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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日本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锋队

虽然日本的军国主义体操被取缔了,但体操的形式仍保留下来,并传入中国,发展至今成为了成千上万中国中小学生每天操练的“时代在召唤”。战前军事教官们留下的空缺被政府派遣的新式运动教师和教育家接管,学校的改革象征着日本从军事帝国主义国家转变为“教育家社会”,但学生们的校服多延续使用了下来。身着制服出没在校园和街上的孩子们,成为了的一种文化符号,不断提醒着日本人战前曾经历过的军国主义、教育和社会制度。

网文《日本人用100多年让妹子在冬天露出大腿》说寒冬大雪,日本街头依然能看到少女穿着可爱的迷你裙,露出光滑洁白的大腿。到底是什么练就了她们如此抗冻耐寒的能力?据说,他们用过了足足100多年。

明治维新时,日本改革学生校服,脱掉和服,初衷是为了让孩子从精神好体力上得到改善。(谢选骏指出:在这种意义上,身穿西式军服的“明治天皇”真像一个德国下等兵。)

从全身包裹、密不透风的传统和服,到膝盖以上五厘米的迷你短裙,日本女学生的衣着变化是整个社会变迁和经济形势的缩影,从和服到洋装,从军队水手服到迷你百褶裙,见证了日本文明开化的历史。

脱掉和服,改革学生校服的初衷,是要让孩子从精神和体力上彻底改善

明治维新后,当时的国师福泽谕吉一派,深受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等现代文明影响,对传统文明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这位强硬的改革者,曾在他创办的《时事新报》中撰文《脱亚论》:“中国朝鲜深受儒家思想毒害,因循守旧、不知进取,长期以往必将亡国。”(谢选骏指出:所以日本人要把他的遗像印在日本纸钱上面。)

而日本要与欧美国家平等沟通,进行废约交涉,外交官和政府官员们得先在着装打扮、生活习惯上先学习起来。

“合洋折中”的思潮最先影响了当时的日本上层社会,他们先脱下了和服,穿上了洋装。明治16年(1883年)鹿鸣馆落成,日本高官贵族们常常穿着西洋式的锦衣华服出入,举办舞会,邀请各国驻日外交官和家眷们参加,名噪一时,掀起了日本从上到下的服饰变更风潮,从军服到礼服各行各业的制服都变换了样式,包括学校里的学生校服。(谢选骏指出:这其实也是在无意识中实践“易服色”的中华思想。)

除了1873年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改革覆盖范围最广的就是学校,在小小的校园里囊括了明治政府现代化最主要的政策:公民化、普及初级教育和军事训练。

一开始明治政府政策里校园体育课程并不能算是严格的“军事训练”,当时日本官方唯一指定的体育项目是一种起源于瑞典的人形金字塔体操运动。这项运动的发明者是一位叫做Per Henrik Ling的瑞典物理治疗师。他曾担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击剑教练,常年饱受关节劳损和风湿病的痛苦,后来他发现每天靠轻度的体操训练可以改善他的痛症。后来他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建成了皇家体操研究所,而他的学生将这种体操推广至英国、美国和日本。

传播到日本学校的课堂上的“团体操”(gakko taiso),被日本教育部在1872年纳入正式课程,并在1879年成立国家体操研究所,培养专业的体操老师以及研究体操的动作设置。

除了体操,日本中小学的体育课上还开始流行击剑、骑马、滑雪等现代运动,无论是穿日本武士宽松的“袴”,还是女士们的重达十几公斤的和服,都是不适合的。19世纪晚期,为了学生训练方便,日本学校首先借鉴了陆军的军队制服制作了男生校服。而前者服又主要模仿自1860年代的法国军队和1870年代的普鲁士军队。1879年,日本男学生穿上了第一款带着普鲁士长披肩风格的校服。

而日本女生的校服在四十年后才真正普及开来。20世纪20年代,作为互补,女生的校服参考自日本海军制服,又叫做“水手服”,这种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海军的水手服,彼时正是欧洲少男少女们的流行爆款。

这种流行风潮最初来自英国皇家。1846年9月,四岁的威尔士王子在跟随母亲维多利亚女王的游艇出巡之前,收到了一份来自英国皇家游艇船员服装店的礼物:一套迷你版的水手服,短上衣、喇叭裤、领结、帽子一应具全。威尔士王子的可爱模样,被肖像画家温特霍尔特记录了下来,广为流传。此后至十九世纪初期时,从英国皇室到普通人家的年轻男女,短上衣加喇叭裤或短裙的水手服搭配风靡一时。

与日本海军学员自嘲的“John Bull”(英国佬)式的水手制服不同,引进入日本校园的校服更能展现女性之美:短及膝盖的百褶裙搭配长袜,与传统日本和服将女性的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截然相反,水手服曾一度引起日本社会的抵抗:身体暴露太多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十年里,在日本教育和文化省的支持下,从中学学校到百货公司,社会公众逐渐接纳女学生的水手服,才成为了一种“统一的制服标准”。

军国主义教育下,中小学生的抗寒耐受训练,能抵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

19世纪80年,日本教育走向民族主义运动,1885年教育厅改组为国家文省部,新上任的部长森有礼提出了在全国中小学实行“准军事化训练”,来自瑞典的轻型体操运动被改造为“既能维持健康又能训练人格”的军国主义体操,同时力推的还有试图全民激发爱国热情的传统运动,武士道、柔道、相扑等等。

提出“准军事化训练”与森有礼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森有礼曾经是萨摩武士的一员,一个从5岁训练至26岁的青年武士团体,他们每天从凌晨4点开始长达14个小时的击剑和体能训练,时刻怀揣着对侵略者的复仇,爬山、游泳进行耐力测试。

尽管“准军事化训练”主要实行对象是小学和中学里的男生,但在东京、大阪等地高等中学的“体育俱乐部”热情更盛。1921年,滋贺县立男子高中剑道俱乐部的“冬季清晨日志”中记录了他们的耐寒训练:“赤裸着上身,只围着白色的头巾,穿着黑色的袴,忘记刺骨的寒冷,汗水大肆横流,才是真正的男子气概”。

从1925年开始,军事官员开始被分配到日本的每一所小学,尤其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学生们在训练中被当作未来的士兵、水手和飞行员一样培养。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1945年7月26日日本签署《波茨坦条约》,日本帝国海军和陆军被迅速解散。美国派遣教育使团协助日本教育改革,其《美国赴日教育使节团报告》援引了《波茨坦条约》,“把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从全世界范围内消灭”,要求日本教育部废止了出农业教育外所有的“劳动服务课”,禁止学校进行军事训练以及传统的柔道、武士道课程,日本学校里的军事官员们也被撤出,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欧美的网球、橄榄球运动。

1947年8月29至31日,大阪举行了“麦克阿瑟”杯网球、橄榄球及乒乓球比赛,这场大型运动会实际上是对日本体育改革的一次检验。主办者鼓励公开竞赛,打破了战前日本一些体育协会只允许会员参赛的惯例。

虽然日本的军国主义体操被取缔了,但体操的形式仍保留下来,并传入中国,发展至今成为了成千上万中国中小学生每天操练的“时代在召唤”。战前军事教官们留下的空缺被政府派遣的新式运动教师和教育家接管,学校的改革象征着日本从军事帝国主义国家转变为“教育家社会”,但学生们的校服多延续使用了下来。身着制服出没在校园和街上的孩子们,成为了的一种文化符号,不断提醒着日本人战前曾经历过的军国主义、教育和社会制度。

战后日本校园里的极端抗寒训练只是个别现象,但冬季穿着短衣短裤锻炼已成为传统

战争后日本校园依旧看重体育锻炼,但并不是网络上妖魔化的“军国主义残余”。去年,一组日本幼儿园小朋友赤裸着上身、集体跑步的图片火遍了网络。但赤膊跑步活动并不是日本所有幼儿园都有,这是一家名为“走向明天保育园”推广的一种独特教学方式,称为“裸保育”。这种教育方式主要是针对幼儿进行耐寒训练,其中一项运动就是赤裸上身在校园里跑步。根据年龄的不同,跑的长度也不同,如3岁孩子要跑400-800米,5岁就要跑1200-2000米。

这种“裸保育”运动的开创者平井谦次,和瑞典物理治疗师Per Henrik Ling有着相似的经历,上中学时他患上心脏病,为了治疗,他开始坚持少穿衣服、洗冷水澡,意外改善了他的身体状况。后来平井谦次开设了推广其理念的幼儿园,但入园条件规定,除了感冒、哮喘、38度高烧之外,即使身体不适也不能休息,坚持接受裸保育等。

不同于“走向明天保育园”这类极端耐寒训练,在冬季的日本校园里,大多数学生不用脱了衣服再跑步,但穿着夏季的运动服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

在冬季,孩子们在幼儿园里跑步时都必须换上白短袖和藏蓝短裤的“体操服”,有些不喜欢穿袜子的孩子,甚至还赤着脚。在经过差不多一个冬天的训练之后,一般在元旦寒假结束之后,学校会组织一年一度的类似冬季马拉松的“冬季马拉松大会”,凡按要求跑完马拉松全程的,都会获得学校颁发的证书,证书上写着马拉松全程距离、所花时间等,作为一份成长记录。

日本有强大的供暖设备,一点点拉高了日本女生的裙摆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尽管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女学生的裙边从膝盖处开始以每年一公分的速度上移。这似乎与沃顿商学院教授乔治·W·泰勒著名的“裙摆理论”似乎并不一致:泰勒认为,经济越不景气,女人们的裙摆越低。

裙摆理论在日本似乎失灵了。在东京涩谷,作为日本堪比英国伦敦的卡纳比大街和法国圣米歇尔大道一样的时尚圣地,最著名的风景之一就是穿梭在人群中的、身着迷你裙的日本高中女生,她们口袋里的零花钱是所有商家的梦想。

90年代末期,尽管日本经济出现低迷,但她们是富裕的。根据日本青少年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日本68%的青少年有固定的零花钱,平均每月零花钱为20000日元,近100磅。而随着日本出生率的下降,越来越少的孩子可以享受到越来越多的父母和家长的关爱。在涩谷商人的眼中,她们简直有“六个零钱袋”,分别来自父母和两家的祖父母。

因此,涩谷女生并没有因为经济短暂的下滑,而改变她们追求时尚的速度,并迅速淘汰了7、80年代流行的热裤,转向长靴配短裙。此外,裙摆理论面对走在时尚最前端的日本女生,真的不一定准确。在纽约FIT时装营销系的教授看来,“上世纪60年代,每个人都穿短裙,是因为工厂只为女性生产短裙”,而在今天真正影响女生裙摆长度的并不是经济形式,而是服装品牌的设计,以及制造工厂的用料和成本多种因素的影响。

除了服饰流行的因素,日本女生能够在大雪天露大腿,更重要的是靠完善的供暖设备,足以让她们在冬季不用套上厚重的保暖棉裤。

在1960年之前,“空间加热”型的取暖设备对于大部分人日本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彼时日本人家中都靠传统的“暖桌”过冬,泡个热水澡,再钻进冰冷的被窝。根据1993年日本经济计划署的报告,短短三十年间,家庭空调的安装率从1967年的3%猛增至1988年的100%,到1993年就已经突破150%,取暖能源总消耗也增长了一倍。

尽管日本很多建筑没有集中供暖的设备,主要靠地暖、空调或电热炉取暖,但是地铁车厢里都配备有供暖设备,保持26℃左右的恒定温度,甚至连最老式的两节式电车都装有的空调。例如日本银座线运行的里程为14.3KM,每小时每千米平均耗电量在745kw左右,而其中用于空调设备的耗电量就达到了298kw。

最近几年,日本地铁也在逐渐尝试更换新能源。2014年11月,东京地铁公司开始在江东区研修所和中野车辆基地调试利用浅层地热能的空调设备。浅层地热能主要来源于太阳辐射与地球梯度增温,储量大,能够迅速再生。通过热泵技术采集后,可为建筑或公共交通工具供暖制冷。根据日本环境技术研发机构的研究报告,利用浅层地热能制冷比普通空调节能35%-40%,采暖节能20%。

使用清洁能源,意味着未来日本的公共交通可以用更少的能耗保证车内温度。为了能让爱美的日本妹子们在寒冬里继续露大腿,日本人也是拼了。

······

谢选骏指出:正如我在《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五十视角的百科全书》一书里所说,显然,在创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过程中,日本人和苏联人发挥了比欧美人更为直接的作用。就像在创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过程中,鲜卑人发挥了比西域人和印度人更为直接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日本这个国家,已经从第一期中国文明(汉朝魏晋)的属国、第二期中国文明(唐宋元明清)的边区,变成了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了。清朝的洋务运动似乎更像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余波,日本的明治维新似乎更像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初潮。如此看来,日本作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一分子,应该不是问题。换言之,第三期中国文明,正在“中日战争”和“中西交融”的涡流里,日益绽开。所以,中国要经历两次中日战争之后,才得以加入国际社会、逐步走上了重新整合的道路;而不再是作为一个被侵略蹂躏的对象,任人宰割。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感谢日本的侵略,帮助他夺取了政权。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汪精卫也可以把他们投靠日本的汉奸行为,解释成为了“为了促进大东亚的共同事业”。因为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也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活动区域”。

我把近代日本叫做“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驱”,例如现代汉语里的书面语言,基本上都是从日本“出口转内销的”。日本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锋队,先锋队难免罪恶累累,但先锋队还是需要的。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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