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中的广西，竟有人以杀人为快感。研究文革近二十年的、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毅，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从四个角度介绍了广西文革的血腥与残暴，即军队武装“剿匪”、大屠杀、人吃人与对女性的性暴力。本篇先分析前两个角度。
1979年至1981年间，广西因要求解决文革的冤假错案而上访的人数是全国最多的，达十几万人。时任改革派的领导人胡耀邦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广西调查。于是从1981年到1983年，有近十万的干部在从事这一调查，前提是中央把广西省省委改组，并撤换了旧的官员。因为被号称‘广西王’的该自治区第一书记韦国清得到军队的支持。
但是经过五年调查，汇集成一部十八册、760万字的档案——《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却被中共掩盖起来，还伪造了很多资料；在广西公开出版的县志里面，看不到该资料反馈出来的真相。
宋永毅说：“它堪称是一部最详实、最完整的、一个省的、十年浩劫的史料长卷，并且它具有官方声称的、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但是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军队做的那些禽兽不如的事情，为了不负责任，它要掩盖历史真相。”
武装剿匪却不知谁是左派
据舒云的《林彪传》披露，1967年1月底，毛泽东转达给林彪，下令中共军队支持左派：“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时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然而，究竟谁是左派？很多军队都不知道，广西的军队同样不知道谁是左派。
“军队就从‘解放’以来的主要政治经验，即武装剿匪，很容易把一派化为革命派，另一派自然成了反革命派。”宋永毅介绍说，“军队参与地方斗争后，更容易拉拢地方领导人，因有权利勾结。”自然地，广西军区当时的第一政委韦国清就成了军队支持的对象，而反对韦国清的就被当成土匪剿灭，其中对“四二二”的剿杀最为明显。
文革运动是一场拌杂着中国人的鲜血和生命的运动。(Getty Images)
宋永毅在他《“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一文中披露，1968年广西自治区当局以执行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为名，对反对派“四·二二”群众团体实行的武装大剿杀中，除了有数万军人奉命参与行动外，最积极杀人的竟多是共产党员。
广西军区曾动用了20个连来打击“四二二农总宁明县上石地区分部”的主要据点，但是那次没有报给中央批示。“（不报批就动用军队）那可是要杀头的事情，后来只是写了个检讨就算了。”宋永毅说，“而军队采取的手段没有原则，像伪造民众的身份，说那些人是国民党等等。”
这个简称“上石农总”的农民群体被广西军区当成反动组织，动用8个连武装围剿，至少115人遭到杀害和被迫害致死，30人被判刑，成为宁明县在文革中死人最多，牵涉面最广的冤案。
在农村不逃走，就会被抓起来杀掉。宋永毅举到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一批被迫逃到山上的群众，军队为了方便“剿匪”，采用了反奸计。“他就派了一些人啊，上去说我们是台湾来的，知道你们反共，（实际上那些人不是反共），就是躲避政府迫害跑到山上去，现在我们决定用飞机把你们救到台湾去……”“那些农民只知道有活路就跟着走，他们就把山上的几百人带下了山。一下山立刻就让埋伏好的军队用机关枪杀死。”宋永毅描述说。
但是上报的原因却是民众和台湾有勾结。“这个档案下了一个结论是：这开了一个伺意颠倒是非、粗暴、践踏法治、利用人民政权武装力量进行政治污陷和残害人民的极为恶劣的先例。”宋永毅说，“你想想看一份中共党内的文件下这样的结论，可以看到当时的军队做尽坏事。”
因为军队的伪报，再加上当时毛泽东想要跟苏联争取越南战争的主导权，放弃了他对本身就不喜欢的韦国清的制裁，默许军队、民兵、现役军人等参与到文革中，导致了军队对群众团体的剿杀。
丧心病狂的大屠杀
在文革中，由于几近灭绝状态的政治迫害，广西近15万人死于大屠杀。其中武斗死了3,320人，在非武斗的情况下被乱打死的、迫害死的或者失踪的，约占死亡人数的96%。
首先被盯住杀死的是那些已经被中共划分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等的“黑五类”及其子女。“基层民兵在这部分起主要作用，他们不是把那些民众当成阶级敌人杀害，而是看中了对方的财产、女人，甚至是养的鸡鸭。为了斩草除根，他们把家里的男孩子都杀掉，哪怕才3岁或3个月。”宋永毅说。
还有很大一部分民众并不是带有这样的标签，也被杀害，因为民兵把民众“组织”到一个反革命组织里去，并屈打成招。宋永毅告诉大纪元记者，“他是根据需要来随意制造罪名，即便你是清白，也能把你‘组织’到某个反革命组织里面去，陷害你。”
更让人可怕的是，杀人者不是为了结束他人的生命而杀人，是为了享受杀戮之间的感官和心理快感，采用的刑罚有两百多种：敲死、溺死、枪死、捅死、砍死、拖死、活割、砸死、逼人上吊、围捕杀害、破腹割肝、拔河、假枪毙、假活埋、刲猪、泡水、灌狗尿、脱裤游街、坐坦克、坐老虎凳、游斗、打活靶、罚跪、手铐、脚镣、木枷锁脚、跪碎石、罚跑步、化妆游街等等。
在文革期间，骨肉相残，亲友反目，师生互斗的悲剧十分普遍。（网络图片）
宋永毅讲述了一个广西环江县中学党支部书记龙孟庄“慈母饮泪劝子服毒”的故事。
“那个时候红卫兵发动学生打老师嘛，龙书记的母亲亲眼看着他的儿子被学生怎么样的折磨。结果在1968年3月的时候，他的母亲借着给他送饭的时候，给他带来了毒药，声泪俱下地劝他，服毒自尽，不要再受那些刑罚的煎熬了，”“你想想看一个慈母啊，她宁愿劝子服毒，她就是说看到他受到各种各样的刑罚，她觉得煎熬啊，还不如劝她儿子早点死啊。”
而宋永毅举的另两个例子，更能说明杀人者的丧心病狂。
“它们把两个对立派的小头头，分别绑在两个桩子上，面对面。叫一个人在旁边看，然后用刀割他们两个人的肝，活割，都是活割，你是匪夷所思，你不知道文化大革命那种残酷！而且割的还不让他们早死，慢慢地割。那个屠杀不是为了结束生命，是为了享受杀戮中间的那种什么呢，那种快感。”
“你再比如说，还有一个例子，他们强迫儿子杀父亲，说把你父亲的头割下来说，我们就饶了你的命，结果儿子把父亲的头割下来以后，他们再把这个儿子打死。”
据2017年《华夏文摘》第一0七三期刊登的宋永毅《广西文革绝密档案中的大屠杀和性暴力》一文披露，儿子杀父亲一事发生在1968年6月2日、广西永福县堡里大队革委会召开的群众批斗大会上，打死父亲黄广荣后，逼其子黄明新用菜刀将其父的头割下祭墓，然后又将黄明新打死。
宋永毅说：“所以这一类的事情比比皆是，我讲这是一个大屠杀。”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