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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忆大饥荒惨况:妇女停经子宫脱垂

被誉为“中国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在2015年10月14日纵览中国网刊文《饥荒年代我的遭遇》。文中披露:在这个饥饿成灾的年代里,每个中国人都难以避免灾难。医院的病人相对增多,头痛低血压、胃肠疾病、肝炎、浮肿,特别是许多妇女因饥饿出现“停经”,因劳动过重出现“子宫脱垂”等病,造成医院的病人大量增加。

2003年度感动中国十大风云人物之高耀洁

虽然毛泽东没有帝王之名,却握有比任何时朝代帝王都至高无上的掌控力、动员力、独裁力、享受力。建国之初历次士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受牵连致死的人数上千万。在中国实行封关锁国,任何人不准离开国土。他一人说了算数,听不进半点反对意见,使人们敢怒不敢言。反右派斗争之后,兴起了说假话,空口说白话的风气;他要将看不顺眼的千万人之心掠夺而去。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诈骗成风、浮夸、不讲真话、报喜不报忧、愚弄广大民众,夺得政权。不单浮夸成风、许多地方弄虚作假,高产高得没边没缘,造成历史上罕见的大飢荒。每人、每户、每个地区都深受其害,成千上万的人饿死。

一、我第一次吃病人送来的东西

在这个饥饿成灾的年代里,每个中国人都难以避免灾难。医院的病人相对增多,头痛低血压、胃肠疾病、肝炎、浮肿,特别是许多妇女因饥饿出现“停经”,因劳动过重出现“子宫脱垂”等病,造成医院的病人大量增加:

1、妇产门诊病人、以妇女停经的病人最多,老百姓不了解饥饿会引起停经,她们认为是大病,四处求医,因政府忌谈饥饿引发疾病,我们医生也不敢告知她们真实情况,只得用安慰疗法。

方法:用“安宫黃体酮”(孕激素)10毫克(针剂),每日注射一次,共用5-7天;或用片剂“安宫黃体酮””10毫克,每日内服两次,共用5-7天。造成子宫沏退性出血,病人見红了,以为月经恢复了,很高兴。几个月后继续停经,她又来求医生,这是门诊病人增多的主要原因,那时这种病人占门诊病人一半以上。

2、病房不是忙于接生婴儿,因饥饿妇女失去生育能力。相对而来的是“子宫脱垂”病人增多,子宫一度、二度脱垂的病人,可用中成药“補中益气丸”让病人长期服用,叮嘱她多休息不要干重活。但病情可以复发,子宫三度脱垂,必需手术治疗。这种手术要作子宫固定术,这样才能保証病人的子宫不再脱垂。因病人多、妇科手术日(每周只有两天)不够用,不能让病人增加住医院的时间,故经常加班加点,或借用其他科室的手术时间。

3、1960年秋季的一天,病房住进一位“子宫肌瘤”病人,她月经量大、失血过多,面色苍白,呈贫血和营养不良病容。大夫在采问病历时发现病人是《河南日报》的家属。妇科检查发现子宫肌瘤是多发性的,体积如孕三个月大小,因为那个时期没有B超(全名超声波诊断仪)更没有CT(全名电脑断层扫描),全靠医生的妇科内诊检查作病症的结论,次日做了各种有关化验检查,又做其他手术前准备,第三天各种检查完毕,病人身体可以胜任子宫肌瘤摘除手术。

手术前一天我约病人家属谈话,告诉他术中可能出现的意外,因病人贫血,故特别强调伤口愈合问题。在谈话中我发现病人丈夫言淡很有水平,估计非一般干部,这件事并不需要多问,按常规办事按排手术。

手术前日,我一天吃了两天的粮票,还是有饥饿的感觉。那时我因饥饿己出现浮肿,下肢较重,终日全身乏力。我顾虑因无力,术中能否提出肿瘤,更怕我晕倒在手术台上……带着许多顾虑走进手术室。手术大夫们、护士们刚走进手术室作准备,正遇上病人家属一个小青年送上一大托盘烧饼,内加红烧牛肉(烧饼、牛肉各四两重)12份。家属说:“今天请参加手术的诸位每人先吃一个烧饼吧,吃完再工作,这是我的心意……”我有些担心,便问共产党员护士长,我们敢吃吗?吃了是否会惹出受病人家属的贿赂等指责,护士长说:吃吧,送食物的不是—般人,出问题大家一起负责。于是我们每人吃了一个加红烧牛肉的烧饼,还剩余一个给清洁工老乔吃了。这是我当大夫七年来第一次吃病人送来的东西。在那个时期,一般人谁会有能力弄到这些食品呢?在病人治愈出医院时,我才知道这位病人的丈夫是《河南日报》社的总编辑。

上述情况,说明饥饿时期在政府上层任职的干部生活优于众人。群众挨饿,因饥饿引发疾病以至死亡。有人甚至饿死、病死,面积之广,人数之多,古今中外罕见,但没听说饿死几个高级干部。

二、我在饥荒时期的遭遇

在大灾荒年代饥饿是人人难以避免,我的家庭是不幸中之大幸的人家,没有人员因饥饿而发生伤亡。

三年大饥荒时期,我任职妇产科医生,因手术每月有31斤粮票。我丈夫在门诊部是内科医生,他只有29斤粮票,每人每月会给四两油、糖、肉、菜我记不清了。我丈夫的饭量又大,吃得又多;他天天饿着肚子,他身上的浮肿比我严重。好在他的工作轻,他会种地。在1960年,他在金水河岸上种了一季麦子,收了30多斤,取回来以后把麦子辗成片做糊糊吃。他还在金水河岸上种了两季红薯,虽然被人偷走一些,但还收了几百斤;这些红薯都堆在他门诊部的住室里。红薯成了我们全家的补助食物。

那时我第一胎男孩,第二胎女儿,都在河南省委幼儿园,全托。每周,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六晚上接回来。他们每人每月有6斤粮票,归幼儿园领取。对外说,省委幼儿园生活很好,不会让小孩饿肚子,其实真正情况也只是维持生命。

有一个周日,他爸爸买了一碗高价排骨肉,吃完了以后两个孩子争着捡骨头,捡到以后放在衣兜里,我问儿子你捡它干什么。他说:晚上睡觉前很饿,把骨头放到嘴里,第二天再拿出来放到衣兜里。以后再用……我听到之后吓了一跳,若不幸,骨头吸入气管,会有生命危险,太可怕,幼儿园老师、阿姨们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一天我领两个孩子上街,给他们各买了一个高价馒头,儿子刚把馒头拿到手里,还没有来及吃,过来一个乞丐,马上就抢走了。儿子张嘴大哭,我一看那个乞丐约50多岁、骨瘦如柴,衣服又脏又烂……我说,儿子你不要哭,我再给你买一个,于是我又给他买了一个馒头,我们赶快离开了那里。我不怪这个抢我们馒头的乞丐,因为他太饿了,我认为这是个社会问题,罪过应归于政府官员。

1961年暑假,屋里堆了一大堆红薯,每周日先用大砂锅煮一锅红薯,能吃一天。红薯刚煮好,我二弟高世正来了,看到红薯很高兴,坐那儿吃了一个又一个,一直到吃饱。两个孩子四只眼瞪着他很不高兴,孩子没说话,他只管吃红薯,下午他走了。我女儿说,咱二舅在清华大学没吃过红薯啊,我们家煮的红薯他都吃完了,下次他再来我就不搭理他了。现在回想起来此情此景,是一个很可笑而又很可怜的事情,实际上是每个人都缺少食物。

我家不但靠红薯吃救命,连红薯叶、红薯梗也舍不得扔掉,现在我看到红薯就反胃、恶心想吐。一次我三弟从开封来找我要食物,我自顾不暇,还养有两个呱呱待哺的孤儿,思索再三、我给他一纸箱红薯叶、红薯梗、小红薯,当然我还要付路费。当他背着纸箱走出时、我心如刀绞,时过50多年了,这种情景仍在我梦中多次出现,每次哭醒……

三、我最伤心的一件事

在这个灾荒年代里人人都不好过。7月15日,我二妹高明瑜,第一胎生了男孩;7月24日,我第三胎生了一个女孩,我产后第三天,我小妹妹从开封来照顾我。8月1日,上午9时许,突然接到开封来的一个电报,说我二妹病重,我托着产后七天的身体,和我小妹一起抱着小女儿到郑州火车站乘11点的火车赴开封。途中经过两个小时到达开封火车站,约下午3点到家。我没有见到二妹,她已经去世被埋葬了。我问小儿子呢?

我母亲说送河南大学幼儿园了。我想,他才15天大,在幼儿园怎么生存呢?赶快抱回来。我看到孩子,是一个七斤多重的婴儿,哇哇地哭,他趴在我怀里。我的小女儿饿哭了喂点水,此时我泪如雨下,二妹暴死太可怜啊!留下嗷嗷待哺才半个月大的婴儿。她突然死亡,连尸体都没让我见最后一面,迄今我仍然感到这是一个谜!今天我写着哭着……次日我和小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郑州我家。因产后7天长途行走,造成子宫一度脱垂、膀胱膨出,咳嗽或用力时即出现遗尿,年老了遗尿的次数更多。不但经常不自主得尿褲,我还尿床,谁也不知道我一天会换几次短裤。

在那个饥饿年代,我的奶少不够两个婴儿吃。为两个孩子的喂养问题,故四处求援。我照顾不了两个孩子,又雇了个保姆,幸好找来一个荥阳40多岁的妇女,我们叫她王嫂,说妥每月给她20块钱。那时我每月工资59元,怎么办呢。让我妹夫(他是河南大学党委的一般干部)每月付保姆20元工资,他还不太情愿。一次我收到20元的稿费,我就付了那月保姆的工资,同时我给我妹夫写了一封信。几天后我妹夫来看孩子,我就告诉他这月保姆费你不用管了,在谈话中我才知道那封信他没看。

王嫂来了以后,她对两个孩子很好。我每天弄一些高干粉(米粉加点葡萄糖)做成稀糊糊喂孩子。特别是小儿惊吓啼哭时,王嫂也愿语(土语即祷告)说:“你二姨别再来看孩子了,孩子害怕,我和她大姨照顾得很好,你放心吧!你来了小孩吓得直哭……”每逢王嫂愿语的时候,我和她同时流泪,有时候若有人来我家,她们也陪着我们一起哭。

高干粉的来源是非常困难的,幸有在一年前我治愈了一个不孕的病人,她是商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她生了一个男孩,本来她的奶够吃,她虚报不够吃,每月领两包高干粉(每包可能有1到2斤)。每次我要去找她取高干粉,无论刮风、下雨、下雪,我总需要每月按时在路上等着她,她把两包高干粉给我,我给她2斤粮票,她也不要钱。有一天,老天下着大雪,我被雪花落成了雪人,身体冻得直哆唆,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但还是怀里抱着两包高干粉走回了家,这时两个孩子每人每月只有5斤粮票,用来换食物吃。

另有一个喂养孩子的来源,郑州郊区徐庄二刚他妈,她是一个习惯性流产病人,连续流产十次。她怀二刚时,是我保胎成功的,她很感谢我。她送我一个老母鸡,这个母鸡会在病人食堂周围找东西吃,不用我喂食,他每周能下5-6个鸡蛋,成了两个孩子的救命食物。婴儿时期本应该用人奶或牛奶喂养,可是在那个饥荒年代,谁能得到这些东西呢?

孩子吃这些东西消化不好,经常腹泻,换尿布都来不及。王嫂忙不过来,有时我丈夫回来就帮她洗尿布。次数多了他不高兴,发牢骚说“孩子他妈(高明瑜)活着时对他姥姥最孝顺,说一不二,百依百顺,现在她死了,姥姥才50多岁,她对这孩子不管不问,成了我们家的负担……”

一年后小儿子已经会说话也会走路了,他随着我的孩子叫我妈,我给他说我不是你妈,他回答说你是。我妹夫再婚后把孩子接走时,小儿年龄己22个月了,其实他只付出20个月的保姆费,共计400元人民币,孩子最困难的时期我承担了。

时过50多年,那个小儿己是共产党员、教授,我救他活命是很不容易的,谁能知曉我为他流了多少眼泪,作了多少难,我丝毫没有要求他的回报,但是他不应该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他挑拨我小女儿的家庭关系,让我有口难张,我不能忍耐他的違法行为,故坚决反对,所以他们没达到目的。近十年我都不见他们了,我认为他们太缺德了,品质太恶劣了。天呀!好心救人也会造不可思议的遗憾!他给我晚年造成很大痛苦的回忆!这是我一生最伤心的一件事。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多维历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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