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多少中国人被迫流产，又有多少人为罚款背债；人口学者梁中堂说，计划生育是一面镜子，反映中国的落后，如果只是毫无批判地结束了这项政策，那还是没有进步。
70岁的梁中堂是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第一至第六届专家委员，曾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是享有中国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却也一辈子都和官方政策不同调，在大陆主要实行一胎政策时，争取设立允许二胎的山西翼城作为「计生特区」试点。
中国很可能在2019年结束长达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项「基本国策」将走入历史之际，梁中堂接受中央社记者专访，回顾中国的一胎化政策、自己做过的抗争努力，以及如今计划生育政策将划上句点的感受。
早在1950年代，中共中央就提出了节制生育的看法，但并没有强制要求民众生育数量。
1979年，大陆政府要推出只准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时，梁中堂觉得这对农民的冲击实在太大。经过测算，他提出两胎制。「我是第一个用『人口老化』这个理由反对一胎化的」，当年还没有这样的专有名词。
在往后十几年间，他几乎是唯一在生育政策上公开持反对意见的体制内学者。
然而，各地的计划生育条例已经纷纷制订，直到1980年规定细化，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第二胎；1982年将计生政策对象分为农民、城镇居民和少数民族，允许生女儿的农户可以生第二个孩子、少数民族可以更宽松。整体上，仍将1979年开始实施的主流政策概称为「一胎化政策」。
1984年，梁中堂写了一份报告给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以1982年人口普查为基础测算，建议实行「二胎」政策。
他看过内部文件，知道胡耀邦和时任总理的赵紫阳都觉得全民普遍二胎没有问题，「但不知道哪里卡住了，应该是国家计生部门不愿意（推新政策）」。但梁中堂说，他没有确凿的证据。
1985年，他再次写信给胡耀邦，信中提到「处罚农民不该是共产党的政策」。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意让他在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做试验。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赵紫阳下台。有高层提到翼城时，说那是「赵紫阳的翼城试点」。梁中堂特别在1990年的一场会议上说，这不是赵紫阳的试点，是学者的试点，保住了翼城这个生育政策的特区。
整个一胎化政策实施的期间，梁中堂都有无力感，但他没有放弃争取试点，「无论怎么说，你还是披着一张人口学家的皮，总比一个农民在那边呼喊有用。」
1990年代，梁中堂看了很多资料，思想产生转变。他不再相信计划生育，二胎的限制也不应该。
早期的梁中堂还相信中共宣传：「人口太多会阻碍经济发展」，以及「外国人害怕中国发展，所以用人权理由反对中国实施计划生育」。
但后来他推翻了这些看法。因为中国早在1979年之前就签了好几个国际公约，承认生育权是基本人权。此外，把社会经济发展不足的原因归结到「老百姓生孩子」，梁中堂认为这是让政府很丢脸的事。
2013年底，官方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也就是夫妻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个孩子；2016年元旦起，全面实施二孩政策，翼城试点的任务悄然结束。
这期间，有一群上海的智库学者向高层提出放宽计划生育为二胎，比梁中堂当年上书晚了30年，但这一次，他没有参与连署。思想一旦转变，就没有回头路，他认为政府应当放弃计划生育政策。
2018年3月，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9月，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撤销3个与计划生育相关的内设机构，转而新设「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
以梁中堂对体制运作的理解，接下来从省到最基层的县都要做相应的部门组织改革，「时间最长一年」，全部改完后，计划生育政策就等于走入历史。
一项反对了40年的政策终于要停了，梁中堂说，他很平静，也不感慨，「不需要感慨，如果感慨就表示自以为有作用。我们国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叫你怎么走就怎么走，学者没有起作用，最多就是作为『民意』一部分的作用。」
然而，他坚持了30年的翼城实验被认为是成功的，在实施「晚婚晚育加间隔」后，有效遏止了人口过快成长、性别比例失衡过大等现象，人口老龄化也相对趋缓。
人民日报曾经报导，2000年到2010年间，全中国人口成长率5.84%，翼城则是2.71%；2010年，翼城65岁以上老人的占比是7.59%，全中国的这个数据则是8.87%；翼城的性别比也大致正常，2000年时0岁组的性别比是106.1，全国则是112.8。
他说：「翼城实验的意义，证明了人口过程是客观发展的过程，不以人民、政客的意志为转移。」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功劳，也不认为翼城试点的成功是因为政策执行得多好。
回顾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梁中堂认为，计划生育是一面镜子，反映一个国家落后的程度。中国落后吗？「经济好不代表社会就发达，中国还是很落后。」
他预期，计划生育就算停止了，官方也不会有解释，一项「基本国策」就这样「遮遮掩掩的改」，依然是落后。如果政府能用批判的态度回顾整个计划生育，才是走向文明。
「生孩子哪里有什么大学问？」梁中堂不无调侃地说。然而，为了这个他口中没有大学问的事，整个中国折腾了近40年，许多女婴被抛弃、家庭分裂、有计生官员不堪与民众冲突的精神折磨与良心控告得到忧郁症；他自己写的约100万字相关著作，其中多数不能出版。
甚至，在他眼中，作家莫言之所以能够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写出了反映农村计划生育史的小说「蛙」，补足了诺奖对人权、现代价值理念的需要。有意思的是，「蛙」先在2011年获得中国的茅盾文学奖，诺奖可以避免「以西方人权价值干涉中国」的尴尬。
要是一开始就明白「计划生育就是违反基本人权」的道理，梁中堂说自己根本不会去接人口方面的工作，教书就好。如今他已经浪费太多时间，所以才会2004年申请调到上海社科院做研究，现在更利用退休时间阅读、写作，当前最关心的是世界史、国际关系、中美贸易战等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