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是王静安（王国维）先生的祭日。1927年的6月2日，王静安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因先生系当世著名学者，消息一出，士林震悼。关于其死因的议论，也就成为了一个热点。
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殉文化），在笔者的阅读印象中，这在当时的各种说法（殉清室，逼债说）中间，就已经不同凡响。在近二十年的议论中，更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同。陈先生的说法，可以说是深层甚至终极的原因。但是，作为“自尽”这样一个重大的人生的选择，导致一个人在“那个”时间自尽的，也通常会有一些具体的事件。没有一些具体事的触发，可能仅仅是精神上的影响，未必就能在“此时”迈出自杀这一步。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静安先生遗书中的“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是给人印象很深的线索关键。
关于“世变”各种史料中，能清晰的呈现出“冯玉祥逼宫”和“叶德辉在湖南农民运动中遇害”两个最重要的事件。
卫聚贤（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静安先生的学生）在致王东明先生信中说：“当时，共匪攻占长沙，把叶德辉杀了，王先生为此事发愁，问我：何处可以避难？”，又，“我们毕业，有学校在工字厅宴会我们同学时，梁任公先生发表了几句短片演说，他说：党军已到郑州，我现在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及时见面，就很难讲了！王先生此时和我坐在一张桌子上，他问我：山西怎样？我说：山西很好。当天晚上《世界晚报》刊出《戏拟党军到北京后被捕的人物》，其中有王先生的名字在内，不知谁将这报送王先生看过了！”
(台湾《中国时报》1984年6月3日。转引自《追忆王国维（增订本）》259-260页)
这个聚餐会是在1927年6月1日。第二天，静安先生就自沉了。
关于这次聚餐会的场景，其他同学也有若干回忆。如：姚明达先生的回忆：“布席凡四，欢声沸腾。惟先生之席，寂然无声。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欢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然众方畅谈别情，不遑顾也。”(姚明达《哀余断忆（五则）》，《国学月报》第二卷，1927年10月。转引自《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第177页)
又如，署名“柏生”（其确为何人，待考。据推测是刘节先生。就是在文革中代陈寅恪先生挨批斗的刘节）的文章中关于此次聚会的场面，亦提及“眼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次日下午，隐约中闻先生走踪消息……途遇赵助教万里，得先生死耗属实……”（出处同上书，173-174页）
关于这里面提到的“叶德辉之死”，是当时震惊士林的重要事件。关于叶氏之死，议论也广为人知。在此也不多赘。但是，叶氏到底是怎样的人，由于负面的议论很多，尤其在中国大陆。当然，当年梁任公的文字中，也有“叶氏本不自爱”之语。所以，笔者也有几分好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叶氏是怎样的人，他就被这样处死了，无疑是非常冤枉的。他到底有什么罪行？我们能见到的是，无非是口无遮拦，写对联讽刺了农会之类。被捕之后态度不好（当然，我还曾在大陆的一些网站上看到了一些为叶氏编写的绘声绘色的像刘文彩、黄世仁那类“迫害劳动人民”的故事。不是指情节，乃是指其“子虚乌有”的鲜明特点。由于在严肃的史料中一点影子也没有，也就不多说了）。这难道就够得上处以死刑了吗？！
在涉猎文献学目录学的书籍的时候，我发现叶氏是绕不过去的名字。具体他的成绩，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无论从专业书籍，还是近现代学人的回忆中，不难了解，也不在此赘述了。
值得顺带一提的是他被杀前后的一些情景：
叶德辉被杀之前，其弟子陈子展曾经去看他。陈子展问叶德辉是否知道外面“铲除土豪劣绅”之事，叶德辉答曰知晓，并笑言自己乃是藏书家，并非土豪劣绅。
据叶氏的日本弟子盐谷温回忆，当北伐军进入湖南，湖南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时，盐谷温前去看望叶德辉，并叶德辉“圣人言，不居危邦，不入乱邦，先生何不乘槎泛海，访遗文，讲古学，不亦可乎？”叶德辉笑答：“上海革命党中，有章太炎者，浙江人，平日与弟无往来，此次在上海军民中宣言，湖南有叶焕彬，不可不竭加保护。若杀此人，则读书种绝矣。此人真可感，杀我不足惧，惟以为弟读书种子，则真知我也。弟与人笑谈，民军断不杀我，土匪则杀我……”
叶氏死后，其家人果然境遇颇惨：“仆从为之收敛，亲友皆为下泪，时论惜之。呜呼痛哉，所定年谱即于初七夜失去，后寻觅无由得。时屋宇派人看守，图书均被封存，家人均逃奔在外。至四月二十日乱定，暴徒潜遁，启倬始得归家，检点服物，略有所存，书籍损失过半，幸手著各种书稿本尚存，刊行俟之异日”。盐谷温追忆往事时，几欲泪下。
当时下达抓捕和审判叶德辉、在北伐中执行左翼激进路线的柳直荀，最终，于三十年代的肃反扩大化中在湖北被杀。这个柳直荀，就是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提到。在大陆因宣传的力量，也是颇为人知。（盐谷温《先师叶郋园先生追悼记》，《斯文》1927年第8期。转引自周言《王国维与民国政治》第304-306页）
“湖南农民运动”，这个名字，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应该一点都不陌生吧。毛泽东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作为自供状。
说到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对读书人的系统的，大规模的迫害，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文革。但是，回看叶氏遇难前后的种种，会不会觉的是否眼熟。这种残酷的，无理性的迫害，从它一诞生，开始肆虐中华大地，就是这种表现。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的表演，从巴黎公社就开始了。作为流氓的、作为共产党的老祖宗，那个打砸抢的表现，在各地，各个时期都差不多。共产党的历史和它究竟是怎么回事，以《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说的最为透彻。历史发展的轨迹和未来的走向都能、都会证实的。
连作为迫害工具的，共党的自己的党徒，都逃脱不了被清算的下场，在叶德辉—柳直荀的例子里面，也都预演了一遍。这可是上世纪二、三年十代的事。历史开始展现各种教训的时间并不算不久啊。
回到静安先生自沉前后的事。关键的、作为当时历史鉴证者的回忆，姜亮夫先生的回忆最有代表性。
据姜亮夫先生回忆：……以后我又去过一两次，书房里已经乱得很，先生在清理稿件。我最后一次去静安先生家是农历五月初二（按，即西历6月1日。静安先生自沉前一天）。先生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
这和其他同学和当事人的回忆也都能印证。梁任公等许多人的哀悼演讲、文章中也都提到这些。都不具引了。
此前的冯玉祥的逼宫事件（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也都对静安先生造成了很大的刺激。按传统的“君忧臣辱”的观念。这也是一种“辱”。冯的赤化的背景，当时是许多遗老的共识。虽然有些传言未必确切，但他们是那么认识的。而且，即使是误会，就冯的立身行事来说，也是对得起这些误会的。所以，静安先生自沉，作为其幕后的憧憧鬼影的核心的共产党，无论从那件事，都是可以透出来的。
关于具体的史料和回忆，其实有很多。读来也都会吸引人。但是作为主线的、核心的共产党的作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总会被淡化掉。但是这些史料都能非常清晰的呈现出那时候共产党对读书人的迫害。和后面的历史，都是如出一辙。
知古鉴今
九十年过去了，作为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的一位读者，看到现实中的共产党是如何统治国家的；在重重封禁中透露出来的历史也能告诉我们在这近百年的时间内，共产主义思潮是如何肆虐全球，如何荼毒中华大地。中共僭政以来，大小运动不断，用各种方法迫害无辜的民众，非正常死亡的八千多万。凡身处大陆者，无一不受难（远不止是政界人物，前朝遗老。一般民众，连共产党体系内的一切人都是迫害的对象）。这种迫害遍及一切人群，一切领域（经济、文化等等等等）。无人能幸免（尽管多人不自知）。也没什么事业能够幸免。作为一种真正的国教化了邪教，共产主义政权对精神领域的迫害就格外的突出。鲜明的体现就是对信仰和读书人的迫害。想到所有留在中国大陆的学者的悲惨的经历，是不难理解当年的静安先生那时候的心情的。尽管邪恶没有全国范围的发作，但是作为清晰的洞察到它的人，那种悲愤和无奈，却感同身受。
作为今天的读者，看到当年静安先生对于共产主义的邪恶洞见，联想到那时候他周遭的种种变故，其实不难想见静安先生当时的心境。那种天地之大，无处容身的感觉，仿佛身临其境。能清晰的看到一种邪恶笼罩一切的恐怖；感到它一步一步逼近自身、无路可逃的忧惧。那种几乎窒息的感觉，那种心情真是无法言表。这时候，我几乎可以完全理解为什么静安先生会在那个时候投水自尽。同时也是悲从中来。
再联想到陈寅恪先生关于静安之死的议论。是，对于文化与其承载的价值的信仰，对于传统价值的坚守，对于古今中外的广博的学识，会使像静安先生这样的人对于世道陵替中的种种丑恶表现格外的痛心。也就比一般人敏感。不过，对于共产主义这种古今中外都不见识过的邪恶来说，与其说“他比一般人敏感”，不如说是一般人麻木了一些，比较后知后觉。所以，更多的人会佩服静安先生的远见。作为读者，这当然都有。但是意识到自己还或多或少的身处在这样的邪恶的笼罩中（想想静安先生的“以共和始，必以共产终”），就会更多的为自己的未来担忧的。
当年即使如静安先生这样明智的人，或者说过去的所有人，是无法逃肆虐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但是，任何的邪恶，终将被清算，任何生命犯下的罪行，也都会偿还。读史使人明智。对历史有了解的人应当有这个观察和信心。历史走到今天，人们可以透过了解真相，退出共产党的组织（党、团、队）来摆脱这个邪教的笼罩。在它被历史清算之前，给自己的未来奠定一个起码的根基。这是今天人们的幸运和历史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