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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六十周年祭

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拐点“反右运动”爆发六十周年。一个甲子前的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中共最高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重要社论《这是为什么?》,它宣称“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对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作了具体部署。六月十二日,为进一步配合“反右运动”,毛泽东将他于五月十五日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印发给中共党内干部。“三板斧”下,“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

“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是苏共“二十大”的最后一天。当天凌晨,赫鲁晓夫突然提出了一份长达四小时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份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全盘否定,引起了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混乱和震荡。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举世震惊的“匈牙利事件”爆发,匈牙利民众要求民主自由和摆脱苏联的控制。在事件中上台的匈牙利新政府对内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对外宣布匈牙利退出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成为中立国。后来在苏联的强力镇压下,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和其他几位主要领导人被处决,“匈牙利事件”以失败告终。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对“中国的斯大林”毛泽东刺激极大。为防止中国版的“匈牙利事件”发生,毛决定采取主动行动以化解民间对中共执政的不满。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四月二十七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目的的整风运动,并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毛发动整风运动的另一目的,是想借助党外和民间的力量整肃党内持不同意见者,重树毛自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强调“集体领导”后正在失去的权威。

然而,令毛始料未及的是:整风运动刚一开始,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党外人士对中共的批评就如潮水般汹涌澎湃而来。由于“匈牙利事件”是由匈牙利著名的知识分子组织“裴多菲俱乐部”发起和推动的,毛认为如果任由这些批评在中国自由发展而不迅速反击,早晚会爆发中国版的“匈牙利事件”,危及中共统治的大厦。毛最善于“将错误思想消灭在萌芽状态”,于是,在整风运动推出才一个月后,毛就翻脸不认人,发动“反右运动”,将给中共提意见的人士一网打尽,令所有的人——提意见的人、中共各级官员和“吃瓜群众”全都措手不及、惊愕莫名。

下场极为悲惨的“右派”群体

据一九七八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和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补课运动”中,全国共“揪出”五十五万多名“右派”,另“估计有四十万到七十万知识分子因‘反右运动’失去了职位,被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尽管按照“情节严重”程度的不同,“右派”又被划分为普右、中右、极右和内右(指内部划定的右派),但凡是沾了“右”者,即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地富反坏右”(简称“黑五类”)中的一员,沦为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右派分子”的下场都极为悲惨,被下放到偏远的农场、矿山等地,不少人在那里悲惨地死去;幸存者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屡成为斗争的靶子,或被投入监狱,甚至被枪毙。“反右运动”中的荒谬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某单位没什么文化的党支部书记不知道“右派”是啥东西,开会时问台下的群众谁愿意当“右派”,当然是无人响应。为了凑够将员工中百分之五的人划为右派的“硬指标”,书记只好“起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毛遂自荐把自己的名字列入了右派名单。结果书记被开除党籍,“蒙冤”二十二年。

仅次于文革的重大灾难

整风运动之初,中共鼓励(有的单位甚至是强迫)人们“向党提意见”。有人没意见或不敢提意见,那也不行,不提意见不能过关。无奈之下,有人就搜肠刮肚地向领导提了一些意见。仅仅一个多月后,这些被迫提意见的人就被不问青红皂白地打成了“右派”。毛泽东这种“引蛇出洞”的手段之卑鄙、言而无信之无耻、津津乐道称此为“阳谋”之厚颜、对“右派”的迫害之残酷、运动波及的范围之广、影响的时间之长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古今中外的统治者,从中国的秦始皇到外国的希特勒、斯大林,除了毛和中共,谁也想不出也做不出如此厚黑的事。

“整风运动”被迅速逆转为“反右运动”,其实并不奇怪。“整风运动”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九四二年毛在延安发动了残酷的“整风运动”,狠狠打击了党内不服毛、非嫡系的其它“山头”,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确立了毛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是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的党外升级版,在创造和利用“整风——反右运动”剪除异己、巩固政权和确立自己的地位方面,只有毛这位前权谋“十段高手”才能完成此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业”。

反右运动为一年后爆发的“大跃进”运动有效地消除了来自中共党内及党外的绝大多数反对声音。在“大跃进”中,诸如“亩产二十万斤”、以“小高炉”“大炼钢铁”等荒谬事件层出不穷。但在反右运动的前车之鉴下,尤其是连“彭大将军”都因讲真话一夜之间被罢官并被打成了“反党分子”,以致党内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讲真话噤若寒蝉。万马齐喑下,中国的经济只能一步步滑向“三年自然灾害”的深渊,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

反右运动使中国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快速发展的局面从此结束,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告一段落,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路线被迫中止,意识形态斗争从此压过了经济发展。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在林彪的推波助澜下,中共的治国路线进一步偏移到以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严重左倾路线上。八大制定的“集体领导”体制逐渐形同虚设,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得以重新确立,这些都为后来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扫清了障碍。

党外斗争转变为党内斗争

反右运动的“胜利”使毛不再顾忌党外势力的制约,放手将反右运动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诡道”娴熟地复制到了党内不同路线的斗争中。在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本来准备“反左”,结果却莫名其妙地揪出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反右运动葬送了党外民主,五九年庐山会议则葬送了党内民主。此后,在既没有党外民主、也没有党内民主下,中国政治逐渐沦为毛一手遮天的政治,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被迫停滞了近二十年。

制造群众间的仇恨和对立,贻害无穷。反右运动是中共建政后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它大力提倡泯灭人性的“党性高于人性”斗争哲学,它号召群众互相揭发批判。于是,它在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的同时,还人为地在群众中制造了无数的仇恨和对立。这种群众运动模式为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所效法继承,在文革期间达到了巅峰。六十年后的今天,整个中国社会信仰尽失、风气败坏、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缺乏最基本的诚信,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一直追溯到反右运动。

抽去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灵魂的运动。反右运动几乎将整个中国知识界有独立见解的精英一网打尽,民主党派也在经历了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后,再也不敢在参政议政时发声。自反右运动、文革至六四镇压,这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抽去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和民主党派的灵魂。知识分子不再是专制统治的批判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为“犬儒主义”者,只知随波逐流,追逐金钱与虚名的俗人;民主党派作为执政党外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制衡势力,也至今仍甘心沦为早已被边缘化的“花瓶党”。如果将一九五七年定为中国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和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勇气彻底消失的元年,那么这个“纪年”还要继续下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改元。

六十年后再回眸

虽然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中共对反右运动所作的一定程度的反思和纠正,如曾经的“右派分子”朱镕基后来成为“正国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但中共至今仍坚持认为“一九五七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见中共一九七八年第十一号文件《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对这种进攻(指”右派“当年提出的批评意见)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见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共至今对“反右运动”抱持这种肯定态度是毫不奇怪的。中共是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并始终坚持一党执政的极左政党,它在政党光谱中的这一既定位置,决定了只要它不转型为民主政党,不断地“反右”就是中共的本质。中共为了维持政权,除大力发展经济外,它必须不断地发动各种名号和形式的“反右”运动,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等,以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抗拒“外部敌对势力”即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对中国民众的“侵蚀”。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不得妄议中央”、全面封杀互联网、大规模迫害人权律师、拆除教堂等等倒行逆施正接踵而来。

自六月一日起,中国的自媒体时代将彻底终结。中共在终结自媒体的官方文件中的霸道行径和杀气腾腾的嘴脸,与六十年前反右运动时如出一辙。整整一个甲子之后,谁能断言中共的反右运动已经永远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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