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拗相公遇司马牛: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对抗

王安石与司马光性格同样执拗

北宋熙宁年间,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发动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法。熙宁变法涵盖了行政、社会与经济体制等层面的改革,就经济层面而言,新法可谓是试图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目标,历史意义非比寻常。

可惜在变法的过程中,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比如市易法,即国家设立官营贸易公司,原本是为了“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防止大商贾把持市场、操控物价,结果却是:由于官营贸易公司垄断了市场,“凡商旅所有,必卖于市易”,导致“市梳朴则梳朴贵,市脂麻则脂麻贵”,“人皆怨谤”。

但面对同僚们对于变法的质疑,王安石却从不肯停下来听听反对者的意见,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因此得了一个“拗相公”的名号。不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宋神宗英年早逝,年幼的哲宗继位,由同情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很快便召回旧党领袖司马光。

司马光执政之后,大举罢停新法,恢复旧法,包括以民间“无有不言免役之害”为由,废除了货币化的免役法(募役法),复行中世纪式的差役法。

平心而论,熙宁变法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但从整体来看,王安石的新法无疑顺应了历史演进的大势所趋。特别是募役法的推行,显然是历史性的进步。我们现在回过头看历史,不论哪一个国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财税结构总是会发生类似的变迁:1、从以农业税为主发展至以商业税为主。2、从以人头税为主发展至以财产税为主。3、从以实物税为主发展至以货币税为主。4、从人身支配的役折算成非人身支配的税。5、从轻税率转为高税率(因为现代政府要处理的事务远比古典政府复杂)。王安石的役法改革,实质上便是将人身支配的役折算成非人身支配的税。

但司马光似乎缺乏洞察历史大势的眼光,固执地要废除募役法。他的做法自然受到变法派的强烈反对,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章惇跟司马光一再辩论:“臣看详臣民封事降出者,言免役不便者固多,然其间言免役之法为便者,亦自不少。但司马光以其所言异己,不为签出,盖非人人皆言免役为害,事理分明”;“况此免役之法,利害相杂。臣今所言,非谓不可更改,要之,改法须是曲尽人情,使纤悉备具,则推行之后,各有条理,更无骚扰”。

保守派中的开明之士其实也不赞同司马光的搞法,如时任右司谏的苏辙上书说:“自罢差役,至今近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习惯。兼差役之法,关涉众事,根牙盘错,行之徐缓,乃得详审。若不穷究首尾,匆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

给事中范纯仁也跟司马光商量:恢复差役之法“且缓议,先行于一州,候见其利害可否,渐推之一路,庶民不骚扰而法可久行”。司马光执意不听,范纯仁只能长叹说:“是又一王介甫矣!”称司马光跟王安石一样都是不可救药的老顽固。

翰林学士苏轼也跟司马光争辩过免役、差役之利弊,苏轼认为,免役法与差役法各有利害,但如今民众已习惯了免役法,若骤然又改为差役法,未必乐意。但司马光不管那么多,坚持要全面恢复差役法。二人争执不下,苏轼“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大骂司马光的脾气跟牛一样犟。

你可能还想不到,司马光实际上比王安石还要早提出募役法的设想——早在宋英宗年间,司马光便提议:“臣愚以为,凡农民租税之外,宜无所预。衙前当募人为之,以优重相补。”所谓“衙前”之役,指农民应役替官府运输、保管物资,承役之人负担极重。司马光因此建议,将农村服役改为政府募役。《文献通考》解释说,“温公此奏,言之于英宗之时,所谓募人充衙前,即熙宁之法也。”然而,等到司马光暮年执政之时,他却非要废了王安石的募役法不可。

他命户部尚书曾布“增损役法”,即废募役,复差役,但曾布婉言拒绝了:“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义不可为。”倒是时任开封府知府的蔡京极力迎合司马光,在五日限期内“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得到司马光的表扬:“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司马光全盘废除募役法之时,役法改革的主操盘手王安石早已致仕,正闲居金陵,抱病在床,“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役法,愕然失声曰:‘亦罢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但离开了权力中枢的王安石已经回天无力,未久,他便去世了。

当初王安石以激进的方式推行变法,落了一个“拗相公”之讥;之后司马光复以“激退”的方式废除新法,也得了一个“司马牛”的外号。这两位先后执政的北宋著名政治家,政见对立,性格却是同样执拗,身上都有一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牛脾气。但对政治家来说,也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不是一种好的品格,因为政治往往需要适可而止,需要妥协,需要彼此各退一步。

责任编辑: 秦瑞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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