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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被迫离开毛泽东背后的秘密

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十八年以来,一直紧跟毛泽东,平平稳稳。可是在庐山上却惊心动魄,胡乔木差一点进入“俱乐部”。他还算“机警”,知道风向不对,马上作了那长篇发言,度过了政治危机。不过,从此之后,他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潜在的裂痕。这裂痕,他知,毛泽东知,表面上却仿佛一切如常。本文摘自《胡乔木:中共一支笔》,叶永烈著,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49年4月,毛泽东和胡乔木在香山交谈(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毛泽东那颗发热的脑袋,稍稍冷却了一些。他几度表扬陈云。除了前文已引述过的毛泽东称赞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之外,还说过“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类的话,这“良将”、“贤妻”指的也是陈云。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防“左”措施。毛泽东甚至要陈云全面负责经济工作,说“陈云当总指挥好”。

1959年6月20日,毛泽东写给胡乔木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信,也反映出毛泽东的头脑冷静了些。那是毛泽东从新华社编印的第二八○一期《内部参考》上,读到了广东东江流域暴雨成灾的消息之后,写了一信——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毛泽东

6月20日上午四时

正是在这种“冷却”的气氛中,从7月2日起,在“清凉世界”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自8月2日起至8月16日则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陈云和邓小平由于健康原因未出席会议。

会议最初的议题是继续纠“左”。如毛泽东所言:“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上的蚂蚁。”

李锐回忆,他和胡乔木、田家英同车从北京前往武汉,再转船到九江。李锐是毛泽东当时的兼职秘书,他说:

“在火车上,我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对五八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毛泽东一路上兴致颇好,诗兴大发,写了《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抄给胡乔木、周小舟,迅即在山上传开。这么一来,使会议的气氛更为宽松。

胡乔木在跟李锐、田家英、吴冷西的闲谈中,说出了自己去年未把陈云意见转告毛泽东的原委:

“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

胡乔木对于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论断,也表示怀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

上山之初,毛泽东提出十九个问题,供会议讨论。他还指定七人起草会议纪要,即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李锐,以胡乔木为组长。

于是,胡乔木分十二个专题,由组员们分头去写。他自己写“形势和任务”这一总纲式的专题。不久,写出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

这份《议定记录(草稿)》,于7月14日印发后,便招来一些意见,以为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而“缺点写得很具体”。尤其是对胡乔木写的“形势和任务”那一节,意见颇多。

不得已,7月19日,胡乔木在会上作了发言,进行了申辩:

“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但是,在现在的会议上,各人所见有些参差不齐,也不必紧张。总之,只要是问题存在的,就要加以正视、研究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如果说错了,讲清楚改过来就行了。我们讨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早日实现光明的前途,这一点大家是一致的。说虚夸已完全过去了,我不能同意。”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屈指算来,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已工作了十八个年头,上庐山之后也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然而,就连他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在庐山上来了个急转弯:从纠“左”急转为反右倾!

还算好,胡乔木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消息极为灵通。就在他作了那番申辩之后的第三天,他得知庐山上的风向要转了。7月21日早上,他知道张闻天要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即给张闻天打电话,关照他“少讲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然而,张闻天不顾胡乔木这一重要提醒,仍然作了批“左”的长达三小时的发言……

终于摆脱政治危机

1959年7月23日上午,成为庐山会议的转折点。

毛泽东发话了。他说他“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他在庐山上,已经“顶了二十天”。毛泽东警告一些人:

“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

毛泽东这次讲话,一下子把会议从反“左”,转到了反右倾上面去了。

7月26日,会议印发毛泽东对一封信的批示,内中写道:

“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

原来,毛泽东是依照“反‘左’必出右”的这一“必然”规律,展开了反右倾。

首当其冲的是“主帅”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在7月14日写了一封三千来字的信给毛泽东,指出“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其次则是张闻天,被称之为“副帅”,因为他那三小时的发言尖锐地批“左”。

此外,还有黄克诚、周小舟,也被列入“反党集团”。

毛泽东的几位秘书,此时也处境艰难:

李锐积极批“左”。毛泽东说,“李锐这次也是右派”。于是,在劫难逃了。

陈伯达曾称赞过彭德怀的信,此时马上“反戈一击”,算是滑了过去。

田家英处境危险。他曾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左”的言行,差一点被划入“右派”。

胡乔木呢?也颇为不妙。且不说他负责起草的《议定记录》已经遭到非难,连他在上山途中说过的“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也被人揭发出来。所幸揭发者说此话是李锐讲的(其实是李锐转述过胡乔木的话),而李锐不愿牵连胡乔木,自己承当了!

胡乔木得以过“关”,还在于毛泽东平日对胡乔木的印象还不错。李锐曾如此回忆:

“有天刘澜波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说,主席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

“这使我想起1958年4月广州会议时,主席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的话: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

毛泽东对胡乔木“一介书生”的评价,大体上是颇为准确的。胡乔木一直难改浓厚的书生意气。

至于最能顶人,表明他也并非一贯唯唯诺诺,一旦发表不同意见,够尖锐的。

好在毛泽东对胡乔木毕竟还是很信任的,而胡乔木平素也小心谨慎,“顶人”并不多。

会议“反右倾”,日渐进入高潮。内中,特别是揭发了彭德怀、张闻天、李锐等所说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一下子掀起批判高潮。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抓住这一“谬论”,发挥了他的写社论的擅长,富有逻辑地从六个方面进行批驳,指出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的不同: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一、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

二、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斯大林晚年相同?

三、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决定,不许祝寿,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四、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至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在党中央团结一致的工作。

五、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三十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

六、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对苏联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是并没有妨碍两国的团结。革命过程中总会有些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发现得快、纠正得快。

在作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之后,胡乔木引述了恩格斯的名作《论权威》,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亦即权威,这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

虽说胡乔木并不赞同“反右倾”,但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必须在政治上维护毛泽东。这番长篇发言,是胡乔木的公开表态,意味着他要从被动转为主动。

胡乔木这一长篇发言,毛泽东听了颇为满意。翌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内中不指名地提及胡乔木:

“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是我们的人。”

“俱乐部”,指的是以彭德怀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代称)。“秀才们”,包括胡乔木、田家英,也包括陈伯达。

这么一来,胡乔木解脱了!

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十八年以来,一直紧跟毛泽东,平平稳稳。虽说不久前毛泽东就陈云一事批评了他一回,不算太严重。这一回庐山上,可谓惊心动魄,胡乔木差一点进入“俱乐部”——倘若那句“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传入毛泽东的耳朵,知道是他说的话,那就麻烦了。

他还算“机警”,知道风向不对,马上作了那长篇发言,度过了政治危机……

不过,从此之后,他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潜在的裂痕。这裂痕,他知,毛泽东知,表面上却仿佛一切如常。

吴冷西曾这样回忆庐山会议中处境艰难的胡乔木: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乔木同志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关节。在会议前期,即所谓“神仙会”期间,乔木同志带领我们起草会议纪要。他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并系统地写入会议纪要初稿。当初稿受到一些仍有强烈的“左”倾情绪的同志的指责之后,他又在坚持少奇同志提出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原则下,力求照顾各种不同意见,对初稿加以修改。当修改稿出来以后,会议突然180度转向反右倾,《纪要》受到了更激烈的指责。有些同志把它同彭老总的意见书相提并论,横加攻击。乔木同志和我们这些参加起草的人也受到似是而非的批评。乔木同志当时既迷惑又沮丧,眼看持续半年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打断了。有好几天他一句话也不说,脸色阴沉,心事重重。直到毛主席讲了“秀才是我们的人”之后,乔木同志以大局为重,振作精神,为全会起草决议。当错误地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局势无法改变之后,他仍然想帮助一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他同田家英同志和我商量,建议这位参加起草工作的人写一封检讨信给毛主席,以求得谅解。乔木同志的这个好心没有得到好报。二十多年之后,这位起草参加者著书立说,扬言他写那封信是“终牛根事”,似乎是乔木同志的建议害了他。尤有甚者,这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在其著作中竟然还说他在庐山会议上保护了乔木和家英。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位起草参加者在庐山会议后期,写了所谓“检举材料”,罗列许多“罪状”,告发乔木同志,家英同志和我。彭真,一波和尚昆同志要我们在大会上同此人对质,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同志都目睹当时会场上对质的情景。中央为此调查了两个多月,直到十月初毛主席找乔木,家英和我谈话时才算结案。事隔三十多年,知情者越来越少。我责无旁贷,要为乔木,家英两位亡友公开澄清历史事实。(吴冷西,《忆乔木同志》,载《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庐山会议从和风细雨变为急风暴雨,是乔木同志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经历。一个月的紧张局势,使他心身交瘁,从此种下了尔后的极度精神疲劳的病根。

依然是毛泽东政治秘书

从庐山返回北京,胡乔木依然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到北京不久,1959年9月7日,毛泽东便写了一信给胡乔木——

乔木同志: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并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脉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毛泽东9月7日

毛泽东所说的“诗两首”,就是他的新作《到韶山》和《登庐山》。信中,毛泽东跟胡乔木如叙家常。

六天之后,毛泽东又给胡乔木一函——

乔木同志: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9月13日早上

“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三十二年的历史。

信中提及的“霸主”,是指《到韶山》中“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一句。

就在写这两封谈论诗词的信中间,9月1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严厉批判彭德怀等:“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党内。”

胡乔木依然“评报”,只是不写社论了。从那篇《尼赫鲁哲学》之后,他就没有给《人民日报》写社论——直至1984年8月27日才重新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大量吸收先进青年入党》。

他仿佛失去了锐气,常说自己睡眠不好。虽说他患神经衰弱症已经多年,此刻他说自己病症日益加重。

他花费很多时间读书。1960年12月29日,他曾给彭真写了一信——

彭真同志:

袁牧的《黄生借书说》抄一份送上。因未找到普通选本,《四部备要》本头太大不便传送,未将原书送来。

文意颇好(末了还是要借书的早还,并不肯送人,不过这也证明借书之难),可以考虑请人译为白话,写一短文介绍,在《北京日报》或《人民日报》副刊发表。

敬礼

胡乔木

1960年12月29日

离开了毛泽东身边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胡乔木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会议刚刚结束,1月20日,毛泽东便给田家英写了一信。信中写道:

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

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

毛泽东自己带头作调查研究,所以派出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率一组下去,规定调查两个月,然后“都到广东过过年”。

那时,由于“高举”那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搞“左”的一套,搞得上上下下乱了套。尤其是人民公社,没有章程,全国农村乱了套。毛泽东派出调查组,为的是调查农村情况。

1961年2月23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毛泽东听了汇报之后,召开会议,着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出席会议的有陶铸、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廖鲁言、邓力群、许立群、王力、王鲁、逄先知等。胡乔木参加了起草工作。

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翌日,又通过了由胡乔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

“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

随着这《一封信》下发,全国掀起“调查研究热”。《红旗》杂志也在1961年第三、四期发表社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此后,1961年3月下旬至5月下旬,胡乔木再度前往湖南农村调查研究。胡乔木女儿胡木英曾经回忆当时胡乔木在湖南调查研究的情形:

我是3月21日飞到长沙的,第二天上午,他就忙着与调查组的同志开会研究,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如何做好下一步调研工作。当时他的调查组成员中有于光远、王力、胡绩伟、张超、戴邦等,他的秘书商恺同志也参加调查组的工作。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在长沙、韶山、湘乡一带来回跑,参加了大大小小的各类座谈会、社员大会,又去社员家庭调查了解,听取各级干部的汇报、情况反映,并看了调查组同志们写的各种调查材料。为了能更多地听到社员、干部的真话,也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锻炼的机会,他组织安排了警卫、保健医生等去做调查工作,给他们调查题目,并要求他们把调查结果向他汇报。我就经常被父亲安排跟着医生,警卫深入社员家庭调查。

记得有一回我们在调查时,刚从一家社员家里出来,遇到了一位从宁乡村讨饭到湘潭的姑娘,看她皮包骨头的瘦小样子,个头像是十岁的孩子。经我们询问知道,她十七岁了,父母都已饿死了,只剩下她一人;没饭吃,去捡野菜,队里干部不准捡,还把她的篮子踢坏,打了她,她没法子,只好逃出来讨饭。我们去调查的这家社员拿出一碗饭菜给她吃,她狼吞虎咽地吃完就走了。当时我们也没有再问她去哪里,今后怎么办。回招待所吃晚饭时我向父亲谈起了这件事,父亲和调查组的同志们都责怪我们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没有帮她找个安身的地方。只了解了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体会到父亲和他的同志们真正为老百姓设身处地的着想,正是基于为老百姓谋幸福的动机才能支持和支配着他们辛勤地工作而毫无怨言。还有一回,我和医生、警卫等几个人去一个小队调查,回来的路上照了几张相。父亲知道后批评了我,说:不要把下乡当作旅游,要认真学习调查工作,了解老百姓的疾苦。

回过头来想想,父亲真正是为了老百姓才那样不辞辛苦,只想着如何尽快纠正原来“左”的政策,使老百姓早日从困苦中解脱出来。他对老百姓的苦难特别痛心。有一回,我们在韶山招待所门口遇到一个从湘乡来卖布票的年青人,他说因没钱治病,只好卖布票换几个钱。看他面黄肌瘦的样子,父亲很快从兜里掏出了五块钱,又耐心告诉他卖布票是犯法的。这人大概看我父亲面善吧,又说他已经好几天没吃过米饭了,于是父亲又请招待所的服务员拿出几个馒头和小菜给他吃。他几乎嚼都不嚼就吞下去了。吃完后,父亲又详细询问他的情况,最后让服务员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公社领导,请公社帮助安置解决。这封信交给了省里来参加调查工作的时任省档案局局长的毛华初同志,由他带给湘乡县委。

后来从长沙到武汉做工业调查,曾召开两次工人座谈会,一次在武汉钢铁厂,一次在重型机械厂。参加座谈的工人都很激动,发言很踊跃,以至原定的一个钟头时间超过很多。座谈都安排在白班下班后,这中间有的工人因饥饿而谈不下去了,父亲赶紧请厂领导拿出馒头等请他们边吃边谈,而他自己则坚持到所有参加座谈会的工人把要说的话讲完了,所要了解的情况全部了解之后才结束座谈。结果晚饭拖到九点多才吃。

我从这些小事中深感父亲对普通工人、农民的理解、同情和热爱。我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算个小知识分子吧,可我接触工人、农民时就不像父亲那样沟通,总像有层隔膜,也觉得没什么好谈的。可是父亲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和他们谈起来,接触起来却一点困难也没有,问长问短,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当时,宁乡有饿死人的情况,还比较严重。后来调查组听说湘乡也有饿死人的情况,干部们都不敢向上反映。调查组向父亲汇报了,他马上要调查组的同志去湘乡具体了解,随后父亲决定改变原计划,也到离湘乡县城不远的一个大队去亲自调查。那是4月13日,那次看到的情景,我真是永生难忘。一个个骨瘦如柴、面如菜色的大人、小孩,木呆呆地站在那里,不是亲眼所见,从文字描述中绝对无法想像出来。县里的领导人汇报工作时,居然说不知道那里有饿死人的事。他们看到我父亲那按捺不住的不满神色时,才赶紧检讨工作没做好。父亲也真生气了,狠狠批评了他们,并要求他们尽快想办法解决,不要再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那天是早上出发的,回到韶山招待所已是夜里十一点了。

正巧在这时候,毛主席也来湖南视察了。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毛主席。除谈到了在韶山公社调查解决食堂问题的情况,还特别写到湘乡饿死人的情况。……这封信他是请回长沙开会的毛华初同志带给毛主席的。毛主席收到信后第二天就给湖南省书记张平化同志作了批示,要他阅后将来信及附文四件“印发给我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毛主席并于当日下午亲自听取了毛华初同志对农村调查情况的真实汇报,他肯定了韶山公社可先行试点解散食堂。毛主席还提出要注意解散食堂后会产生的问题,并一定要搞好生产。这样父亲与韶山公社党委认真研究解散食堂的步骤及措施更加快了实施,全公社的食堂几乎都全部解散了。这一举措深得韶山百姓的欢迎和称赞。

女儿胡木英回忆文章中提到的胡乔木写给毛泽东的长信,是胡乔木写于1961年4月14日的信。胡乔木在信中,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湖南农村饿死人的严重情况: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厅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次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临近韶山的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的情况(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个大队死707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庚公社的楠乡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乡大队、石匠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在20%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饿死三万人,去年约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到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的病情尚未停止……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

会议开幕时,胡乔木来了。没几天,胡乔木请病假,离开了会场。他的神经衰弱症加剧了,无法正常工作。

女儿胡木英回忆说:

他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神经衰弱已严重到无法拿笔写文章的地步,他被迫放下一切工作彻底休息。于是他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请假去休息一段时间。

1961年8月17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说明病情,要求请长期病假。一星期之后,正在庐山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回复一函,表示同意——

乔木同志:

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毛泽东

1961年8月25日

从此,胡乔木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虽说他名义上还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实际上他已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政治秘书工作,由陈伯达一人承担。陈伯达权重一时,以致“文革”爆发时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胡乔木这一病,不止病“一、二、三年”——一直病到“文革”爆发。

胡乔木患神经衰弱症,这是确实的。不过,他一病就病得那么久,内中有没有政治因素,这就不得而知了。

毛泽东的信中,提及了陈云、林彪、康生的病况。内中,康生、林彪的病,明显地带有“政治病”的色彩……

胡乔木多年担任毛泽东秘书,曾经精辟地指出:“秘书要具有政治家的视野”。

他说:“秘书一要正确观察、分析、判断形势,尤其是政治形势;二要根据形势的正确判断,从宏观上提出相应的微观政策。”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胡乔木多年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深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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