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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医学博士的自白

上学时,老师曾给我们讲过这样一段历史:学校的第一任公共卫生教授兰安生,率先赋予了冰冷的‌‌“白大褂‌‌”以温情。他的解决之道是在北京城内成立了社会服务部,提倡医生、护士走出医院,走进胡同,拉近和市民关系。兰安生教授还邀请国际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到协和医院讲课。晏阳初谆谆告诫协和未来的医生:‌‌“你们需要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和一颗传教士的心灵。‌‌”

17岁那年,直到交志愿表的前一个月,我还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医学生。就在这时,朋友向我说起一个纪录片,说的是协和医院妇产科名医林巧稚如何医术高超,做人一品,那灰砖绿瓦的医学院如何著名,如何培养一流的医学生。几句话勾勒的图画,一刹那击中了我的神经。17岁的我,一直希望能走一条不同于别人的路,我一边觉得这8年医学生活会充满艰辛,一边又觉得它将不同寻常、不落俗套。

30个新同学见面后,开始交换理想,大部分女生都是受了林巧稚的鼓舞进了协和,并立志要做当代名医。很快,这些辉煌与欣喜便被稀释,接下来是真实生活一波接一波的长久考验:我们宣誓希波克拉底誓言,硬着头皮解剖了半年的尸体,早上睡眼朦胧地给病人扎针抽血,抢着给阑尾炎病人做手术,每晚自习到深夜12点以后。直至最终,把几年学过的内外妇儿几本大厚书摞在一起,把自己困在教室里一个月,昏天黑地,然后熬过了冗长的毕业考。

数了一下,除了选修课,8年下来大大小小总共考了59科。而在这8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说医学本身是门并不完美的科学,那么从事医学的医生,就是选择了一份背着人道主义重担、过程却冷暖自知的职业。这份职业,承担着来自病人类似上帝的期待,却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脱不了身边需要面对的琐碎现实。

临毕业那段时间,妈妈经常在电话里说上楼很吃力,这表明她的风湿性心脏病加重了。我让她来北京复查,如果可能就做球囊扩张术,强度也不大,还能解决点问题。靠着在医院积累的关系,我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但就在治疗前,一项必须的检查除了发现重度二尖瓣狭窄外,还发现她的瓣膜有血栓。医生说这种情况肯定不能做球囊扩张了,如果要做,必须开胸。拿到检查单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对当时月生活补贴仅200多元的我来说,5万元的手术费是个庞大的数字,去哪儿筹这笔巨款呢?

那晚,按照实验计划,我必须去丰台区大红门屠宰场取10只猪眼睛回来做实验。与外面渐归寂静的世界不同的是,屠宰场上班时间是午夜。我在漆黑的夜里等了一个小时,待工人上班后,我穿过血流成河的地面,听着猪临死前凄惨的哀鸣,看着工人麻利地用刀剜出5头猪的眼睛。我飞快地付了50元钱逃离了现场。

拎着盛着猪眼睛的冰盒回到昏暗的实验室,强忍瞌睡,在地下实验室一直忙到天亮。回去时妈妈还在等我,她态度坚定地告诉我:‌‌“我想好了,暂时不做手术。‌‌”作为一个医学生,我没能说服妈妈。妈妈和我都明白:即使妈妈被我说服了,我也付不起这笔巨额手术费。

这一夜对我来说,刻骨铭心。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导师说:‌‌“听说科里名额紧张,今年的已经用掉了。现在有些事很乱。不过没事,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的科研经费账户里还有差不多3万美金,我可以去跟院长说,要求你留在眼科,我用科研经费付你工资,带你看门诊。这样,以后咱爷儿俩每周可以抽两个半天去图书馆,一起讨论问题,把我会的全教给你。我相信你会是个很有前途的医生。‌‌”

他描述的生活让我有一刻的向往和动心,但很快就被现实淹没了。我不敢看老人的眼睛,不知道怎样告诉他。就在昨天我已打定主意去美国做科研。

最终还是咬咬牙告诉导师:‌‌“我不打算做医生了。‌‌”

‌‌“多可惜,为什么?‌‌”老人很惊讶。

为什么?我无法跟老人说。他一生思想那么单纯,心态那么乐观。他能懂得身处在我们这个年代,一个平凡医生精神和物质分裂的矛盾吗?他会认为现在医学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技术和知识,还有其他问题因为过于宏大过于庞杂而无法解决吗?他能接受张孝骞、林巧稚时代已经像一个纯真的童话一去不返了吗?他能告诉我一个有宿命感同时又追求丰富性、多样化的年轻医学生,怎么在以医学为职业的一生中得到内心的幸福和平静吗?

8年前,我因为林巧稚、琉璃瓦、救死扶伤选择了学医。8年中,我也曾品尝过学医的幸福,也像我的同学一样,为学习医学知识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但是这幸福这艰辛,最终在渺小个人、庞大社会、迅变时代、科学进展的杂烩汤里被渐渐稀释。

鲜为人知的隐痛

一次同学聚会,一位在急诊轮转的同学问大家:‌‌“一个车祸外伤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急诊,没有担保人,没人交住院押金。经济情况不明,给不给他治?‌‌”如果按照上学时所受的救死扶伤的教育,当然无需思量马上抢救,但按照现实医院的教育结果,首要问题是医疗费由谁来付?假使当班医生被油然而生的责任感驱使,不问费用便救死扶伤,最后极有可能挨医院训斥。

此外,假使这个病人因没钱而取不到药,单单指责这个医生不救人就有点冤枉。现代医院分工严格,医生只是大体系中的一个小分子,不能指挥整个医院,连药房他都使唤不了,与以往在家看病抓药的老中医的权限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报纸的社会新闻版,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病人性命攸关,医生见死不救。仿佛医生个个都是势利眼,只给富人治病,不给穷人看病。

看病这件事,我们往往简化为医生和病人两个人之间的事,忘记了医患身处的医疗环境。能看见的只是医生,代表医疗露脸的那个人,但不应将患者对医学、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和怨愤,统统转嫁到医生身上。

有一项调查问道:‌‌“你是否在临床中遇到过医患纠纷?‌‌”被调查的200多位医生大多回答‌‌“太多了‌‌”‌‌“刚刚还碰上一起‌‌”‌‌“同事前两天被打了‌‌”。基本上被调查的每位医生都遇到过。轻则挨谴责怒骂,彼此不欢而散;重则患者告上法院,甚至医生遭受暴力。当被问到最怕什么时,被调查的医生几乎众口一词:‌‌“医疗纠纷‌‌”。

在越来越多人们的印象中,医生的形象从未像今天这样歧义横生。但很少有人确切知道这个职业的辛劳与风险。有项调查得出结论:‌‌“如今医生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不健康的人群。他们死得比大部分人都要早,比其他人更容易自杀,更容易患上心脏病和胃溃疡,比其他人群更需要有心理咨询,比同时代人更容易酗酒和吸毒。他们的婚姻持续时间不长,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步履维艰,不堪重负。‌‌”

当医生成为病人

有一位美国的老教授,行医50年,晚年时得知自己得了喉癌。他成了病人,从站在病床边一下子变成躺在病床上,重新审视眼前的医学、医院和医生,顷刻间获得了不同的意义——属于病人的意义。他回忆自己曾经作为医生高高在上、习惯发号施令,但成为癌症病人后,遭遇和心情与其他病人如出一辙:他不敢面对疾病的真相,他被护士嘲笑‌‌“脖子短‌‌”,医护人员无视他的尊严,他眼前的商业医疗环境一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他开始意识到,其实‌‌“这些问题当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可是直到自己成为病人以后,再度回来工作时视野才被打开。‌‌”一个医生什么时候才能真切体会到病人所面临的问题,也许只有等他成为病人的那一天起才能觉悟。

这位老教授如此对比角色转换后的感受:做医生时,他习惯做命关病人生死的决定,习惯拥有权力。可当他是病人时,这些权力消失得无影无踪。成为病人后,尽管他也认识几个熟人,但也只能像所有病人一样,做一件事—等待,等待,再等待。他时时会碰上等了一个小时但看病只花了5分钟的情形。处在病人角色的他终于意识到,医生的一点点同情心对病人是多么意味深远。这位德高望重的医生成为病人后,还经历了两次被医生误诊的倒霉经历。他本可以控告,但回想从医这么多年从没被病人告过,可自己肯定也犯过类似错误。

正如他所言:每次痛苦的经历,都能让我设身处地想起当年自己行医的情形,我更愿意把这些经历告诉自己和年轻的医生,成为他们日后行医的教材。他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一书序言中说:‌‌“如果我能从头来过的话,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医,很不幸,生命不给人重新来过的机会。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你,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希望你我都能从中得到教训。‌‌”

关于患者:谁是你需要的好医生

是不是态度和蔼的医生,就是我们需要的好医生?是不是名声远扬的医生,就是我们需要的好医生?

我曾见过这样三位医生。一位是待人和善的女医生,她对病人总是轻声细语,关怀同情。与她交往的过程中,病人肯定能满足人情味的强烈要求。但这位医生直到50岁依旧是副教授。同事评价说她临床逻辑不太清楚,也很少更新知识,更没有能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

一位是当到副教授后,中途出国读了个药理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发表了不少科研文章。然后有一天回国发展,继续临床。因为科研优势,很快获得教授职称,还当上了科室主任。但在真正手术的时候,他的技能已经不如一位天天泡在临床的主治医生了。可是,这样的内情,一个普通病人在门诊是无法知晓也无法判断的。

还有一位是做心导管非常出色的医生,但他的职业生涯有一个致命的薄弱环节,就是学位是本科。文凭上的缺陷直接影响了他的晋升,影响了他莅席各种学会获得光鲜头衔的可能。在病人眼里,根本了解不到他真正的临床技术,也就是病人最关心的医术。

那么,我们怎么给自己选一个好医生?在现在的医生评价体系中,一位资深的医生,其学术成就或行政头衔,都会带来更多的名气。但对具体病人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人情味和医术。实在不能兼备,那应该是医术对病人更为重要。

一个朋友患了子宫肌瘤,需要做手术,本来觉得腹腔镜就能解决,问我去看谁。我给了她两位专家的名字。结果她看完告诉我,一位专家告诉她,因为肌瘤的位置长得比较棘手,周围有血管和尿管,腹腔镜未必能解决,恐怕需要开腹。我问了问同行大夫,这位大夫一听就明白了,说因为这个医生的手术风格就是过分细心,有人用两小时做手术,她可能用三小时。有人不觉得危险,她可能会觉得风险很大。

我立即把这番话告诉了朋友,她惊叫:这里面学问太多了!我问她:‌‌“你是愿意肚子上开三个洞做腹腔镜呢?还是愿意冒着开腹的风险?‌‌”既然就做这一次手术,就要想办法尽可能去找个最适合你病情的好医生。

那么,中国医生的医术究竟如何?一位国内免疫内科的教授对我直言:‌‌“不要以为美国的风湿免疫学有多强,他们只不过掌握了科研话语权,有基金去搞基础研究,实验室结果出得比我们多。论临床经验,我感觉他们还真不如我们,还是中国的某些医生更厉害。我一上午的门诊,能接触到好几例系统性红斑狼疮,我们病人多,病种多。但是在美国,如果一个病房里收进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人,几乎全内科的实习医、住院医生、教授都会跑来看。‌‌”

现代聪明病人

一位朋友住进妇产科肿瘤病房,进去的时候手里捧的是《别让医生杀了你》。她的这种行为,有力地挑战着医生的权威性。这样的病人,医生管她们叫‌‌“刺儿头‌‌”。我那在妇产科的大学同学就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从农村来的病人,老老实实,一句不问,那些城市里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女知识分子,事儿事儿的,问题一箩筐,看了就头皮发麻,不知道哪天就会找你麻烦。

手捧《别让医生杀了你》的这位朋友,继续按照自己内心的目标和愿望行事。因为在她看来,她的最终目标是——争取最好的医疗,为自己的健康打算。为什么看《别让医生杀了你》?她的解释是:这是我第一次住院,我总得了解一下医疗这一行的真实情况,从各个方面,好的坏的都要看一看,然后,我才知道怎么防患于未然。

自然,面对医生,她的问题也有一箩筐。比如,给她选择治疗方案时,她会问这位医生为什么建议先手术后化疗,问那位医生为什么又建议先化疗后手术。结果她发现两种方案的疗效并没有显著差异,只不过是两位医生不同的治疗哲学、不同的治疗习惯而已。

据她回忆,几乎每天查房时,医生走到她的床前,她都带着笑容,准备了起码两三个问题准备提问。不仅如此,她还找来医学院的妇产科学课本,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她详细了解了她所患疾病的治疗历史、演变以及目前国际的最新进展。其中有些趣闻和故事,我从来没听过。

在给她静脉插管以便打化疗药时,疼痛曾让她大呼小叫,这样的结果是——病房里找来了最有经验的老护士给她插管。老护士使出绝招,轻飘飘就插进去了。最后她出院时问管病房的老教授:我现在对这种病的了解,是不是已经相当于一个起码医专学生的水平?老教授不得不佩服地点头说:你的水平岂止医专,有些本科的学生可能都不如你钻研得深。

这样的一个‌‌“刺儿头‌‌”,在治病过程中,一直在强势但友好地争取最好的医疗,力图和医生保持平等,力图把自己放在能和医生对话的位置。最后,她赢得了医生的注意力,带着健康满意回家。不仅如此,她甚至还和其中一两个医生交上了朋友。以至她复查时,只要往门诊一站,医生就会回过头来像老朋友似地跟她打招呼,问长问短。

医生和患者永远是势不两立的敌对方吗?两个凡人之间的沟通,最柔软之处在于坦率和真诚。做一个能吸引医生注意力但又不让他反感的病人,需要一定的公关技巧。这听起来有些悲哀,但也算是当前我们冷静面对现实时的一条解决之道。眼下的现实是什么呢?医生在上学时没有学过沟通技巧,工作后也没有竞争环境、没有职业训练要求他必须注意沟通技巧,而医患关系正走向对立的方向,越来越多的医生和病人开始防范,而不是对话。

当病人成为医生

美国一位女病人的经历发人深思:她一生兼着双重身份:全职病人,同时也是全职医生。她患了一种罕见的先天免疫缺陷综合症,曾多次因感染住院。她得过名目繁多的感染疾病,做过许多次骨髓活检,并且医生还一次又一次警告她,你随时可能得上淋巴瘤或其他癌症。她躺在病床上如此痛苦,曾苦苦哀求一死了之。后来她决定去学医。原因只是因为一个生病的人想更多了解自己的病,以更好了解那副身体,重获对身体的掌握权。

还有一个原因,是她每个月都必须静脉注射抗体和干扰素,单单这笔费用对她来说就是天文数字,而当医生能减少这笔开支。两个原因放在一起展现的是,对一个面对疾病的人,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双重需求。如果别人都帮不了,那就自己动手干吧!当个医生,也解决了医疗费。

后来成了医生的她这样写道:‌‌“我遇到的病人塑造了我日后成为什么样的医生。我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我不仅知道身体出了什么毛病,还知道对有毛病的身体背后的那个人意味着什么。不管怎么说,如果你病了,你最后想听的才是医生他自己的问题。我能把自己的病人经历反过来用,对待病人就像我自己怎么要求医生对待我那样。这种经历,更有助于我和病人的交流。‌‌”

这位先天免疫缺陷的女医生,以独特的方式理解着贯穿生命中的疾病、恐惧和无常。她告诉大家的是:世界没我们想像得那么糟。

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感恩每句亲切的话语,每次仔细的检查。要知道‌‌“控制疾病不是件容易事‌‌”。还有,‌‌“疾病普遍存在,并最终获胜。我们会失败这是当然的事情,死亡最后获胜。当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就知道我选择从事的职业是一个注定美丽的、荣耀的失败。‌‌”

现代医学困境:好医生和‌‌“牛‌‌”医生

一位朋友的乳腺上长了个肿块。大半年前,她去看一位70多岁的乳腺外科专家。有天,我接到朋友电话,语气焦急,说刚去做了B超,单子上写着:乳腺肿块边缘不清,血流丰富,怀疑是恶性肿瘤。朋友心情极其低落。

转天她拿着B超结果再去看这位老专家。老专家仍坚持说:‌‌“目前很难说是恶性,相信我这双手,再去找个高手做B超吧。‌‌”朋友找到B超高手又做了一回,结果居然是:边缘欠清,血流不丰富,乳腺增生,建议随诊。两份结果截然相反,她哭笑不得,手足无措,不知信谁。

在两份结果的折磨下,朋友似乎成了一个执著讨说法的秋菊,又马不停蹄地去看了北京其他医院的许多医生。无一例外,这些医生的建议都是:切出来看,病理结果一出来什么都清楚了。她又转过来问我这个医学生的建议,我说出来的话和那些医生如出一辙。她再去问老专家,老专家却仍说:不要随便动手术,相信我这双手吧。

她又去做了钼靶检查,结果也是提示乳腺增生。再拿着结果去看老专家门诊的那一天,前面还有几位病人,她坐在走廊里等。这时,一位中年妇女突然闯进了老专家的诊室,冲上前去,对着老专家一阵拳头落下。70多岁的老专家被打得头发零乱,表情痛苦。派出所把老专家和女病人带走时,身材高大的他,看见人群里的我朋友,正了正色,说:‌‌“改天来看吧,不要挂号,直接来吧。‌‌”

动手打人的这位女病人,5年前曾看过老专家,当时因为乳腺癌病情已到晚期,老专家动员病人做全乳切除,否则复发的可能很大。女病人切了乳房,倒是再也没复发。但生活却因这场病和这次手术发生了巨大变化:下了岗,离了婚,经济窘迫,生活无着。女病人把悲惨的生活都归咎于5年前老专家的建议!

朋友问我,为什么别的医生都建议她把肿块切了,看病理结果?为什么老专家冒着可能被病人动粗的危险,建议她不要轻易动手术,请她相信自己的那双手?

当法律介入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之后,当我们的生活里充满对医生的抱怨、戒备甚至敌视后,医生从病人那里也越来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报。他们在给病人做决定时,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给一个四平八稳的决定,给病人一个清晰、明确、可衡量的结果。朋友咨询的那些建议她手术的医生,出于对肿块性质的不可知,所以建议她一切了之,病理结果出来后,便真相大白。这样的医生,在法制社会里算是好医生。他们四平八稳,所有的乳腺肿块在良性和恶性定不了性时,都会劝病人切了算了,自己也摘得干干净净。

但老专家希望尽量少地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不想让病人无端地多挨一刀。‌‌“乳房对女人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一个被刀割过的乳房,终归是不完整的乳房。‌‌”他不惜冒着可能被埋怨、被误解的危险,告诉病人在他看来认为最合适的选择。‌‌“请相信我这双手吧。‌‌”这样的话,不知道在现在,还会有几个医生能说出来,也不知道那些怀着戒备、提防之心而来的病人,有几个愿意相信这位一腔真诚的医生?会不会日后肿块真成了恶性,反过来把医生告上了法庭?

‌‌“你说,他图什么呀?‌‌”朋友这么问我。我说,这可能是一个现代好医生和一个濒临绝种的‌‌“牛‌‌”医生的区别吧。就像裘法祖那样的外科巨匠,反而不一味推崇‌‌“手术刀至上‌‌”主义,而是主张‌‌“能不开刀的就不需要开刀,能用小的开刀的,能解决问题的就开小刀,必须要开大刀的人,要开得彻底,要开得好‌‌”。

只剩下治病,不再是治人

如果你面前有两个医生,一个医术高超但待人冷漠,一个医术平庸但待人和善,你会选哪个?朋友小何说,如果只能选一个,她会选择后者,医生首先要有人情味。小何的一次看病经历,发生在被老板恶整的那几个月。成为‌‌“办公室政治‌‌”牺牲品的她,郁闷至极,经常感到胸口闷、呼吸困难、心跳快、手脚麻,脖子看上去也有点肿,以为是甲亢,去医院看了好几个科,医生都是给她了化验单,然后看了化验结果说——没事,回家待着吧。

‌‌“最后看了个内分泌科的小医生,看了化验单之后,可能看我挺顺眼,也可能碰巧那天不太忙,就问我最近有没有经受什么打击或者不顺利。我看她那么面善,就聊起被老板恶整好几个月的前前后后。结果聊完了,感觉好多了。后来她告诉我这叫过度换气综合征。我用她教的方法,不舒服时对着一个塑料袋呼气吸气,感觉好多了。‌‌”

但医学的发展,可能是以丧失温情为代价的。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的乔治·萨顿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断言:‌‌“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广泛意义来说,相当多科学家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操作工,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现代医学。医学,原本是一门时时需要以人为本的科学,而现在,它越来越显示出专业主义的冷酷秉性。

小何因时常发作的腰疼,决定再次去医院看病。问我意见,我说如果你能做到不厌其烦,那就去吧,但当天肯定得不到医生的结论。她做好了不厌其烦的心理准备去了医院,先是导医台把她分到妇科。她挂了一女副教授的号,医生给她开了一堆检查:血常规、血生化、宫颈刮片、B超……许多检查她连名字都叫不全,也不知道作何用途。医生说等这些检查结果出来后再来。一周后等所有结果出来后,医生说妇科没事,去肾内科看看。她去了肾内科,又是一堆检查,一周后结果正常,医生冷冰冰地说:我这里没事,去骨科看看。

小何问我:‌‌“这些学医的人就这么给病人一个说法的?好像我在他们眼里只剩下解剖结构,还按器官系统划分。‌‌”

除了简单归罪于医德医风下滑,导致医患之间今天这样难以收拾的尴尬局面,并不能完全责怪医生。他们每个人其实都面临着两个难题:一边是患者一如既往对医生人情味的要求,一边则是现代医学分工日益细化的现实。难怪有智者悲叹:‌‌“技术专家如此深地沉浸在他的问题中,以至于世界上其他事情在他眼里已不复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使几千年来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在短短几十年内切换成‌‌“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甚至‌‌“几个或十几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进了医院,就像一架盛着出错零件的机器上了流水线,医生看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而对医生来说,这零件不管来自谁都是一个样,他只管维修,就像汽车维修站的工人一样。

而在100年前,还是一个医生只面对一个病人的情形。那时的医学,没有那么多精确定量的检查仪器和指标,主要靠经验、感觉,在医生和病人直接接触的过程中完成。人情味成了那时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重要调料。

今天,医生的情感因为失去往日的专注性而日趋冷淡。现代医学似乎在人文层面上,进入了一个没有转角可言的尴尬境地。而在医学‌‌“科学主义‌‌”渐渐成为大家的信仰时,接近平民的温情,可能恰恰是医治人们对医学冷漠偏见的良药。

我的母校,曾是20世纪初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医学院。它在中国最初的起源,和医学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医学传教士面对的病人包括身体和灵魂。

上学时,老师曾给我们讲过这样一段历史:学校的第一任公共卫生教授兰安生,率先赋予了冰冷的‌‌“白大褂‌‌”以温情。他的解决之道是在北京城内成立了社会服务部,提倡医生、护士走出医院,走进胡同,拉近和市民关系。兰安生教授还邀请国际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到协和医院讲课。晏阳初谆谆告诫协和未来的医生:‌‌“你们需要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和一颗传教士的心灵。‌‌”

当时还是学生的陈志潜也在听众席中,甚受触动。日后,他脱下‌‌“白大褂‌‌”,换上‌‌“灰长衫‌‌”,博士下乡,来到中国农村。这位中国公共卫生之父,自己当医生,妻子当护士。他立志赋予医学以更多的温情,在医患之间,寻找更广层面的解决之道。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医师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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