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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重读王实味 深度的民族悲剧

——重读王实味

王实味的悲剧,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剧,乃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他的生死、命运,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由他上溯AB团的那些学生娃子,微山湖畔王文彬的冤魂(王文彬,“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北平市学联常委,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微山湖抗日,在“湖西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枪毙),从他之后,胡风份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命运,冥冥之中都已注定。

权势的影响往往是一时、一地的,而思想、人格的影响却是跨越时空的。有时候一个悲剧人物给时代留下的影响远远要超过那些有权决定他生死的人。王实味被杀害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王实味最后平反也有10几年了,然而,我们有关王实味的话题还刚刚开始切入正题。

王实味是40年代延安最大胆、最有争议的知识分子,一个年轻的翻译家、作家。连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都曾深夜提着马灯去看《矢与的》壁报(上面最轰动的就是王实味写的短文),1945年“七大”时甚至说:“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1962年,王实味死了十几年了,已经成为全国领袖的毛泽东又一次在最高层会议上提起他。

王实味祇活了41岁,1947年惨遭杀害时头上戴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这些帽子那一顶都足以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在他死后三十五年开始,三顶帽子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了,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否定了“反党五人集团”的存在,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486”说关于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公安部对“托派问题”的结论予以纠正,宣布为王实味平反昭雪。前后经历了近十年。

人性论

王实味到底是何许人?他在1942年的延安——当时中国的“革命圣地”说了些什么?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原名叔翰,1930年以后用“实味”的名字投稿,还用过诗薇、石巍等笔名。1925年他考上北大,和胡风是同班同学。1926年他20岁那年加入共产党,那时北京还在军阀统治下的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钊就是1927年被杀害的。他在北大祇读了两年就因为经济原因而辍学。

在1937年奔赴延安前,他已经是个作家、翻译家。在延安的头四年,他翻译了一、二百万字的马、恩、列经典著作,算得上是个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正儿八经的党内知识分子。

导致他被杀的不过是他1942年写的几篇短文,也就因为这几篇小小的杂文,他的名字留在20世纪的历史上甩也甩不掉,他的案子、他的死都曾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其实他一直是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向这一意识形态提出挑战。他不过是追求普通的人性,在他的短文里表达了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这些恐怕和他在北大所受的教育,和他在西方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有关。他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内在追求。这是他1942年闯祸、1943年被捕、1947年被杀的根本原因。

和他十分熟悉的文艺理论家雪苇揭发他——特别执著于“人性”,深信“不论一般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著很大作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太强调客观、太看重物质,以为改变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人性就能够变好”,他以为未必。他指出,“改变人性这项工作是独立的,如果说它不比改变社会的物质环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样重要。”他举例说,革命之后,“得胜的新朝权贵们露出来的‘人性’,竟比老北洋军阀的更丑更恶,这使他悲愤;更使他痛心疾首的,则因他眼见不少的‘老朋友们’,一见气候转变,立即改辕易辙,甚至认贼做父,卖友求荣。”

雪苇那时在窑洞里写中国新文学史,张闻天说可以和王实味交换意见。他们肯定讨论过有关文学、人性等问题,他的揭发因而是可信的,和王实味自己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也一致。

王文元回忆他们当年在上海每次见面谈论的主题也并不是革命,不是主义,“我们每见必谈、每谈必争的一个问题是他后来因之出名的‘人性论’”。

即使在王实味遭到批判后,他还经常和人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苏联清党时“斯大林不知造成了多少罪恶”?“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周扬当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就是批判王实味“主张艺术是为抽象的人类服务,是表现抽象的人性的”。可见王实味对人性的理解是一贯的(当然,四十多年后周扬也发表文章说“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最后肯定他自己批判了一辈子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这些王实味都不知道了)。

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起因是他有两个托派朋友。他在北大时的同乡、他的入党介绍人、他所敬爱的老大哥陈清晨(其昌),他的同学王文元(凡西)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托派。30年代初他们在上海曾有过交往,替他们翻译过《列宁遗嘱》、《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还在托派刊物上发表过小说,同意他们的一些观点。但他并不赞同他们另起炉灶,也从未参加过托派。

直到1942年王实味已大祸临头还对他们念念不忘,在杀气腾腾的批判会上,“仍觉得他们底‘人性’是好的”。尤其是对陈清晨,“即使面对着声色俱厉的批判与前景险恶的审讯,他也不肯否认那温暖地保存在他心中的老大哥‘好的人性’”。王实味的“愚蠢”之处就在于这里,——既然不是我们自己人,怎么可能“‘人性’是好的”呢?衡量人性的标准是什么?人性那时侯在党性、立场、觉悟这些大义凛然的概念面前,是多么微不足道啊!对这一些,书生气十足的王实味至死恐怕也不会明白。

他祇知道,不能因为政治观点的分歧就否定他的老大哥、老同学的人性。1930年,他的妻子小产,家中一无所有,是陈清晨默默地把自己家里能当的东西全部当了,硬塞给他三十元钱(这一些王实味并不知道,他也不知道陈清晨最后惨死于日本宪兵之手);王实味要翻译哈代的《还乡记》,穷得买不起原著,就是王文元替他买的。这种人性的温暖一辈子都留在他的心中,甚至可以为此而死。在面临厄运的人生关头,他依然坚持自己对人性的理解,以及做人的基本良知,这一切在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难能可贵。

《野百合花》

1942年6月11日,丁玲为了批判、否定王实味,彻底划清与王实味的关系,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发言说:“作家是须要有作品的,王实味除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而外,还写过什么诗,小说么?”其实,早在1926年,王实味在学生时代就已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创造月刊》、《新月》等赫赫有名的报刊上发表过多篇中、短篇小说,受到了诗人徐志摩、评论家陈西滢等的重视,《现代评论》还破例给了他三十元稿费,这件事曾被传为文坛佳话,甚至载入了文学史中,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1930年,他的中篇小说《休息》被编入“新文艺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中包括了沈从文、胡也频、徐志摩的作品。他还翻译过不少西方文学作品(如都德、哈代、高尔斯华绥等人的作品)。早在1933年9月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著)就提到了他的文学创作。

当然,王实味最出名的是他1942年3月分两次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的一组杂文《野百合花》,他在“前记”中对这个题目作了解释,并深情地回忆起他在北大时那个“圣洁的影子”——李芬,一个在北大入党的女共产党员,1928年春天她在故乡湖南被自己的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从容赴死。王实味一生都忘不了这个“圣洁的女殉道者”,并从她的影子里汲取生活、战斗的力量,促使他写下这些文字的也是这一力量,他由李芬想起了一切倒在血泊中的同志,所以他才批评延安“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一片升平气象。

这篇文章共四个小标题,分别为“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碰《碰壁》”、“‘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他批评“革命圣地”缺乏人际之间的温暖,多少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就是为了寻求“美丽与温暖”,所以对“丑恶与冷淡”忍不住要“发牢骚”。他说:“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他反对以“必然性”、“天塌不下来”、“小事情”为借口推卸每个人(尤其是“大人物”)的责任,认为那是“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他直言不讳地反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捕耗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当时他是特别研究员,穿着和领袖一样,津贴比边区主席林伯渠还多,和王若飞一样吃中灶,在延安文化人里算是有地位的。但他无法容忍那些不如人意的现象,并提出语无遮拦的批评,他的立足点不是政治的,而是人性的,他倡导的是爱和温暖,他之所以参加革命说穿了也就是追求人性,他说青年们来延安是为了“美丽与温暖”,无疑是他自己内心的真实写照。

《政治家。艺术家》

在《野百合花》后半部分发表的同时,他的另一篇文章《政治家。艺术家》也在《谷雨》上发表。他强调政治家与艺术家不同,实际上尖锐地指出了艺术家可以独立于政治家,艺术独立于政治之外,有它自身的规律这样一些要命的问题。

他指出政治家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改造人的灵魂。“人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底不合理所产生;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人底灵魂根本改造是不可能的。社会制度底改造过程,也就是人底灵魂底改造过程,……政治家底工作与艺术家底工作是相辅相依的”;政治家“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光明与纯洁”,艺术家“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政治家对事更看重”,“艺术家对人更求全”,因为“政治家了解在革命过程中,自己阵营里也是人无完璧,事难尽美;他从大处着眼,要把握的是:历史车轮前进著,光明占优势。艺术家由于更热情更敏感,总是渴望着人更可爱,事更可喜;他从小处落墨,务求尽可能消除黑暗,藉使历史车轮以最大的速度前进”;政治家的优越性是“怎样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革命力量,怎样进行实际的斗争”,艺术家“自由地走入人底灵魂深处,改造它”;政治家和艺术家各有各的弱点,政治家熟悉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于纵横捭阖,猫的利爪可以捕老鼠也可以用来攫鸡雏,这是要防止的;艺术家骄傲、偏狭、孤僻,甚至互相轻藐、互相倾轧。

“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这是残酷的真理,祇有勇敢地正视它,才能了解在改造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更严肃更深入地做改造灵魂的工作,以加速前者底成功,并作它成功底保证。”因此,他向艺术家发出呼吁:“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罢,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特别在中国,人底灵魂改造对社会制度改造有更大的反作用;它不仅决定革命成功底迟速,也关系革命事业底成败。”

读他的文章,我不禁想起了鲁迅“文艺和政治的歧途”。王实味的血管里流淌著和鲁迅一样鲜红的血液,他是性情中人,他不会、也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把心里话说了出来,作家、艺术家不应依附于政治而要发挥独立的作用。

“软骨头”与“硬骨头”

在上述这些文章发表时,延安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也创刊了,王实味一个人就在创刊号上发表两篇短文《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真名实姓,指名道姓,矛头直接指向他的顶头上司。

《零感两则》的第一则《辨正邪》,居然“危言耸听”地说:“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否则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仍不能免。我们的眼光不应祇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因为有些邪气家伙正在那里打着反邪气的旗帜,企图打击中伤比他们正气得多的人,……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

第二则《硬骨头与软骨头》指出:“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有人在壁报上反驳王实味,他则发表《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予以回击。再次重申“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

“《矢与的》的壁报出来以后,看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壁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的南门外,看壁报的人像赶庙会一样多。”(这是罗迈即李维汉的话)一时轰动延安,36岁的书生王实味成为“革命圣地”的明星。领袖都要深夜提着马灯去看壁报,甚至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

悲剧的意义

王实味的悲剧,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剧,乃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他的生死、命运,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由他上溯AB团的那些学生娃子,微山湖畔王文彬的冤魂(王文彬,“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北平市学联常委,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微山湖抗日,在“湖西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枪毙),从他之后,胡风份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命运,冥冥之中都已注定。那些当年落井下石、打“落水狗”的人们最终都未能逃脱和王实味类似的命运,作家丁玲、诗人艾青等等都在革命圣地写下了令后人难堪的人生败笔,在王实味被杀10年后他们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了右派。他们曾极力想划清和王实味的界线,不惜用世上最肮脏、最恶毒的言辞来诅咒、批判王实味,然而这个王实味阴魂不散,10年后仍把他们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历史仿佛绕了个圈子,1958年的“再批判”把他们当年的文章重新放在一起发表、一起批判,还是逃脱不了“毒草”、“反党反人民”的罪名。甚至周扬这样的革命文学“班头”也没有逃过十年“文革”的厄运。他们的经历比起王实味实在好不了多少,祇是活了下来而已。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不懂得生命的意义有时候不在于是否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当年王实味在延安为千夫所指时,人们也许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可悲之处就是看见别人的人权遭到践踏,甚至杀害,祇要与己无关,总是选择明哲保身,结果是谁也保护不了自己。

往往祇有当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人们才发现自己成了所有人无情射杀的目标,昔日的同志、朋友,甚至亲人都纷纷站到对面去了。没有左拉的《我控诉》这样慷慨激昂的声音,没有“这不公正”的低吼,也鲜有追随丈夫走向风雪弥漫的西伯利亚的女性。因而,那些在“文革”浩劫中,和丈夫一起选择了自杀的女性将永远值得我们尊敬。我始终相信为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尊严,选择绝路未尝不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

王实味,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上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特例,他是一个见证,他的死也不是康生批准的还是李克农批准的这么简单。在他的身后,共和国的天空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李九莲、王申酉……仍然没有逃脱和王实味相同的结局,因为思想而被处决。这个世界上祇要有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被随意剥夺,祇要有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没有保障,那么对所有的人而言,他们的生命、权利和自由同样将受到威胁。王实味祇是一个投奔革命的普通知识分子,但他死后20年共和国的元勋功臣(如贺龙、彭德怀)也惨死在自己参与缔造的这个共和国,甚至共和国的主席、执政党的第二号人物,以国家元首之尊也未能免于一死。这些人在王实味问题上立场可怕是一致的(比如贺龙),他们支持或默认了王实味的死,也就等于为自己掘好了墓。一个王实味的死,人命如草,当时除了领袖几次发脾气“赔我一个王实味”之外,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历史留下来的祇有萧军一个人在一边倒的批判声中那声怒吼——“让他说话”。萧军与王实味素不相识、从无来往,在那耻辱的一页中,他的出现像是一个异类,这个独一无二的声音60多年后依然令我们感动。如果没有这唯一的一声怒吼,如果没有温济泽等人为王实味冤案的平反所付出的努力,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将会更加无地自容,杀死一个王实味,意味着所有人的命同样都是可以被草菅的,祇要你不低头,祇要你还保持独立思考,那怕你怎么忠诚于这个主义也不行。

《野百合花》发表后,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两次和王实味谈话,还两次给他写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对这一明显来自最高层的批评意见,他竟置之不理,悲剧的发生因此也就在所难免了。其实,王实味当时祇要低头认罪,学学丁玲、艾青他们,把自己作践、糟蹋一番,也许就能逃过这一劫难了。王实味就是王实味,他不仅不认错,还提出退党,这样他被开除党籍、逮捕,最后被秘密处死的结局也就注定了。这就是他和其他延安知识分子的区别。

1946年春,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批准处死王实味。没有起诉、没有审判、没有上诉和裁定,也不需要这一切,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王实味这个被他所热爱的革命党所抛弃的人面临的祇能是“秘密处死”的下场。其实,就算在和平年代,有了逮捕、起诉、审判、裁定等法律程序又能怎么样呢?“党的优秀儿女”张志新烈士不是死之前连可以喊“共产党万岁”的喉管也被扼断了吗?伟大领袖高瞻远瞩,总是希望留下一些反面教材(比如胡风、梁漱溟)。但人头落地,人死不能复生,他再发脾气,要赔他一个王实味也来不及了。1948年9月1日,他在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所作的检讨报告的批示中写道:“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

王实味的观点说穿了也没有什么高深之处,他无非说出了别人没有勇气说出来的一些心里话而已。他20岁就入党,译著等身,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有人性色彩的,所以他才批评斯大林缺乏人性,才敢直言延安的阴暗面,他不是那种祇会唱赞歌的喜鹊。他在严酷的战争环境还能够坚持独立思考,真正体现了北大精神的精髓。因此他就要为自己的思想和骨头付出全部生命的代价。王实味死了,他留下的有关人性的讨论并没有结束,也永远不可能结束。

这位北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他以生命的满腔热情主动投奔的“革命圣地”呼吁民主、平等,要求政治中的人性,希望正在进行中的革命事业更加完美,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他从来都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因为他对人性的真挚追求,他的身上永远都闪烁着人性不灭的光芒。

选自《傅国涌文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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