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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 也曾经从娃娃抓起

中共的举国体制,垄断一切资源,常从娃娃抓起,去打造自己的需要,如夺体育金牌,国家不惜耗7亿成本,从幼儿抓到青年为那块金牌。民主国家的政府,敢用纳税人这么多钱去买这种虚荣,早就被议员们弹劾倒台了。

于是,共党体制从娃娃抓起,有从芭蕾到航模,从外语到电脑,而告密获奖,幼儿园孩子就流行告同学以讨好老师了。专制体制超前地打造拥护他的愚昩者,乃其本性,并宣扬举国体制万能。却在文化含量高的诺贝尔奖失灵,多年被评为零。可小国匈牙利不及中共党国1/100面积,获科学的诺奖者,也有27人,而哈佛、牛津等名校,一校获诺奖者也超中国及众多国家,专制国家缺民族智能软实力,一较量诺奖,便露拙丢脸,他们那从娃娃抓起,抓的只是一点虚荣,永难掩专制执政的非合法性。专制政权制造的假想敌,也从娃娃抓起,即60年前反右打右派抓右派,他们也是从娃娃打起抓起!这种反人性与反人权的奇葩,不惊世骇俗吗?

而这荒诞事的产生,绝非偶然,仍是出自伪装革命的那些腐朽发霉思想:如等级观念、颂圣文化、权力崇拜,以及血统意识传承,根红苗正接班等等,文革中,红卫兵谭立夫的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既是封建血统意识,更是法西斯种族歧视,多少少年儿童在校被歧视虐待,王友琴与郑义记下的,血泪斑斑。由于否定毛的文革不彻底,今天,那些老子打了江山的,不是仍荫庇儿子坐江山享富贵吗?而老毛土改灭传统士绅为贱类,与希特勒灭犹太贱类何异,到文革时,敌对分子从刘少奇、林彪到旧的残渣遗孽,灭到21类,但纳粹还没有灭到少年儿童,没抓过儿童右派,谓予不信,请看如下的故事:

12岁的右派,档案写的“童右分子”

反右运动前,称整风运动,毛泽东号召党内党外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四川达县城关镇政府的干部,一再动员下属鞋帽生产合作社的冉某鸣放,鼓励他批评官僚主义,冉某推谢再三,上级给他批评的任务,叫他必须完成,天天来催,冉某被逼急了,找方法脱身,便想起儿子小学的同学张克锦,会画漫画,请他画张讽刺官僚主义的画,岂不交了差吗?

这画交上去后,以为事完了,却闹大了。整风转为反右,那漫画便成了向党进攻的毒箭,追到冉某,他如实说出,右派罪便落实到张克锦这12岁孩子的头上。那天,居委会的姆姆,把他从正上课的教室哄出来,叫他去领除四害打麻雀有功的奖,引他到会场,就被抓上台去,宣布他是以漫画攻击党的童幼右派份子,吓得这孩子哇地一声哭起来了。

张克锦被抓去劳教,平反冤假错案,他的档案写他是:童右分子,即儿童右派也。后来,这离奇故事,在2007年的四川《龙门阵》上,广为传播。

中学生里找右派,称三类、四类学生

这种反右运动造的荒诞剧,并非孤例或少数基层的误差,在成都、自贡、重庆等大中城巿,1958年1月,当我这种已处理的右派,押往风雪凉山去垦荒了。各重点中学仍组织学生进行鸣放,还一再申明:在中学生中不反右,进行的是社会主义教育,却鼓动学生大鸣大放。学生就尽说些学校伙食不好呀,管理不善呀!来应付与逃避。中共在地下时期,他的cp、cy就是操纵学生运动的高手,现在掌权,操纵就更方便了,便叫共青团员带头鸣放,再引蛇出洞来进行围歼。当时的学校工作组,就是中共地下学生运动的那一伙人,一诱一导,那些17、18岁的中学生,还不很快就如鱼上钩吗?

成都名校树德中学共青团委宣传委员贺心寒(原名贺心涵),在校品学皆优,作文经常作范文示范,且有诗文出现报刋,发动他带头鸣放,便带动众学生了。贺心寒又确为政治早孰,课外书读得不少,他去一讲国家应民主,思想须自由,便引出同学们热议,做了领头羊。后来转为批评他,他想:自己家有一个姑姑两叔叔皆地下老共党,不是反动家庭,陷不入反党泥淖,结果,他做了引蛇出洞的工具,仍被工作组打成不戴右派帽子,叫3类4类反社会主义学生。4类学生,相当于右派,毕业后不准升学与招工进单位。3类学生去考大学,规定不准录取,介绍的工作也是没有人想做的。2类叫中间学生,1类则是拥党左派。

1957反右,中共在机关与大学里,将出土的自由民主嫩苗,掀风暴扑灭,还不放心,在中学里,再掐掉正萌生的民主嫩芽,以为这独裁专制政权,便平安无事了。可是8964北京天安门及全国学潮涌出争民主反官倒的学生,包括丁子霖教授17岁牺牲的儿子,仍叫独裁者惊恐失措。血洗这些青少年后,独裁者认为又压服了,可香港台湾青少年觉醒的自由民主意识,以占领中环与太阳花运动涌出,而中国大陆,民众以维权律师以护法再加网民堆出网上民主思潮,已是独裁者禁网、删贴、加百万网警难以镇圧的浪潮了。回头看当年抓学生少年中的右派娃娃,不是千古愚蠢现代荒唐吗?

钱理群、黄一龙感叹是摇篮的谋杀

成都那批被反右运动陷害的少年,在改革开放后,无论在文化界与经济界,多数成了翘楚,如贺星寒、黄家刚、袁永庆、崔显昌这些3、4类学生,成为全国与四川文学界才华出众的作家与诗家。王建军、杨泽泉等既能写作还能在巿场进入成功者行列,他们以自己的脱颖而出,证实对他们是残酷的犯罪。

2007年,58位受害中专生、中学生王建军等,到都江堰一干休所,访问原指挥打中学生右派的成都市委宣传部长萧菊人,萧的这段带有检讨性的谈话,是历史尘埃落定后觉悟话语,也是参与施害者对受害者的反思,他说道:

“尽管全国都搞了这个运动(有的地方叫交心运动),根据我们现在所知的情况,四川是搞的最厉害的,所以,不管官方及媒体如何正面评价李井泉这个人,我们很多同学至少我自己,我相信还有很多四川人至今是不会原谅他的。当时团中央有个文件说是要进行正面教育,可是这是正面教育吗?!成都是整高三学生,中专则是不分年级,到了专县就整到初中,所以富顺县就整出一个十三岁的反社会主义份子。这次运动挨整的大多是当年优秀的学生,七中那个现在全国唯一一位没有大学学历的博导吕涛同学,当年就被划为三类学生整到巫山去背铁矿。”

由王建军主编的《五八劫》这本记录中学生在反右中遭劫,由黄一龙(团巿委原宣传部长,也打为右派)与北大钱理群教授在此书序跋中的话,可更透彻了解这场劫难的本质。

黄一龙在《跋〈五八劫〉》里所说:“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间接导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终结,更夺走了成千上万孩子至少二十年宝贵的生命,其性质正如对摇篮中的婴儿实行集体谋杀”、“处心积虑,撒饵下套,一个政府对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们扼杀在摇篮。”

关于这一“摇篮惨案”,钱理群对之有详尽的背景分析,矛头直指毛泽东。

钱分析,在1957年,毛泽东的危机感(恐惧感)主要有二:领导权的危机与接班人危机。两者尤其是后者,成为引发“五八劫”的深层政治根源。

所谓接班人危机,用当时一篇批判文章的话来说,就是年轻一代究竟是“革命前辈的接班人”,还是“替资产阶级殉葬的金童玉女”?

再看王建军的回忆与感叹:

在那不堪回首的岁月里,我还是个人么?我甚至连狗也不如!难怪古人说“乱离人不如太平犬。”

我想起黄理得同学,1982年从四川与云南交界的兴文茶场行乞到蓉,要求落实政策的事;我想起余伯楷同学至今户口仍在监狱,每月靠348元维持家庭生计的事;我想起李克灿同学,当年在批斗大会上戴上手铐押送劳教,解教后流落街头至今不知所终的事;我仿佛听见孔繁绪同学自尽前的哀鸣……

挽叹几位早夭的57受害学生

笔者是从牢里复出的老右派,在1980、90年代,同这批中学生准右派相识相交,发现他们这些文化或文学尖子,若不剥夺那20年最保贵的青春时光,他们不仅不会在风发正荗的盛年夭折,还将有更丰硕的文化、文学成就,如:

1、周克芹,1958年前,他在省农业专科学校因爱文学创作,常向《草地》文学编辑邱原请教,邱划右派,他也成3、4类学生,被处予开除返乡劳动。在公社那食不裹腹,且受歧视的困窘中,他继承已断农村士绅的耕读遗风,笔耕却只能在收工的晚上,夏夜蚊虫叮咬,他就将煤油灯燃在蚊帐内书写。他那部获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许荗和他的女儿们》就是在这种艰难与屈辱中完成。他被打下底层,在简阳红塔乡公社,凭一只笔,写进北京《人民文学》受老作家沙汀荐入省作家协会。还任了领导。8964镇压学生运动,出川大不久的冉云飞,在周克芹任主编的《现代作家》做编缉,因支持大学学弟请愿受到清查,周保护小冉,下放他阿坝锻炼免受打击。1991年,周患肝癌死之前告诉我:一部长篇《平原的饥饿》已杀青,这是写乡村的精神饥饿,那时,他就敏感到物质丰裕后,这民族已突出了精神的贫困。若非受苦受难,53岁便夭折,以后将创作多少更成熟与厚重的作品啊!流沙河给他的挽联:

“勤笔致瘁,岂只长篇名后世,克已为人,那堪短命哭先生。”

2、贺星寒,他从九中今树德中学毕业即失业,如晋人走西口那么川仔走新疆谋生,到东北丛林修路求活。如此埋于泥淖,他的诗,仍受到中国作协《诗刋》叫好,被召入青春诗会,在文革后与北岛、舒婷等一起讲习文学。复出后在省曲艺团任创作组长。改革开放后,他争民主,曾误投民盟,发现那已是专制的花瓶而退出。他开拓市场,下海受挫,他任省作协理事,又发现这是文学公安派出所性机构,乃另组小说促进会任会长。64学生运动,他发动四川作家签名支持学生,受追查,却不检讨,坚持不改立场。64后,他发起周谈会,从文学与文化角度议政与探讨中国出路。还邀我创办《说报》去寻言路。受省出版局长之扼杀。他以行政䜣讼法控告出版局长于法庭。他写小说《篮月亮》《浪土》最受社会赞赏的是随笔“人在单位中”以调侃、幽默笔触,揭示“单位”这专制囚笼里芸芸众生相。既深刻又通俗地雅俗共赞。他还以系列随笔,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方脑壳”是带傻相的英雄,他称傻雄,有哈谢克那《好兵帅克》的幽默。他活了54岁,死于12月9日,这两数字,都很青春,卖花的听说是献贺的灵堂,不收钱,请代他致敬。拉客去灵堂的出租车司机,一见吊客是吊的贺星寒,拒收车费,算作他的敬意。灵堂里,流沙河的挽联写得最文学也最沉痛:

常恨朝露殒赤焰,最悲暮雪送青丝。

如果,1958年不让贺星寒这种好苗子一出土,就遭反右风暴的挫折,今日文坛生态,会是宵小丛生、犬儒横行吗?

3、黄家刚,他16岁即发表小说于文学刋物,在七中即是出名的才子。在省作协即挂名的写手。但那次社教被划入准右派的3类学生,本应入北大、清华的资材,也扫入成都木总厂去弄圆盘锯与龙门锯。幸运地遇木匠出身的总工廖鸿旭的关爱与保护,少受些歧视与屈辱,便有机会未断文缘,在厂工会做些文字活儿。未及改革开放,他的小说散文已享誉省内外。文革的省文联已变武联,既缺文化更少文学,黄较早就以工厂出身作家调省作协做编辑。他是世事洞明的人,却被柔弱气质牵制,长期处于心灵忐忑的折磨中,对贺星寒的胆识与担当,赞不绝口,尊敬多年,自愧勿如又自叹柔弱。他在后期以“向壁斋笔记小说”在《中国作家》发表,正以此形式探索笔记小说证史的路子,又被癌夺命。只活了63岁,比当今中国平均寿命也少10岁。

那一批受害者,这30年在四川文坛拔萃健在的,如崔显昌、袁永庆、杨泽泉等,他们的才华在艰难生存境遇中,仍难磨灭,如崔与袁那种功力深厚的编辑,中外古今文化并蓄的修养,使那些高文凭者望尘莫及。而从教授家出身的杨泽泉,父亲是西夏史研究很稀少的专家。杨泽泉从监狱出来写文革监狱的记实文学《回眸一笑》仍说明1958年对他这中学生的摧残,是对摇篮的扼杀犯罪。

走笔至此,不禁挽叹毛泽东邓小平反右的罪孽,要多么花岗岩的脑袋(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一语,是老毛骂不愿改造的右派的,倒反证他脑袋很花岗岩)与多么的铁石心肠,才能做出如此残暴的摇篮犯罪。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纵览中国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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