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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恐怖冲击共产国际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二部分 革命、内战和恐怖(10)

大纪元获得授权翻译、发行《共产主义黑皮书》中文版。(大纪元制图)

1934年12月1日,谢尔盖‧基洛夫被暗杀,为斯大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从严厉镇压转向在俄共和共产国际内实施真正的恐怖。在此之前,恐怖只被用作对付普通民众的武器。在基洛夫被谋杀之后,它就被无情地用来对付党内那些掌权的人。

第一批受害者是已在狱中的俄罗斯反对派成员。从1935年底开始,凡刑期届满者都自动被再度监禁。在沃尔库塔地区,数千名激进的托派成员被集中在一起。矿井里约有500人,乌赫托–伯朝拉(Ukhto-Pechora)营地有1,000人,伯朝拉地区有数千人。1936年10月27日,1,000名囚犯(包括妇女和儿童)开始了持续32天的绝食抗议。他们要求与普通罪犯分开,并要求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权利。四周后,囚犯中出现首例死亡。其他几人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之后当局才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第二年秋季,1,200名囚犯(其中约一半是托派成员)被集中在一个旧砖厂附近。3月底,营地管理部门公布了一份25名囚犯的名单。他们领了一公斤面包,并奉命准备离开。几分钟后,枪声响起。当其他囚犯看到押送车队返回营地时,可能最坏的情况很快证明是真实的。两天后,又有一份新名单,又发生了类似的枪弹齐射,这样一直持续到5月底。看守们通常将他们的尸体泼上汽油并点火焚烧,将其处理掉。NKVD在电台上宣布了那些被枪决者的名字,声称他们是“因进行反革命煽动、破坏活动、土匪活动、拒绝工作和企图逃跑”而被杀。甚至连妇女也没有幸免。任何遭处决的活动人士的妻子,也被判处死刑。任何12岁以上的儿童也一样。

科雷马首府马加丹的约200名托派成员也绝食抗议,希望获得政治犯地位。他们的声明谴责了“流氓刽子手”和“斯大林的法西斯主义,比希特勒的还糟糕”。1937年10月11日,他们被判处死刑,其中74人于10月26日至27日以及11月4日被处决。这类处决贯穿了整个1937年和1938年。

所有的正统共产党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得到命令与他们中的少数派托派作斗争。西班牙的战争过后,操作手法出现新的变化。完全捏造的内幕披露,托洛茨基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存在关联,而此时恰逢斯大林准备与希特勒签署协定之际。

斯大林发起的大恐怖(Great Terror,译者注:即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很快就扩展到共产国际的中央委员会。1965年,布兰科‧拉兹齐(Branko Lazitch)就这场对共产国际人员的肃清行动进行了调查。该项调查题为“共产国际殉教史”(Martyrology of the Comintern),引发共鸣。拉兹齐的文章发表之后,鲍里斯‧苏瓦林对共产国际里卑微的合作者──大清洗的无名受害者给了一句评语,以此为他的《评殉教史》(Commentaries on the Martyrology)作结。当审视苏联共产主义历史中这一特殊章节时,要记住这句有用的评论:“在共产国际的屠杀中死去的人,不过是一场巨大屠杀中最微小的部分,是被一个凶残的暴政所无端献祭的数百万工人和农民的一部分。此暴政被一个无产阶级的标签所掩盖。”

无论是中央办事处还是驻各国办事处的官员,都受到镇压机制的影响,一如普通公民那样。1936至1937年的大清洗不仅消灭了该政权的反对者,而且除掉了共产国际机构和类似组织的官员。这些组织有青年共产国际(Communist Youth International,KIM)、赤色职工国际(Profintern)、国际红色援助会(MOPR)、国际列宁学校(International Leninist School)、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KUMNZ)等等。列宁老同伴之一的女儿万达.帕姆普奇-布伦斯卡(Wanda Pampuch-Bronska)以笔名报导说,1936年,KUMNZ被解散,其全体员工和几乎所有学生都遭到逮捕。

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潘捷列耶夫(Mikhail Panteleev)检视了共产国际各部门的档案,迄今为止发现,在总共492名员工中有133名受害者(即占27%)。1937年1月1日至9月17日期间,256人被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委员会(Secretariat Commissio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和特别控制委员会(Special Control Commission)解雇。前者由米哈伊尔.莫斯克文(Mikhail Moskvin,即梅厄.特里利瑟)、威廉.弗洛林(Wilhelm Florin)和扬.安维尔特组成;后者于1937年5月成立,由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莫斯克文和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组成。一般说来,解雇后不久就抓人:埃琳娜.沃尔特(Elena Walter)于1938年10月16日被季米特洛夫秘书处解雇,两天后被捕。扬.波罗斯基(Jan Borowski,即路德维希.科马洛夫斯基﹝Ludwig Komorovsky﹞)于7月17日被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雇,但直至10月7日才被捕。1937年,有88名共产国际员工被捕;次年,又有19人被捕。其他人则在办公时被捕,包括当时负责宣传、于1937年5月27日被囚禁的新闻专员安东.克拉耶夫斯基(Anton Krajewski,即瓦迪斯瓦夫.斯坦因﹝Wladyslaw Stein﹞)。许多人在国外执行任务后立即被捕。

共产国际的所有部门,从秘书处自身到其驻各个共产党的代表,都以某种方式受到影响。1937年和1938年,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有41人被捕。国际关系部(the OMS)有34人被捕。1938年11月23日,莫斯克文本人也成为受害者,并于1940年2月1日被判死刑。扬.安维尔特在受酷刑期间死亡,丹麦人蒙克—彼得森(A.Munch-Peterson)因慢性肺结核死在监狱医院里。50名官员被枪决,其中包括9名妇女。1937年8月初,负责巴黎共产国际地下网络的瑞士国民丽迪雅.迪比(Lydia Diibi)被召到莫斯科。她刚抵达就与她的同事卡尔.布里奇曼(Karl Brichman)和埃文.沃尔夫(Erwin Wolf)一起被捕,并被控属于一个“反苏托派组织”,且为德国、法国、日本、瑞士从事间谍活动。11月3日,她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执行管理委员会判处死刑,几天后遭枪决。她的瑞士国籍没有给予她任何保护。她的家人被粗暴告知了结果,未得到任何解释。用来对付普通民众的家庭责任原则,也被用于共产国际成员身上。波兰人扬科夫斯卡(L.Jankowska)的丈夫斯坦尼斯瓦夫.斯库尔斯基(Stanislaw Skulski)(梅尔滕斯﹝Mertens﹞)于1937年8月被捕,9月21日被枪决。当时,她获得了“祖国叛徒之家庭成员”的地位,并因此被判8年监禁。

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Osip Pyatnitsky)(又名塔西斯﹝Tarchis﹞)曾在共产国际担任曼努伊尔斯基的二把手,负责外国共产党的财政和与世界各地共产国际的秘密联络。1934年,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行政处处长。1937年6月24日,他介入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抗议镇压加剧及赋予NKVD首脑尼古拉.叶若夫特别权力。斯大林大怒。他解散了会议,并施加巨大压力,以迫使皮亚特尼茨基站好队。一切都是徒劳:次日会议开始时,叶若夫指控皮亚特尼茨基曾是沙皇警察密探,并于7月7日命人将其逮捕。然后,叶若夫迫使鲍里斯.穆勒(Boris Müller)(梅尔尼科夫﹝Melnikov﹞)作不利于皮亚特尼茨基的证明。穆勒本人于1938年7月29日被处决后,最高法院军事执行管理委员会对皮亚特尼茨基判刑。他对自己是日本间谍这一莫须有罪名拒绝认罪。7月29日—30日的夜间,他被判处死刑并遭枪决。

共产国际许多遭处决的员工,被指控属于“由皮亚特尼茨基、威廉‧柯诺宁(Wilhelm Knorin,又名威廉.雨果﹝Wilhelm Hugo﹞)和贝拉.库恩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组织”。其他人则被简单地贴上托派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的标签。匈牙利公社(Hungarian Commune)前首脑贝拉.库恩对曼努伊尔斯基采取反对立场,反过来受到曼努伊尔斯基(可能是受斯大林的命令)的指控。他歪曲了库恩的话,直到它们等同于直接攻击斯大林。库恩坚决声辩自己是无辜的,并重申了他对曼努伊尔斯基和莫斯克温的抨击,声称他们两人导致苏共在国外声名狼藉和共产国际普遍效率低下。在场的人无一为库恩辩护,包括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奥托.库西宁、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和阿尔沃.图奥米宁(Arvo Tuominen)。会议结束时,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提出动议,要求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查“库恩事件”。库恩一离开屋子就被逮捕,并在卢比扬卡大楼的地下室里被处决,日期不详。

据米哈伊尔.潘捷列耶夫说,这些清洗的最终目的是消除一切对斯大林主义的抵制。镇压的主要目标为支持过反对派或曾与已知的托派成员有关系的人。其他受害者包括属于海因茨.诺伊曼(其本人于1937年被整肃至死)领导的派系的德国激进分子,以及来自民主集中派团体的其他前激进分子。当时,据国家安全总局(Glavnoe upravlenie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GUGB,当时隶属于NKVD)秘密政治局第一部共同主管雅科夫.马图索夫(Yakov Matusov)说,国家机关的所有高级领导人都有档案,内含随时可用来对付他们的证据,他们对此并不知情。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安德烈.维辛斯基、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米哈伊尔.加里宁和尼基塔.赫鲁晓夫都有这样的档案。因此,很有可能保存着关于共产国际领导人活动的类似文件。

共产国际除俄国人之外的最高级别领导人也积极参与了镇压。其中一个表征性案例是共产国际书记之一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案例。在斯大林死后,他被称为公开反对恐怖手段的人之一。陶里亚蒂本人指控国际红色援助会官员赫尔曼.舒伯特,并阻止他为自己的行为辩白。舒伯特不久后被捕并遭枪决。身为共产党人、于1933年后抵达苏联的德国夫妇──彼得曼夫妇(the Petermanns),在会议上被陶里亚蒂指控为纳粹特工,理由是他们曾与德国的家人保持联系。数周后,他们被逮捕。当众人对贝拉.库恩突然群起攻击时,陶里亚蒂也在场,之后他就签署命令将库恩处死。他还参与了1938年对一名波兰共产党人的整肃。在该案例中,他为莫斯科审判背书,并称:“懦夫、间谍和法西斯特工去死吧!万岁,列宁和斯大林的党──十月革命胜利的警惕守护者、全世界革命胜利的可靠保障!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继任者尼古拉.叶若夫万岁!”#(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大纪元译者砺真、言纯均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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