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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已死”几成社会共识?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检讨与反思中国改开的进步与退步,似乎非常有必要。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最近开了一个讨论会,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颇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原因有几个:第一,出席者身份不同,他们均来自政学企界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高层人士,均深度参与中国经济决策,某些学者身份的官员,以前或现在还是政策制定者。

第二,讨论口径较为大胆。前财长现为政协外事委主任的楼继伟,直言批评当局采取给“去产能”下指标的手段,是行政手段,形同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措施。原中财办副主任、现在的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批评当局现在的改革是小改革、虚改革、啃假骨头;说现在效率不高甚至下滑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由政府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批评国进民退,称歧视民企现象仍然存在。

第三,习近平的最高经济智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会,虽然他早早离开。刘鹤是经济50人论坛的创始者,他的与会被广泛认为是对改革的支持。鉴于以上几个原因,有观察者认为,这次会议释放了中国改革要重新启动的信号。

但笔者认为,这次会议与其说是重启改革信号,不如说是发牢骚吐怨气,而绝大多数与会者在避重就轻。不过,这个会议讨论仍然显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动向:1)很多学者和官员对改革现状相当不满甚至悲观;2)纪念“改开”40周年官热民冷。官方宣称要隆重纪念,老百姓反应则很冷淡;3)“改革已死”几乎成了社会共识。邓聿文在《金融时报》著文“如何理解改革五十人论坛传递的讯息”称,10多年前,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喊出“改革已死”口号时,社会还不以为然,可是现在这基本成了全社会的共识。

“改革已死”这个说法,是不是站得住脚呢?老实说,十多年前,当我听到“改革已死”时,觉得很过分,觉得缺少佐证。可是近五、六年来的发展与变化似乎正在证实这个说法。现在我们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看,它到底是不是站得住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鉴于文革的惨痛教训和毛泽东的一言堂,邓小平主张改革国家领导体制,废除领袖终身制,防止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但今天,中国的国家领导体制已彻底走了回头路。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说,“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今天,当年邓小平列举的共产党高度集权的种种制度弊端,统统回潮了。习近平大搞个人揽权、个人崇拜和终身制,与当年的改革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在这方面说,改革已死,并不夸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改革派在保守派的各种阻挠下,勉励推动政治改革,包括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但今天已荡然无存。毛泽东主张和践行的“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已经演变成习近平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为了防止党天下,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和党章中不再提“党领导一切”。而现在,“党领导一切”重新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当年曾实施的校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如今统统被党委负责制所取代,党的控制已经全面深入到学校、机关、媒体、互联网、国企、私企甚至外企。因此在这个方面说,改革已死,是站得住脚的。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自由亚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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