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久远了！1918年的普列汉诺夫虽然只有62岁，但久病在身，生命之烛光即将燃尽，然而他对于这样一件小事情的回忆却始终刻骨铭心。
大约是在23年前，即1895年。其时，马克思已经去世12年了，而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一年的8月去世的。
一个春风沉醉或是一个夏日醺风的夜晚，美丽的日内瓦“兰多尔特”咖啡馆里坐着几位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信徒、职业革命家们，他们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时年40岁）和他的得意学生列宁（时年25岁），法国的保·拉法格（53岁）、茹·盖得（50岁），可能还有沙·龙格。后三位的名字我们都不甚熟悉，但他们都是法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其中的拉法格正是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的丈夫，《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就是他的大作。
窗外湖光山色，窗内咖啡氤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已经凋零，中一代革命家及青年翘楚列宁同志正品茗咖啡，情绪悠然，闲聊的却是麻辣话题——杀人。
话题还是普列汉诺夫引起的。他们在谈到法国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时，老普同志玩笑似地说了一句话：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
话音刚落，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他的老师：“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
一言既出，四座皆惊。因为从来也没有人这样总结雅各宾派失败原因的。就像当今也从来也没有人总结柬埔寨共产党失败的原因是波尔布特“杀人太少”一样；也没有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杀人太少”一样。
当时，所有在场的革命领袖们对列宁说出如此惊世骇言全都感到十分的意外，一时又都语塞。不过这毕竟只是一次闲聊，大家也没太在意，只是付之一笑而已。然而老普同志却记住了他的学生的这句话，内心立即生出一种不祥的感觉。因为列宁毕竟是他的学生，他太了解他了，知道这并不是他的随口胡勒，而是他的成熟的“策略观点”。
这是一件尘封的往事，除了当事人外再也没有人知道了。此后的数十年间也无人再提及此事。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老普结束了长达37年的流亡生活回国。那时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山雨欲来，然而，老普却不断地撰文支持“二月革命”胜利后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直至10月，老普终于亲眼看到了他昔日学生列宁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成为万众瞩目的伟大领袖。然而这位伟大领袖的老师却始终既不理解，也不赞同，一点点欣喜的感情都没有。
老普同志于1918年5月30日在芬兰因肺结核病逝。死前的一个多月里，一直在写他的一份《政治遗嘱》。老普同志生前曾经交待过他已经放弃了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掌权，他的《政治遗嘱》就不公布。所以这份《遗嘱》居然尘封了81年，直至苏联解体、俄共垮台后的1999年11月才重新被挖掘了出来。
老普同志在《政治遗嘱》中追述了上述尘封往事的细节，接着说：“未来却表明，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罗伯斯比尔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约弥诺陶洛斯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
普氏分析、普氏预测、普氏结论、普氏期望：“那么列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比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但我不愿他落到罗伯斯比尔的下场。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活到他完全明白自己策略的错误并为所做过的一切而战栗的时候吧！”
老普同志的预测不幸而言中。列宁同志虽只执政六年，俄国已有百万人头落地了。列宁同志死后斯大林同志执政，人头落地更以千万计。
老普同志的期望不幸而落空。列宁同志没有如老普期望的那样长寿，也就根本谈不上有老普希望的那种“明白”与“战栗”。由于在1918年8月，列宁同志遭遇一名女社会党人的刺杀，连中三枪，虽然极侥幸地活了下来，但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于1924年1月21日就逝世了，仅活了54岁。
在这次咖啡馆谈话60年后，1956年的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
从1956年6月起，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群众走上街头抗议执政当局的动乱事件。波兰的事变，随着哥穆尔卡的上台，波苏矛盾得以和平解决；而在匈牙利，抗议活动演变成为当局无法控制的动乱，直至苏军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事变才得以结束。
“波匈事件”发生是社会主义阵营前所未有的，它对万里之外的毛泽东同志影响至深至巨。在随后的几年中，毛同志不断总结“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总结来总结去，赫然竟也是那句话：“他们杀人太少”。
在1956年11月15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同志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
一方面，毛同志很得意于我们中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说：我们和他们的情况不同，我们在土改、镇反中杀了很多人。
另一方面，毛同志又认为在我们中国也要提高警惕，防微杜渐，措施就是抓紧阶级斗争，多杀人，杀够数目。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于1957年发动了反右，58年搞了民主补课，即二次土改，59年搞了反右倾，64年开始农村四清，66年终于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此之前，有一次刘少奇同志谈到越南时对越南土改杀人过多感到“忧虑”，毛同志插话道：
“我们杀七十万人，六亿人，千分之一点三。东欧就没有大张旗鼓杀人。革命嘛！”
不知这个70万的数字从何而来？如果是指建国以来所杀的人，恐怕几个70万也打不住。毛同志说“革命嘛！”，这句感叹是什么意思？当然是说革命嘛，哪能不杀人？而且要“杀人”，而且要“大张其鼓杀人”。
接着，毛同志又突然提到镇压反革命问题，他说：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为了解放生产力，“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杀人情结，真是根深蒂固啊！
列宁同志将“雅各宾专政”的失败的教训归结为“杀人太少”；毛泽东同志将“波匈事件”发生的教训也归结为“杀人太少”。
因为老普同志的《政治遗嘱》是在1999年才公布于世的，毛同志生前是不可能看到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列宁同志说过的“杀人太少”的话。
然而这两位伟大领袖却能相隔遥远的60多年，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说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话语来。
这叫什么呀？这就叫主义相通心相通，英雄所见略同。
不过也请注意，即便如此，毛同志仍然是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他的内容包括“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无论是列宁同志还是后来的斯大林同志虽然也都想到要“杀”、“捉”、“管”，但是他们的“管”只想到“捉到牢里关起来”，或者流放到“集中营”里“管”起来，却没有想到将他们放在群众中。一方面让群众将他们“管”起来，另一方面又能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一箭双雕，岂不妙哉！
如此说来，毛同志仍然是棋高一着。
2014-7-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