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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不让生的年代 就这么过去了

前几年,有人大代表说,“生育不像自来水般可随意开关,少子化一旦成为常态,逆转极其困难”,每次看到这种讨论,总让我想起90年代初期,我们村躲计划生育时的情景。

罚款从一出生,要交到孩子18岁

我读小学五年级那一年,妈妈带着弟弟去了爸爸打工的城市,把我留在家里跟着伯父生活。半年后,妈妈就带着几个月的身孕回来了,开始了在亲戚家轮流躲藏的日子。我很不理解妈妈,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算是儿女双全了,干嘛还要再生一个?这么多年,看够了村里那些“超生”的人和计生办你来我走、斗智斗勇,我家这不就是自找麻烦吗?可按照妈妈的说法:因为伯父一生未娶、无儿无女,所以要把弟弟过继给伯父,给伯父养老送终,她和爸爸就得再生一个儿子。

“我不是也可以给你们养老送终吗?”

“但是你是女孩啊,上不了族谱的。”

就算这事我怎么都帮不上忙,但从知道妈妈怀孕那天起,我也就跟家人一起,开始提心吊胆过日子了。

按照家乡的规矩,请村干部和族里德高望重的人来家里来吃一顿饭,告诉大家把弟弟过继给伯父,这个事就算成了。可这样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效力,计生办也不承认。所以在小弟弟出生之后没多久,计生办的大队人马就找上了门。

正是冬天,那天放学,我和同学们正说说笑笑往家走,刚走到村口儿,就看到刘婶婶坐在家门口哭,我正奇怪她为什么哭,迎面碰上堂姐,我问堂姐怎么回事?堂姐小声对我说:“刘婶婶家两个孩子间隔不到五岁,所以……哎,你赶快回家看看吧!你家刚才也被扫荡了。”

我赶紧往家跑,一推门,就见家里一片狼藉:为准备盖新房子请木匠师傅做的门、窗全都给拉走了,吃饭的八仙桌桌面被砸出了一个窟窿,衣柜也倒在了地上。妈妈一边哭一边蹲在地上收拾衣物。我愣在门口,想:该来的还是来了,以后怕是没有安宁的日子过了。

很快,噩梦就开始了:每个季度,家里都会收到一张计生办开具的“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单据,上面称如果不按时交罚款,他们就会来家里牵走你的牛、赶走你的猪。按照计生队的说法,这个钱,从小弟出生,要一直交到他18岁成年。

爸爸打工挣不了多少钱,被拖欠工资或者包工头直接跑路的情况时有发生,罚款常常凑不齐,妈妈整天为钱发愁。到了要交罚款的日子,妈妈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向亲戚们借钱,把所有亲戚家都借遍了,甚至连亲戚家的小孩都有了怨言:“要那么多孩子吃嘛儿?”

除了罚款,就是“学习”。

我记得很清楚,每天晚上,妈妈都要拿一张纸,上面写着《育龄妇女应知应会十题》,什么“49岁以下的已婚育龄妇女每三个月必须到村委会做有无怀孕检查”;“已生一胎的必须上环,生两胎的要做结扎手术”;“五户连坐,要是其中有一户计划外怀孕,知情不报者其余人等连带坐牢”等等,让我一遍一遍地教她,一直到她会背为止,以应付计生办随时来人抽查。

大概是怕大家这样还是会“忘”,村里也到处都贴着:“要想富,多植树,少生孩子多修路”、“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超生一个娃,抄娘婆两家”这样的标语。

烦躁的时候我也曾质问过妈妈:“为什么要和计生办的对着干?为什么不响应国策?为什么非要超生?”

面对我一连串的质问,妈妈总没好气地说:“要不你把你小弟弟抱到街上丢掉或者送人吧?”

我看着活泼可爱、白白胖胖的小弟弟,又觉得他也是无辜的,想来想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能是我死。

每天,我上学的路上都会路过一条河,一天我走着走着,满脑子都在想,就因为我们家超生了一个小孩,才再也过不上从前那种消停日子。那如果我跳到河里淹死了,家里就只有两个孩子,计生办就不会再找麻烦了,也算是帮了家里一个大忙,一了百了了。

我时常看着河水发呆,就是没有勇气跳下去。

虽然罚款并没有一直交到弟弟成年,但加起来也有八九年。很大程度上,这件事情可以说改变了我的性格。从那时起,我便不喜欢说话,也很少笑,总是沉默寡言地坐在角落里。

而为了交齐计生办的罚款,家里省吃俭用,这也直接影响了我的学业。我早早出去打工,再也没有机会重返课堂。

计生办的指标,傻子都要完成

往后又过了几年,计生政策更严厉了,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上面定了硬性指标:每个季度必须结扎多少、引产多少、上环多少。于是,计生办为了完成任务,甚至把刚结婚怀孕的第一胎也抓去做刮宫、引产。那些胎儿有的还没有成形,有的已长出了手脚,有的能看出来是男孩女孩。还有刚引产下来的婴儿还在哭,也被丢到垃圾桶里。

那时候,计生办为了完成指标,还闹了个“笑话”:附近村里有一个头脑不怎么灵光的四十岁光棍,和他的老母亲相依为命。计生办为了完成结扎的名额,就骗光棍去结扎,完了给他五百块钱。这个事儿传出去很远,全镇人茶余饭后都在议论:有一个傻子,一辈子没有沾到女人边,还搞绝育了。

除此以外,整个计生办的工作,就是天天下乡到村里去抓人——看到孕妇就逮着带到计生办,不管有准生证没准生证,都做刮宫或引产。

所以,谁家要是有孕妇,只能东躲西藏,也有孕妇躲到山洞里,到生的时候再回家。那些期待生男孩的人家,如果第二胎生的是女孩就送人,有心狠的父母干脆找个十字路口丢掉,还有的直接溺死或者烧死,惨绝人寰。

隔壁村里有一户孙姓人家,已经生了三个女孩,老大老二自己养着的,第三个送人了,一家人都盼望生个男孩,结果第四个生出来还是女孩,那家男人恨毒了,一气之下点了一捆柴,等火烧得正旺时就把小孩扔了进去。

邻村里有一个孕妇已经快要生了,被计生办抓住了。在肚子上打了一针,扎掉的小孩儿还在啼哭。小孩儿的爸爸一看是个男孩,抱起小孩儿就跑,计生办的狗腿子拔腿去追,做手术的医生说:不用追的,活不了,你看现在哭,没等到家就死了。

被遗弃的双胞胎姐妹,再不认亲爹妈

凤鸣是我的本家堂嫂,她总说,这辈子自己做过的最后悔的事,就是为了生一个男孩,狠心把第二胎刚出生的双胞胎女儿装在纸箱里丢在了马路边。一提起这事儿,凤鸣就埋怨老公清和重男轻女。可清和却说:“谁让你第一胎生一个女儿,第二胎生两个女儿的,是你自己的肚子不争气,你怎么能怪我?”

孩子是清和扔的。他说那个冬天的早晨,天气特别冷,他放下纸箱并没有走远,就听到了两个小女娃儿在纸箱里一个劲儿地嗷嗷哭。他折回来打开纸箱一看,两个小女娃儿冻得脸色发紫、嘴唇发乌。他于心不忍,就在附近拾来干柴,生起一堆篝火,把两个小女娃儿烤暖和了,不哭了,才放下心来。

正当清和准备离开的时候,两个赶集的中年人走了过来,问他在干嘛。他想了想,说这里有人丢了两个小女婴,看着怪可怜的。

那两个中年人一位姓刘,一位姓易,都是邻村的。两人一合计,这么冷的天,这么小的生命,让她们在这儿呆着,有冻死的危险,于是就一人一个抱回了家。

大一点的姐姐在姓刘的人家,叫刘秀娟,小点的妹妹在姓易的人家,叫易丽霞,两个人小时候还经常在一块儿玩儿,算是一块儿长大的。时光如梭,一转眼两个小姑娘都长大成人,也渐渐明白了自己的身世,知道另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样的,是自己的亲姐妹。

凤鸣也早就听说她的两个女儿在隔壁村,多少次她都想去看看两个苦命的孩子,可是一想到生下来就遗弃了她们,如今再厚着脸皮去认,她们会理自己吗?她们的养父养母会不会有其他想法?左邻右舍会怎么看?会不会认为我只管生不管养,而今又想坐享其成?

最后还是狠狠心,不去认了,扔都扔了。用他们的话说,一口浓痰吐远一点,再说吐出去的痰还能舔起来吗?

一次易丽霞上街赶集,被凤鸣和她的大女儿李隐隐看到了。她怂恿大女儿上去认妹妹。李隐隐去易丽霞身边说明情况后,却被易丽霞冷冷地拒绝了。

凤鸣不死心,总是找机会接近易丽霞,后来易丽霞一看到凤鸣就躲。直到易丽霞结婚了,自己做了母亲,才终于勉强认了亲生父母。

但是刘秀娟却怎么都不肯和亲生父母相认。

刘秀娟养母在去世的时候,曾告诉过她:“秀娟啊,你并不是我生的,你的亲生父母在隔壁村,妈妈叫石凤鸣,爸爸叫李清和。你想认就认吧,那才是你的亲生父母。”刘秀娟就一直摇着头哭着说:“我只认养父母,没有亲生爹娘,我那么小他们不要我,把我丢掉,要不是你们,我早冻死饿死了。小时候他们对我不闻不问,没有来看过我一次,天下有那么狠心的父母,而今也别怪我绝情。”

在易丽霞的撮合下,刘秀娟后来勉强认了李隐隐姐弟,但就是不认亲生父母,这让凤鸣伤心不已。

2017年,刘秀娟家里建起了新房,乔迁大宴宾客时,特地请了姐姐、妹妹和弟弟去喝喜酒,唯独没请凤鸣和清和。

李隐隐也劝说过刘秀娟,要理解父母当初的苦衷:“都是被计划生育逼的,要不谁的亲生骨肉舍得丢弃呢?”

刘秀娟反问道:“被逼的?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当初咋没有把你丢掉呢?”

李隐隐也说不出话来。

一直到现在,刘秀娟也不曾和亲生父母见面,更不曾叫过他们爸妈。

孕妇跑了?那家里谁在就抓谁

那时候,计生办还会关人。我家有个远房亲戚,我叫他绍昌大爷。他要是在世,今年也该快六十了。绍昌大爷年轻的时候很帅,长得像郭富城,年纪挺大才找了一个大奶,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女儿。

和所有农村人一样,绍昌大爷也千方百计想要生个男孩。在女儿三岁多的时候,大奶就和计生办打起了游击战。每三个月一次的育龄妇女孕检,大奶只去了一次就再没去过。计生办见孕检登记的名单里没了大奶的名字,担心有情况,就到村里来做工作,要求大奶限期到镇计生办孕检,过期没去孕检直接罚款,孕妇逃跑的,就抓亲属。

于是绍昌大爷决定,连夜带着全家人出去打工。

计生办的人听闻绍昌大爷离家的消息,带着一大帮人浩浩荡荡地到了我们村,就和当年到我家一样,一进绍昌大爷家的门,一伙人就忙活开了:有的用耙子把房顶上的瓦片掀开,有的把厨房的锅碗瓢盆都敲碎了,还有的在粮仓里把稻谷往口袋里装,更有甚者,直接钻到猪圈里把猪五花大绑起来……绍昌大爷的弟弟妹妹装成围观人员,在人群里偷偷抹眼泪,敢怒不敢言。

计生办的人走时,把绍昌大爷的父亲——我的太公——也带走了,抓到计生办关起来。放话说什么时候人回来,就什么时候放人。

那几年,县计生办的大厅里常常人满为患,五六十个男男女女都关在一起,吃、睡都在那一个屋里。伙食都要家人或亲戚送。有的全家人都跑了,没人送饭,每次到了饭点,就靠大家接济,不是这个人给一个馒头就是那个人扒拉一点儿饭给他,那人就这么凑合着在那里住了半年,出来之后逢人就讲:“都说吃牢饭吃牢饭,在那里边,连牢饭都没得吃!”

每天,里面的人只有固定的时间放风,一个上午只能去一次厕所,有的老年人憋不住就拉到裤子里,有的男人尿来了就对着窗户撒,女的想方便就用方便袋接着,再从窗户往外丢。

那里在大夏天也不能洗澡——全是为了子孙后代,豁出去了。眼看着外面正忙得插秧、收小麦,里面的人干着急没办法,只能任由油菜籽熟了在田里原地爆炸……

计生办也不闲着,每过几天就会提审一次,像审犯人似的训斥:“老东西,赶紧叫你家儿媳妇回来参加孕检!这里风吹不到雨淋不到,还不用干活,是不是住着还挺舒服啊?舍不得走咋的?”

有的在里面关时间太长了,还不见人回来孕检,他们就不耐烦了,上来就拳打脚踢,骂骂咧咧。

我上中学的时候,计生办里曾关死过一个女的,大概五十多岁。听回来的人说,那个女的性子刚烈,提审的时候和计生办的工作人员顶嘴,骂计生办的人尽干断子绝孙的事,不得好死。计生办的人就上去抽了她两嘴巴,晚上她就死了。

计生办的人一看出了人命,谁也不想担责任,从上到下几十号人一夜之间全跑光了。第二天家属来送饭,走进计生办的门一看,往日人来人往的计生办今天怎么一个人影都不见?整个大院都静悄悄的,就把关人的那间屋子的门砸开,把里面的人全放了。

不久之后,死人的事就私下里解决了:计生办赔了十万元给死者家属。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往后的超生罚款额度又提高了,转眼就把这个窟窿填了回来。那段时间,老家出生的小孩,很多人的名字都叫什么钱买儿、张六千、李万元。

生出了儿子,老子却绝食了

绍昌大爷带着大奶和小孩儿去了江苏宜兴的一家石灰窑打工,直到孩子快生了才回家。大奶刚生完小孩第三天,就到计生办去参加了孕检,好让太公早点回来。计生办值班医生一检查,就看出来了,对计生办的领导说:“她是刚刚生完小孩儿的,这奶头儿还在出奶水呢。”

绍昌大爷第二胎生的又是一个女孩儿,计生办等了一个月,等他的二女儿刚一满月,就要给大奶强行做结扎,绍昌大爷和家人一商量,没儿子啊,还是只能逃。于是就带着大奶和两女孩又去了石灰窑干活,太公就又一次被抓去关在计生办。

大奶为了早点怀上孕,从二女儿生下来掉下地就没有给她喂过奶,没过多久,果真又怀孕了。

可绍昌大爷却出了事。那天他用小推车拉着一车石头,神思恍惚地想着家里被关着的老父亲,更担心这第三胎不知道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小推车一个劲儿往下滑,速度越来越快,等人反应过来已经完全控制不住了,这时前面有一块石头,小推车轱辘撞上了石头,翻了,巨大的惯性一下子把大爷甩到下面江上等着装石灰的船上,不偏不倚,腰部正撞到了船舷。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完说腰椎撞断了,下半辈子都无法站起来了。

一家人哭成一团。家里的顶梁柱倒塌了,一家人在外面也生活不下去,大奶只好带着两个女儿和瘫痪的丈夫,揣着石灰窑赔偿的两万八千块钱,一路车马劳顿千里迢迢地从江苏回到河南。

第三胎终于出生了,一个男孩儿,一家人日盼夜盼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终于如愿以偿。

从此,大奶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和一个瘫痪在床的丈夫,什么事都做不了,也不能出去挣钱。想着那两万多块钱迟早会坐吃山空,大爷心里最是难过,常捶着瘦骨伶仃的腿,嘴里喃喃着:“活着有什么用啊,还活着?”

在儿子三岁多的时候,他趁着家里没人,自己弄着轮椅来到门口——下面是一口池塘,他想掉到池塘里淹死。可轮椅却卡在一个土坎上,把他甩到地上,他用手慢慢往池塘爬,被路过的人看到了,把他救了起来,他挣扎着说:“你不要救我,你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像我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用,死了都解脱了。”

“我碰见了不能见死不救啊,慢慢来吧,总有破罐熬成好罐的时候。”路人劝。

大爷只是说:“我怕是熬不到那一天啊。”

绍昌大爷的第二次自杀,是在半年之后。那时候他的腿已经开始腐烂了,有的地方露出了森森白骨,这一次他选择的自杀方式是绝食,他饿到第五天的时候,大奶请了村里心灵手巧的妇女去给大爷做寿衣寿鞋,这其中就有妈妈。

妈妈过去看大爷,五天米水没进,人已经奄奄一息了,嘴唇干得发裂,渗出血丝。妈妈于心不忍,端一杯水进去,对大爷说你喝点水吧。大爷看着水杯摇摇头:“我不能喝,我一喝水,就又活了。”旁人无不掉泪。

到了第七天,大爷就走了。

后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能知道二十多年后,生育全面放开了。再也不用办准生证了,计划生育部门也取消了,孩子都能随便生了。可似乎大家都不愿意多生了,还有学者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

我总想,因为躲计划生育而送命的绍昌大爷,若天堂有知,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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