而不是自己校内的人来决定，就是为了从程序上排除利益冲突。
中国科学体制的政治化使得科学界形成中国特色的评价系统，这种评价系统是自我满足的，却必须屈服于凌驾在科学界之上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
第二，从宏观层面上看，中共的文化本身就扼杀着一切创新。
中共奉行的是所谓“绝对的唯物主义”，超出它理解范围的东西都是它否定、打击的对象，比如说西方的神学、宗教，中国的神传文化等等。这种狭隘的思维斩断了人与广袤的未知世界精神上的联系，人就自然缺乏能够进行创新的原发性创造力与艺术想像力。
牛顿、爱因斯坦等为人类开创全新科学领域的科学家都崇尚神学，认为神学领域“无边无际”。
很多有建树的中国的科学家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哺育。
屠呦呦先生对于青蒿素的认识和发现源于中医典籍《肘后备急方》的启示和灵感，而且她在获奖仪式上的演讲中也多次提到中医药对于人类的贡献。
1926年出生的李政道，他从西南联大毕业之后，去美国留学跟随名师深造，最后在科学研究中作出卓越的贡献。而他的青少年时代曾在东吴大学附中就学，受到过传统中国文化的严格训练。他在芝加哥大学注册研究生时，说明自己曾经研修过孔子、孟子等人的著述。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政道说，他研读屈原的名篇《天问》，发现这是大诗人用诗的形式写就的宇宙学论文，屈原在2500年前就在诗中巧妙运用了几何学和物理学的对称性原理，提出了地球是圆的，可能是个东西、南北不一样长的扁椭圆球体。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出，李政道先生对于屈原、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是有着精深研究的。同时，还可以看出他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
李政道等人的教育过程，基本上是那一代中国科学家的共同经历。例如华罗庚、苏步青、陈省身、丁文江等，他们的启蒙教育几乎都是读“四书五经”，然后接受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教育。而那一辈人的所达到的科学高峰，至今还令现在的中国科学家们景仰。
中共的党文化主导中国人思想后，中国的学术、文化、艺术的整体性倒退，中国社会在经济、道德、观念上目前出现的混乱、无序状况，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是一个社会由于遗失文化基因的“无根文化”所滋生的种种表面现象。解决这些问题也必须从人的思维上进行，把我们的文化之根与创造之果链接起来。
只有在总体上摒弃这种党文化，回复中华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才可能有人才辈出的辉煌景象，民族复兴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国才能真正的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