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学员“朱慧光”的修炼故事（上）
1993年，中国各大气功杂志刊登了多篇介绍中国法轮功的文章，引起社会热烈反响，作者“朱慧光”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他坚持义务弘扬法轮功多年，却像一位闹市中的隐士，很多法轮功学员只知其名，不见其人。
如今，谜底逐渐揭开，也许有人惊奇，这些文章竟会出自一位军官之手。朱慧光的真名叫朱黎明，是当时空军指挥学院的上校教官，也是中国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联系人之一。法轮大法在中国洪传之前，他就是一位气功爱好者，十多年进行气功锻练，切身体会到气功祛病健身、修身养性的功效。
然而再练下去，他却找不到继续提高的方向。直到1992年8月，朱黎明有幸参加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北京办的第三期传法班，第一天他就感受到了法轮在身体内的旋转。他说：“师父讲的法都是我闻所未闻的，远远超出了我对气功的了解和认识。”从此，他成为一名坚定的法轮大法修炼者。
罕有的机缘
朱黎明第一次参加传法班，每天都提前到场，坐在前排聆听师父讲法。最后一天中场休息，他偶然换到一个过道旁的空位。正好他旁边坐着法轮功学员于长新，于长新是空军指挥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后来成为法轮大法研究会的主要协调人。朱黎明听到他与另一位学员在讨论一本书的编辑问题。
朱黎明回忆说，当时师父刚开始传法，学员手里只有一份不到20页的小册子，主要是讲功法动作。因为资料太单薄，给之后的学法炼功造成诸多不便，于是师父决定出版《中国法轮功》一书，从更高的层面介绍法轮功。当时那位学员已经将师父在北京讲法的第一、二期录音打成文字，因为他工作比较忙，后续工作想请于长新完成。“老于以前没练过气功，当时就推辞说不行。我就跟他说，‘你先接过来，我帮你。’”
这项工作大约在8月中旬开始，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完成了初期的整理工作。那时候他们没有电脑、打印机，所有工作都是手写完成。“我们把初稿交给师父，然后师父亲自一遍一遍修改。”
朱黎明说，当时法轮功出版的书籍大部分是这样完成的，都是师父一遍一遍修改定稿。到1993年4月，李洪志先生的第一本著作《中国法轮功》正式出版发行。
借这个机缘，朱黎明有幸来到师父李洪志先生身边，参与早期的弘法工作。
朱黎明1992年证件照。（朱黎明提供）
化名朱慧光低调弘法
《中国法轮功》正式出版后，朱黎明仍然不断聆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每每学法炼功时，他都感慨：“这么好的功法，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太可惜了。”当时中共政府针对气功的政策是“不宣传、不反对、不支持”，即所谓的“三不政策”。大的媒体都不允许宣传气功。朱黎明有心弘法，心里一直想着怎样让有缘人了解法轮功，让更多的人受益。
“当时师父身边的弟子不多，每个人都承担了不同的工作。”他就想利用自己对气功媒体的了解，为大法弘传尽一分力。
朱黎明发现，要在社会上助师弘法，可以通过向国内气功杂志、报纸等专业媒体投稿。法轮功不是简单的气功，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利用气功媒体是比较可行的推广途径，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有这个责任。
朱黎明练气功的十多年里，流连于各大气功书店，几乎订阅了所有的气功刊物。“哪怕是地方省市发行的气功小报，我都订阅。”在教学工作之余，他不断撰写介绍《中国法轮功》的文章，能顺利找到各气功媒体的联系方式，并且走访了多家气功杂志编辑部。
发表的过程并不顺利，因为法轮功当时在社会上刚开始传，编辑会提出许多问题。比如，功法内容对读者来说有些高了；刊登新功法的文章，杂志要承担一定风险；最后是按照惯例，杂志要向作者收取版面费，有的编辑张口就要八千元，那时候这可是个天文数字。
第一个联系的是在北京的一家著名的气功杂志，总编看了他的稿子直接约他面谈。
为了提高可信度，朱黎明特意穿着军装会面。得知他上校、正团级的身份，总编非常感兴趣，也很难理解：“你一个军官，怎么对法轮功这么热衷？”他就讲以前练气功祛病的经历，法轮功虽然以气功的形式在社会上普及，但是和其它气功不一样，强调修炼心性，能够修炼到更高层次。同时他也介绍了很多法轮功学员神奇的修炼故事和祛病健身的效果。最后总编接受了，在杂志上分两期刊登了近万字的内容。
总编告诉他，他们从没有给过其它气功这么多版面。“因为你的文章确实很好，你的为人也让我们信服。”总编这样评价。
朱黎明小照。（朱黎明提供）
从那以后，朱黎明再联系杂志社就容易了，直接把稿子寄给编辑部就可以。比如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中华气功》、《中国气功》、《气功与科学》，以及《气功报》、《气功与体育》等，都刊登过介绍法轮功的文章。有时编辑会提出很多问题，他都一一解答，耐心配合。
在气功媒体上发表文章的时候他使用笔名“朱慧光”，其用意就是不想过多宣扬自己，他觉得不能利用弘法机会宣传自己，因此就尽量避免抛头露面的机会。“我就是踏踏实实做我该做的，没有必要让大家知道我是谁、怎么样。”
敬法之心与娴熟的文字功底，开启了朱黎明的智慧，助他走出一条特别的弘法之路。气功爱好者看了他的文章，纷纷写信打听法轮功的相关情况和传法班信息。他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有时甚至要在单位接待热心读者，这件事还曾引起了同事的误会，认为他不务正业。后来为了降低影响，他把回信工作交给了其他同修，同时更改了联系方式和地址。
朱黎明笑说：“这一下大家更搞不清我是谁了，这也是我希望的。”
跟随师父见证庄严场面
“从北京第三期学习班后，只要是师父在北京办班，我都会参加，有的师父在外地办的班，我也会跟着师父去。”朱黎明十分珍惜听法的机缘，那两年的20天年假，他全用来跟随师父到外地办班传法。1993年4、5月间，李洪志师父带着几名弟子南下武汉、广州传法，朱黎明就在其中。
他记得，师父刚到武汉时很辛苦，因为社会上大多数人还没有听说过法轮功，所以要做的事情很多。他有一个业余爱好就是喜欢书法，于是就负责制作海报，并与同修一起四处张贴。
1994年7、8月间，朱黎明又随师北上哈尔滨、延吉。这两次传法班规模壮观，哈尔滨有5000人参加，延吉也有近4000人。
朱黎明说：“师父这两次办班都是满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
哈尔滨传法班在一座大型体育场中举办。朱黎明回忆：“师父进场后跟大家招手，大家自动地全体起立，十几分钟掌声雷动，都不愿意停下。师父随即在中间场地绕行一周，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那场面非常感人”。
朱黎明能感觉到大部分学员都成了真修弟子，每个人见到师父都是发自内心地敬仰和爱戴。
他还听到旁边有人发出了难以置信的惊叹：“怎么会有这么了不起的人，学员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啊！”他感慨地说，这个场面绝对是最庄严、最壮观、最震撼、最激动人心的一幕。
编辑《修炼故事》保留珍贵记忆
1994年以后，法轮大法的义务辅导站在全国遍地开花，各地都会组织心得交流会，每次交流会上都有许多感人的修炼故事。为了让大法的神奇功效鼓舞更多的学员，他开始收集、整理学员写的修炼故事与心得体会，并特意购买了电脑和打印机以方便工作。一般他收到的稿件都是手写稿，他要一篇篇仔细阅读，反复修改，再输入电脑存档。
因为工作量比较大，当时还有其他两位学员协助他一起做。编辑完成后，他会按照书的形式打印好，送给师父审阅。
正式出版的有三辑《修炼故事》，每本都有十几万字，选取了国内各地典型的修炼事例，还有两次国际修炼交流会的专辑，这些资料记录了法轮大法洪传时生动典型的人间神迹。除此之外，朱黎明还整理了大量没有公开发行的文字稿，这些文字同样承载着大法修炼者的珍贵记忆。
法轮大法在中国越传越广，引起中共政府的注意，他们无法接受国内有上亿人有另外的信仰，所以开始千方百计地对法轮功罗织罪名，进行污蔑和打压。
1996年是个转折期，6月，中共官媒《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首次公开污蔑法轮功；7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等书籍。再到1998年的“北京电视台事件”，朱黎明作为亲历者，开始走向捍卫信仰、反对迫害之路。
法轮功学员“朱慧光”的修炼故事（下）
原中国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联系人之一、原空军指挥学院上校朱黎明。
1996年是个转折期，6月，中国官媒《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首次公开污蔑法轮功；7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等书籍。再到1998年的“北京电视台事件”，朱黎明作为亲历者，开始走向捍卫信仰、反对迫害之路。
“北京电视台”事件的主要见证者
1998年5月23日，被外界称为伪科学表演者的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一档节目公开攻击法轮功，之后北京、河北的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写信或直接到电视台，与工作人员善意沟通，希望节目澄清事实，还大法名誉。
朱黎明也加入讲真相的队伍。“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去，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朱黎明强调，学员中没有组织者，大家都是私下口耳相传，一商量觉得自己有责任，应该为大法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不知不觉就聚集了很多人。
6月初，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挤满了电视台的院子，工作人员不得不出面接待。“我们大家都是非常耐心地跟他们讲真相，大家都非常和善、理性。”电视台台长当时出差了，主管的副台长就提议，为方便解决问题，请法轮功学员选出代表进行谈判。
“代表中有清华大学的、军队的和政府机关的，都是各个领域的资深工作者，也是实修大法的，都是能够代表大法修炼群体的学员。”前后共选出八位代表，他们在北京电视台的一间会议室里和副台长等五、六位电视台工作人员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谈判。
会议室内四个角落里各架设一台摄像机全程拍摄谈判过程，但是各位代表十分坦然。每位代表都有发言，谈自己修炼的经历和体会，指出节目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地方，要求他们公开向法轮功道歉。朱黎明至少发言两次，表明了他的军人身份，讲述自己在大法修炼中如何受益、如何修炼心性，强调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电视台非但没有伸张正义，反而泼脏水，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
“我们谈了整整一天，中间都没有休息，副台长的态度比较友好，气氛比较融洽。”最终达成协议，北京电视台当面道歉，并重新制作一部正面报导法轮功的片子。朱黎明对这个结果感到欣慰，却没想到这只是中共大规模镇压的前奏。
“文革”式的非法迫害
与众多法轮功学员一样，朱黎明因参与1999年“四二五”上访，遭到单位监控，他们以“违反纪律”的名义限制他的行动，比如离开办公室5分钟就要请假，哪怕是去洗手间；不能与任何人联系；下班后在家不得出门。期间，单位各级领导轮番找他谈话，要他“交代问题、提高认识”。
7月21日晚，朱黎明突然接到立刻到单位的通知，他没有多想，只穿着T恤、短裤和拖鞋就出门了，刚到单位就被一辆吉普车带走，才知道单位已经准备好了抓他，名义上是“隔离审查”，其实是调查他。
空军指挥学院专门成立了有20人组成的专案组，他被安排在一间有防盗铁窗的客房，里面摆了三张床，活动的空间极其狭小。开始三天，专案组派一个同事盯着，逼迫他写交代材料，且不许睡觉。朱黎明说，当时全国各地组织了很多专案组，彼此通过传真机交换材料，一旦哪个学员的材料上有他的名字，就会传到这里，专案组就会要他交代当时的相关情况。
朱黎明三个月没有离开过那间客房。因为被抓得突然，他什么日用品都没带，头发、胡子很长。三个月后终于有人提出来：监狱还允许“放风”呢，不能老这么关着他。朱黎明第一次走出房间，第一次体会到身体失重状态是什么样，行走时找不到重心，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这种状态持续了十几分钟。之后同事为他拿了一些生活用品，但还是不能与家人联络，家人也不知道他关在哪儿。这一关就是半年。
关押期间，他还经历三次小型批斗会和一次由全院教职员工全体参加的大型批斗会。
先是在一间大会议室里，专案组的人员围成一圈，中间摆一把椅子，让朱黎明坐在中间，其中一位主要领导拍桌子制造气氛，利用恐吓的手段企图从心理上对他进行震慑，但是他心里很平静。“他们说的无非是我的政治立场有问题，相信‘封建迷信’等等那一套吧，使用的语言都是‘文革’式的。”
在有几千人参加的全院大型批斗会上，他们安排两个年轻力壮的人把他夹在中间，先是领导发言，接着是安排不明真相的人进行“声讨”。讲他的“罪状”时，说他是法轮功的“宣传部长”、在北京电视台事件中说他“八大金刚”之一等等。为了达到他们需要的效果，完全是采用无中生有，污蔑诽谤和“拔高”的手段欺骗和蒙蔽不明真相的人。
朱黎明回忆说：“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非常可笑。”
尽管朱黎明是在突然的情况下被单位关审，但他的情绪并没有太多波动，整个过程中心态都很平静，以致看管他的同事在事后仍流露出敬佩的心情。
朱黎明1968年当兵，到1999年已经有30多年军龄了，经历过中共多次政治运动，对中共通过运动整人的手段非常清楚。他把一切不公正的待遇视为心性考验，而心性的提高是需要通过具体行动表现出来的。他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心里非常坦然。绝不会动摇对大法的坚定信念。”
半年审查结束后，朱黎明受到处分，行政上从相当于副师的级别降到正团，同时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在江泽民“政治上搞臭”的授意下，即使审查结束了，单位里多年的同事、朋友都不敢跟他讲话，碰面了也低着头装不认识。
同时，不修炼的家人也受到牵连。他的妻子从“军官家属”变成了“法轮功家属”，单位该分的房子也不给了；儿子大学毕业一度找不到工作，应聘时都不敢填写爸爸的信息。朱黎明知道，家人和他一同承受着这场迫害，在中国大陆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况。
朱黎明生活照。（朱黎明提供）
强制复员降为平民
在审查结束、所谓的“组织结论”已经宣布的情况下，单位对朱黎明的迫害仍未停止。
2000年6月，部队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无任何理由的为他办理了强制复员手续。一夜之间他从上校军官变成平民百姓，地位、名誉、收入全都没有了。他知道，因为修炼法轮功，部队领导认为他给军队“抹黑”了，一直想把他清理出去。领导谈话时还强硬地说：“你可以不服，你爱找谁找谁，那就是‘善后’问题了，但从此军队跟你没关系了。”朱黎明说，当时就是摆出了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完全是不讲理的姿态。
其实，朱黎明早在1998年就申请过退休，并且在单位同意的前提下离开了工作岗位，后来学院因该专业师资不足为由，以“服从组织需要”的名义又强行把他拉回。
修炼大法多年，朱黎明早已将名利看淡，部队腐败、勾心斗角的现象也让他无心留在军队。因此在遭遇诸多的不公正待遇时他始终保持了平静的心态，只是理性地告诉工作人员，这样做是不对的，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
虽然暂时获得了自由，朱黎明并没有摆脱单位的监控。“军队总政治部又出了规定，凡是转业复员的、没有离开营区的法轮功学员仍由原单位负责监管。”军队的610办公室、保卫处都会监视他的行动，逢年过节或遇到所谓的“敏感日”，朱黎明还会被叫去谈话，汇报情况。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修大法，并利用仅有的夹缝空间，继续大法的工作。
出国之前，朱黎明主要是向身边人讲真相，凡是接触到的亲戚、老战友，他会告诉他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但是他仍觉得自己做得太少：“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在讲真相上，和其他学员有差距，我不能到街上发资料、讲真相，一去肯定会被监视的人抓起来。”
只身一人漂泊海外
1999年以后，朱黎明一直在等待重获自由的机会。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他明显感到610办公室、洗脑班或许是在观望政治动向，迫害行为有所收敛。他试着申请护照，竟然成功办理。
他第一次到美国是2015年5月，走之前没跟家人透露一个字。通过安检，登上飞机，朱黎明的心都没有完全落定，“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遭到中共拦截”。他没有跟海外任何人联系，对美国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他对海外的了解，都是通过“翻墙软件”浏览明慧网、大纪元网站获取的。
在自由的国度，朱黎明参加了法轮大法2015年纽约交流法会，身处海外自由信仰的环境，他可以公开炼功、讲真相，参加各项大法活动，与大陆严峻的形势相比，犹如天堂一般。
在海外，朱黎明结识了更多的同修，大家都希望他能留下来。朱黎明却觉得在大陆也有许多他需要做的事情，讲真相的事情。于是他参加法会不久就回到大陆。5月起，法轮功学员发起了在大陆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大潮，引起了中共新一轮的抓捕迫害。9月，北京的有些辖区传来大规模抓人的消息，朱黎明终于下决心离开北京，于11月再次飞往美国。
“第二次离境，整个过程都胆胆突突的，我就带了一些简单行李和一个行礼箱仓促离开北京。”出于安全考虑，这一次，他还是没有张口和家人道别。如今，年过花甲的朱黎明独自居住在纽约，他担任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法轮功活动，继续坚定实修、默默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如今，朱黎明虽然只身一人，和家人远隔重洋，身心却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无论在大陆还是海外，他都是一束柔和温暖的明辉，将与无数法轮大法弟子，汇聚成普照世界的慈悲之光，见证佛法洪传、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