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评论说，邓小平既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没有把三中全会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AFP）
前言
“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共暂时放下了屠刀，却难掩一穷二白的执政危机。在邓小平执牛耳期间，中共出笼了“邓小平理论”，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来，籍此逃避了前三十年中共杀人立威后的历史大罪。
“邓小平理论”高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旗，却又强调不问“姓社姓资”，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前提下，又谎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所谓“改革开放”理论曾被党内“第一支笔”胡乔木描述为“开抢论”。几十年来，它大张旗鼓地引诱著中国人，在被毛主义折腾怕了穷了之后，再次误入共产主义邪灵设置的又一个毁人迷途。
谁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邓小平被戴上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桂冠，这一说法被人们普遍接受。但党史研究者们发现，邓小平仅是改革开放的“拍板师”，而非总设计师。
早于1978年，华国锋在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古牧赴欧考察汇报后，意图将广东宝安、珠海西地划为出口加工基地、对外生产基地和旅游区。他在一次国务院务虚会上强调一定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1978年10月11日李先念的一个手签批阅件中引用了这句话，成为这句话的最早实物史料。
1979年6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在对广东大逃港人员进行两次调查后，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这份报告实际是华国锋改革构思的延伸。
邓小平曾于1977年底、1984年、1992年三次去南方，但1979年并没有去过深圳。歌曲《春天的故事》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南海边画了一个圈”，那个老人实际应该是习仲勋，而中共为了粉饰邓小平，竟然张冠李戴了。
“据党史专家何方考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里面，‘改革’二字虽然出现两次，却不是后来理解的改革，‘开放’二字一次未提。对于‘改革’的全面论述，始于胡耀邦1983年1月30日的一份讲话提纲。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的，同样是胡耀邦。”
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更倾向于赵紫阳是中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赵紫阳在出任总理后几个月，就在国务院内成立了‘经济法规研究中心’，草拟了上百个法律法规。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持通过《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几个月，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正是在赵紫阳担任总理的八年中，中国才走上了依法管理经济、依法行政的道路。⋯⋯所有在国务院系统工作的人，包括朱镕基、温家宝、曾庆红在内，都会对当时赵紫阳在经济改革中的领导作用有深刻的印象。”
猫论就是抢钱论
民间说猫有九命。猫，静能安逸，动如脱兔，性灵敏而略狡黠。邓小平是四川人，曾三落三起，与猫性有相仿之处。四川有句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早在中共攫取政权前，每逢大战役，邓和同乡刘伯承每每脱口而出的就是这句话，颇有点不择手段的意味。
据说邓喜猫，家中悬挂《双猫图》，为著名画家“江南猫王”陈莲涛精心画作。画中黑白两猫一前一后，目光炯邃暗藏斗意，步伐机警，画中题词即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
1962年7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就当时恢复农业生产、讨论包产到户时两次提到过“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表示了他对中共制定经济政策的实用主义倾向。毛泽东曾批判邓是“唯生产力论”。透过邓的猫论情结我们看到，中共将唯钱论和唯GDP论作为改革开放中社会发展主导性原则，就不感到奇怪了。
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上，毛泽东提出阴谋阳谋论打击异己，维护中共统治，国力大伤后，邓提出白猫黑猫论来发展经济，发家致富的是红、官二代，权贵家族，维护的同样是中共统治。
有中共党史学者指出“‘老鼠’就是钱，猫论就是抢钱论。邓小平要人们学猫，拼着命去抓‘老鼠’，抢钱”，胡乔木总结邓小平理论是二论，第一论是“开放论”，第二论是“开抢论”，“开抢”就是开始抢钱。
邓小平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这部分富起来的人是哪些人呢？
陈云：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
显而易见，先富起来这部分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高干子女、政府官员等权贵家族。
上个世纪70年代末，荣毅仁组建中信公司，经邓小平运作，王震儿子王兵出任中信深圳公司副董事长，且保留军籍，军商不分来源于此。1983年3月，中信公司成立中国海洋直升飞机专业公司（简称中海直），王兵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官倒盛行的那个年代，皮包公司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除了飞机大炮，样样都做”。而中海直是“飞机大炮，样样都做”，重头戏是走私军火。深圳有关部门也曾想遏制一下中海直的招摇势头，被王震骂得狗血喷头。
由红二代任主席的某残疾人基金会筹备经费2600万元，来源于当时民政部、卫生部拨付的财政款。1985年起依托“慈善机构”招牌，该红二代成为以康华公司为龙头的177个官倒机构的总掌门人，他的队伍中国务院副部长级的官员有4人，厅、局级的官员有61人。横跨政商两边的军政雇用人员13000多名。
“1986年康华公司伙同香港招商局从韩国进口一批数千吨没有进口证的冷轧薄板，然后串谋薄熙永（薄一波子）高价卖给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再由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以更高价卖给长春汽车制造厂。⋯⋯但给韩国的中介商的回佣是50多万美元。经过层层官倒，得益的是康华公司、薄熙永（薄一波子）、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最后蚀亏的是国营长春汽车制造厂。”
官倒激起的巨大民愤成为89六四学生运动的原因之一，邓小平用“杀20万换20年稳定”的中共邪灵思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屠城事件。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如多米诺骨牌一般解体，吓坏了中共。党内二号人物陈云提出“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让红二代接班，自此，中共红色家庭子女中，一人当官，一人经商的“一家两制”成为权力世袭的公开法则。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至今的二十多年中，权贵和资本的联姻已经是中国经济生长的主要模式之一。
德国之声2012年4月28日曾报导，“太子党大约2,900人，积累了总共2万亿人民币（约合2,400亿欧元）。他们尤其活跃于金融界、外贸领域和房地产业，作为公司老板或大公司经理。在财富超过上亿元的3,220人中，当时只有288人不是高官子女。”
曾有媒体称，中共红二、三代家属中亿万富豪占八成。据彭博社报导，中共的“八老”（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杨尚昆、王震、宋任穷）的后代们几乎有一半都移民定居海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赌咒发誓要打倒的目标。#（待续）
资料来源：
张耀杰：《胡耀邦最早把“改革”和“开放”并提》，《羊城晚报》，2011年4月17日，B02版
严家祺：《谁是“总设计师”：邓小平还是赵紫阳？》，大纪元，环球好评，2005年2月9日
《党员名言100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06月25日
《邓朴方是如何化公为私，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的最富有者？》，澳洲新闻网，2017年05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