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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洋人李敦白的“文革”岁月

李敦白文革初期发表演讲。(网络图片)

“文革”开始后,李敦白渐渐成了一个敢说敢做的造反派。“文革”初期规定了“国际友人不许批评”,没有人给李敦白提意见,但李敦白认为该自我批评。李敦白找了些新闻纸粘成一张大报纸,用大字写下标题“李敦白必须革除资产阶级优越感”。第二天,他竟成了英雄,受到大家的赞扬、拥护。就这样,李敦白越来越“左”,越陷越深,而对这场“革命”背后的骚乱、个人权力的角逐却丝毫未有察觉。

李敦白不久成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目。已经45岁的他和年轻人一道参加了广播局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夺权”斗争,当上了该单位“革委会”领导成员。

在广播事业局局长的办公室里,他遇见终身伴侣——局长的机要秘书王玉琳。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李敦白得到一次特殊的荣誉。以前,在北京的外国专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观礼台上观礼,而这一天,斯特朗、李敦白等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快到12点的时候,他们分别同毛泽东合影。李敦白满怀敬意地称呼毛泽东“主席”,掏出了红宝书,请毛泽东签名,毛泽东左手拿着红宝书,右手接过李敦白递给他的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李敦白回到机关以后,人们都拥了过来,说:“老李,你和毛主席握手了呢,你洗手了没有?”他说:“没有洗。”于是,“大家抢着和我握手,办公室外面有40多个人排队,一个一个地和我握手,因为毛泽东已经好像一尊神,人人想沾上一点仙气。”事后李敦白这样说。第二天,《人民日报》和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国际主义战士李敦白”的大名传遍了全国,许多学校、机关、广场的“造反派”集会,都请他去发表演说,排着队请他在红宝书上签名。

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在天安门城楼上请毛泽东为“红宝书”签名(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1967年4月10日,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集30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上,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作了慷慨激昂的重点发言。这个黄头发、高鼻子的美国人,以流利的汉语、高涨的革命精神、大义凛然的英雄风度、不同凡响的宣传激情,引起台下热血青年山呼海啸般的回响。

但是这只维持了几个月,“中央文革”派人到电台,李敦白被加以软禁。后来他才知道,因为江青说了:“广播局竟被一个美国特务统治了半年。”政治风云变幻莫测,1968年2月,红极一时的李敦白却被当做“国际间谍”送到关押重要犯人的秦城监狱。最初,李敦白的多年好友马海德医生曾劝说李敦白:应该远离中国的政治斗争。可陷于狂热中的李敦白听不进老友劝告……多年后,李敦白才在其回忆录中沉痛反思:“在那些如醉如痴好似被催眠的日子里,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有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

李敦白说:“在狱中,我听闻林彪坠机、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周恩来逝世、毛泽东逝世等事件,我还感觉到300里之外的唐山大地震。当我在报纸上不再看到‘四人帮’的消息时,我相信自己即将出狱。我好几次都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是那些身边的人鼓励我活下去,他们知道我只是政治的牺牲品。”

李敦白被捕后,他的亲属也受到牵连,王玉琳去五七干校“变相劳改”,孩子们一度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岳父也含冤病逝了。1977年11月19日,李敦白终于被释放出来了。经过家人多方奔走,1982年,李敦白得到一份彻底的平反结论,认为李敦白“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

1980年,李敦白和王玉琳用补发审查期间的工资回到美国,借住在他姐姐的家中。王玉琳织毛衣出售,还教授中文和中国菜的烹调,李敦白到学校教课。他们决定“要换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1986年,李敦白穿针引线,促成了美国CBS的记者华莱士专访邓小平。此后不少美国公司找他们咨询或者当顾问,开展中美贸易。

现在的李敦白经营着一家商业咨询公司,为一些进军中国的美国公司担任顾问。他对“文革”和中国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新天地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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