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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为她推过轮椅的著名作家 却遭菲佣虐待致死

1942年2月28日,西安某医院的医护人员们手忙脚乱。

“一出生就天下大乱。”母亲抱着孩子调侃。未足月的孩子身体瘦弱,母亲希望她身体健壮一点,为她取名刘侠。可谁知道,命运却偏偏转了个弯儿。

2003年2月6日凌晨,台北市某医院的医生从急救车里接下一个61岁的女人,入院原因:头部遭到撞击,下肢两处骨折。陪在她身边的是80岁的老母亲。

2月8日,中新社香港电台北消息:以笔名“杏林子”著称文坛的作家刘侠遭印尼籍家佣殴打,于凌晨因伤重不治逝世,享年六十一岁。那个早产的孩子,那个有着八十岁老母的女儿,都是刘侠

刘侠的一生,仿佛是另一个版本的史铁生。两人很像,同样与病魔纠缠、同样醉心文字、同样皈依宗教,但却更加凄凉。年幼患病、学历低浅、无夫无子,而生命的最后,竟是被精神失常的菲佣从床上拖下来,受虐待骨折而死……

刘侠生前常说:“除了爱,我一无所有。”

相比史铁生在文坛的地位和知名度,台湾作家刘侠鲜少为大陆人所知。但今天还在上小学的孩子们便能和刘侠有“一面之缘”了——小学语文四年级下册人教版教科书第19课《生命生命》,就出自刘侠的手笔。

在《生命生命》中,刘侠对一只想要捏死的飞蛾尚且软了心,对一只飞蛾的生命力感动不已。可谁也想不到,这个放走飞蛾的女子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灰暗与挣扎,对生命产生了怎样的执念?

童年时期,刘侠就像一个“侠”,叛逆逃学,经常被父亲打骂。

1948年,刘侠六岁。国共内战,政府军节节败退。那时刘侠的父亲在前线作战,和家人失去了联络,母亲带着她和姐弟,随着难民潮一路往南逃,最后落脚桂林。兵荒马乱中,刘侠和母亲竟然奇迹般地和父亲相遇,于是举家撤到台湾。

幸福的日子没开始多久,命运的转折却已无声的酝酿。

在刘侠初中联考前夕,一天她突然感觉左肩疼痛,没几天左脚关节也开始有强烈的疼痛感,肾脏也开始发炎,刘侠脚肿得像面包,天天只能吃不放盐的粗糠。

那是一段身心备受煎熬的日子,刘侠终于选择休学在家。

后来,台湾北投国小仍然给她发了毕业证书,这也是刘侠一生最高的学历。

12岁,刘侠被最终确诊为罕见的“类风湿关节炎”,这是一种无药可治的慢性疾病,意味着患者一眼可以望见死刑的归宿,却还要经历漫长的煎熬。

刘侠开始了与医院相依、与病魔打仗的绝望——各种各样的膏、丸、汤、散,什么扎金针、拔火灌、烟熏、活烤、水蒸、种胎盘、用牛尿洗澡、请原住民的巫医诊治、甚至吃过蟑螂、蜈蚣、蝎子加味的偏方……

西医无效就看中医,中医无效又回头找西医。父母爱女心切,只要别人介绍哪位医生高明,就赶快请来治疗,哪味药方有效,就立即买来服用。

单调的日子望不到头,关节一个接着一个“失陷”。那段时间刘侠每天偷偷哭泣,被生不如死的疼痛密密匝匝地笼罩。

一天,家里来了一位美国传教士,母亲和兄妹先后受洗,刘侠日后常常打趣:“我一人生病,让全家人的灵魂得救,岂不该好好谢我?”

1958年的夏天,刘侠认识了警备总部图书馆的沈振宇。他教刘侠欣赏中外名著,系统地教她文学知识,刘侠视野大开,还报名参加了“中华文艺函授学校”学习写作,逐渐忘了疼痛之苦。那时刘侠生活的乐趣就是在床上抱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的琢磨。

因为籍贯在陕西省扶风县杏林镇,她给自己取了笔名“杏林子”,意为杏林之子。

刘侠写作的过程不易,但每一个字都“亲力亲为”,腿上架着一块木板,颤巍巍地用两个指头夹着笔写字,每一笔都如同举重,承受着巨大的痛苦。20世纪上半叶的台湾,残疾人普遍不为人们尊重与重视。阴暗孤单的角落里,刘侠却写出了几百万字、20多本著作。今天我们还能在中学课本中看到她的散文《杏林小记》、《生之歌》、《生之颂》,这些书都是台湾中学生假期指定读物。

1980年,刘侠当选“十大杰出女青年”,弟弟戏谑地说:“哇,十大女歌星耶!”刘侠莞尔一笑,自认当选“十大杰出女病人”,并接受总统蒋经国先生的召见,蒋经国还亲自为她推轮椅。

那时,坐在轮椅上的刘侠开始有了惺惺相惜的友人,一个是三毛,一个是手臂残疾的退休老兵作家张拓芜。

三毛有感于自己和刘侠有同样自学的经历,且童年心灵都曾受创,便自认与刘侠、张拓芜三人,或因疾病,或因心灵伤痕,同为直面死亡压力的畸零人,三人感情甚好,号称“铁三角”。三毛与张拓芜常常来家里探望刘侠,彼此书信往返也多。

作家张拓芜

据说三毛有次去探望刘侠,因为不忍刘侠被病痛折磨,出门后就开始祈祷:“神啊,刘侠太惨了,求你大发慈悲早些接她到你那里吧。”刘侠听说后吓了一跳,立马重新祷告:“神啊,关于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听三毛说,你还是听我的吧!我还未活够,我还有太多事未做完,死不得呀!”

然而,三毛却先刘侠一步。

1991年1月4日,48岁的三毛在台北市医院的病房里自杀。刘侠以圣诗《落日之那边》为题,写了一篇《念荷西,慰三毛》的悼文,颇为感人。各界都在哀悼,唯独三毛生前最好的朋友刘侠直言,她批评三毛不该自杀:三毛自杀并非学习的典范,希望大家能节哀顺变。

她反反复复强调:“我最不能原谅她的,是她使自己的父母伤心!”

在刘侠看来如此得来不易的生命,三毛就这样轻易放弃了,也一同放弃了三人的友谊。

刘侠(左),三毛(右)

回想当年,三人的一段对话似乎隐隐暗示了各自的结局。当时,三毛来看望刘侠,看刘侠身体逐渐萎缩,大痛小痛不断,便灵机一动,说假如最后实在忍不下去了,要给刘侠一颗毒药,然后由自己和张拓芜来承担法律责任。张拓芜立即回答:“我不敢,我没这个胆子去承担这种责任!”刘侠却早就叫了起来:“不可以!我还没活够呢!”

张拓芜后来每每想起,还是钦佩于刘侠对于生命那种强悍而勇敢的态度。

三毛离开后的日子里,刘侠仍然不放弃写作和宗教信仰,还热心公益。她创办了台湾最大、最有影响的残疾人组织——伊甸园,为残疾人士争取社会福利、从政参政权。

刘侠辅导的残障儿童

社会影响力和地位越来越高,刘侠的身体却不可控制地衰竭。在带领伊甸喜乐四重唱赴香港演出的过程中,因为过度疲劳,刘侠罹患大肠炎,整整五十天滴水未进,靠点滴维持性命。1993年,她应邀去清华大学毕业典礼致词,因为呼吸不畅,咳嗽不断,说不到十分钟就气喘如牛。

中华民国残障联盟筹备会成立,刘侠任主席,并被推选为残障联盟第一届理事长。可她却数次药物中毒、急性肝炎、关节恶化、吞咽困难、听力衰减、膀胱萎缩,一次又一次被推进重症病房。

也许是为了犒赏自己经受着如此折磨还活着,一次手术之后,刘侠要求医院为她穿耳洞,她为自己买了一块小玉和一条银饰项链。

2003年,刘侠的印尼籍看护突然精神失常,刘侠被其严重拉扯而受伤,不治离世。

刘侠的家人没有追究看护的责任:“按照刘侠的性格,她一定会选择原谅。”

台湾作家张晓风曾说:“刘侠是一个健康的病人,一个甜蜜的受苦者,一个快乐的忧世人,一个富有的穷光蛋,一个小学学历,却练达睿智的人。”

刘侠的《朋友与其他》里也有这么一段话:“就让生命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吧,犹如窗前的乌桕,自生自落之间,自有一份圆融丰满的喜悦。春雨轻轻落着,没有诗,没有酒,有的只是一份相知相嘱的自在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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