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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被红二代学生活活打死 还有学生被打死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卞仲耘老师在那儿被高官子女打死。她是副校长,因为当时这个中学没有正校长。卞仲耘老师当时已经在这个学校工作了17年。她是4个孩子的母亲。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这个中学的学生。

卞仲耘全家福

卞仲耘校长遇难五十周年忌日,她丈夫王晶垚多年寻求真相,现95岁已不认识人

2016年8月5日,是“文革”中最早被学生殴打致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校长遇难五十周年忌日。卞仲耘当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那年五十岁。卞仲耘遇难后,她的丈夫王晶垚一直坚持寻求卞仲耘之死真相,要求追究凶手的责任。他多次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接受采访。

今年夏天,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带着学生到北京作暑期教学项目。在卞仲耘校长遇难五十周年忌日前夕,她告诉我,今年九十五岁的王晶垚先生已经不认识人了。

录音资料回放:王友琴博士谈卞仲耘校长遇难经过

半个世纪前的“文革”血案之一“卞仲耘之死”究竟是怎样一个事件,是怎样一桩血案?

“心灵之旅”节目开播十八年来,曾经多次寻访过“卞仲耘血案”的见证者和研究者。

现在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1965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她在该校经历了“文革”。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王友琴采访“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家属。2000年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出版了52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记载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是篇幅最长,记述最详尽的。

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王友琴博士简述过卞仲耘校长遇难的经过。

王友琴:“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卞仲耘老师在那儿被打死。她是副校长,因为当时这个中学没有正校长。卞仲耘老师当时已经在这个学校工作了17年。她是4个孩子的母亲。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这个中学的学生。

8月5日大概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开始,打的过程一开始是用棍子打,往身上浇墨汁、挂黑牌,甚至有人踩在她身上。两个多小时后,她已经昏倒在宿舍楼台阶门前。这时候就被放在一个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面,可是没有人送她去医院。

大概到了晚上才送到医院,医生说人已经死了大概几个小时了。”

王友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从那天开始,好像就是说一个人就可以被一群人就这样打死,没有关系。在‘革命’的名义底下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王晶垚保存了1966年8月5日那天卞校长留下来的每一个东西。其中有一件浸透了鲜血的白衬衫,上面还有墨汁写了‘打倒’两个字。还有一块手表,表带已经被扭曲了,因为当时戴在她的手上,表带被打歪了,手表也停住了,停在三点四十分,这就是她挨打的时间。王晶垚把每一个东西都用塑料袋非常仔细地包好,然后装进一个皮箱里。他保存着这一切。

在北京,卞仲耘老师是第一个教师里的受难者。在她之前,有一些老师自杀了,但是被活活打死的,这是最早发生的。”

录音资料回放:卞仲耘之死与8.18天安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

王友琴:“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的时候,有一部分‘红卫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插播:“八.一八”大会现场记录片片断)

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广场音乐(大海航行靠舵手)

现场播音员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众欢呼:“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女:“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

众狂呼:“毛主席万岁!”“万岁!”“毛主席!”“毛主席!……”

录音资料回放:王友琴博士谈“8.18”毛泽东“要武”说与被打死教师数骤增

王友琴:“从8月下旬开始,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官方的统计数字是1,772人。杀戮的手段特别残忍,是用棍棒、铜头皮带、用开水浇烫……由十几岁的红卫兵来执行。

‘8.18’接见以后,每日被害人数从个位数跳到两位数,又跳到三位数。最高峰时,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8月19日,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张福臻老师被打死,8月20日,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北京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被打死。8月22日,北京八中负责人华锦被打死,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教师靳正宇,负责人江培良,和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被打死,8月26日,北京女十五中负责人梁光琪被打死,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

在我的文章《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还记载了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生物教师喻瑞芬,北京25种语文教师陈沅芷,北京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北京陈经纶中学教师齐惠芹,北京女十中教师孙迪,人民大学附中教师杨俊等被打死。这张名单很长很长,需要一个很长的纪念会来一一读出。他们都在8月的下旬被打死。这个死亡的日期就表明了8.18集会和毛泽东‘要武’的说法的重大作用。”

录音资料回放:王友琴博士谈宋彬彬的“光荣”与卞仲耘的鲜血

王友琴说:“由于各种原因,这样严重的罪行没有得到审判,甚至也没有得到记录。可是到了(2007年)女附中(现实验中学)的(九十周年)校庆,竟然变成了一种‘光荣’。这个学校做的校庆光盘,题目就叫‘光荣与梦想’。而这张宋彬彬给毛泽东献袖章的照片,就印在画册上,也出现在这个光盘上。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

王晶垚先生声明: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2014年1月12日,当年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和刘进回到母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在一些当年的师生和几位教师后人参加的会上讲话表示道歉。

十五天以后的1月27日,卞仲耘校长的丈夫、当时已经九十三岁高龄的王晶垚先生签名发表了《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其中说“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王晶垚:她们的道歉是虚伪骗人的,她们从来没有抢救过卞校长

声明发表后第三天1月30日,我就此采访了王晶垚先生,请他谈谈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个《声明》。

王晶垚:“没有别的办法。她们过去这伙人就是共产党的高干子弟‘红卫兵’,都是一些杀手。她们道歉不是真实的,想蒙混过关,是虚伪的、假的。”

主持人:“在事实方面呢?您不能接受的理由?”

王晶垚:“比如说,她们明明杀害校长,但是她们说很多谎,说她们抢救了,向医院提出要求如何……这些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

主持人:“您这个《声明》,我们也看到了您的签名、您签字当时的照片,我从网上看到了……”

王晶垚:“证明这个《声明》是由我本人决定写的,我本人负责任。我非常欢迎国内外的读者能够发表意见、我更感谢国内外的读者能够主持正义,谴责他们罪恶的行为。”

王友琴博士2014年1月31日受访谈王晶垚先生《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2014年1月31日,王友琴博士就王晶垚先生27日发表的《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接受我的采访。

王友琴:“我读了王晶垚老先生的声明,我觉得他写得非常好。

首先,他非常清楚的描述了事实。在1966年8月5日,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用暴力打死了卞仲耘校长。同时他也清楚的描述了这个暴力杀害的后续事件。也就是在北京打死了更多的人,有近两千之多。

第二,他分析了这个暴力杀害的原因,他指出了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红卫兵’组织做了这个在北京历史上甚至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他也明确的指出来了,宋彬彬在天安门上献袖章导致的后边的更大的杀害。

第三,我觉得他明确表达了受难者的家属要求获得正义的呼声。长久以来,这些普通人的受难者不被提到。他们的名字不被提到,他们受难的这些悲惨的过程更不被提到。

人们压抑了很多年了,是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王晶垚先生站出来大声的告诉我们,这个应该得到正义。我觉得这不只是为了受难者,也是为了年轻的一代,为了民族的未来。”

王晶垚:这次他们在学校里开会,没让我参加

主持人:“这次他们开这个会,宋彬彬道歉,有没有邀请您参加?”

王晶垚:“没有没有,没参加,没人邀请我,没让我参加。”

主持人:“他们又向卞校长的塑像还鞠躬,为什么没有邀请您参加,您怎么想这个事?”

王晶垚:“女附中‘造反’的学生,都是根据毛泽东、共产党的意志行事的。她们是愿意怎么干怎么干,她们根本就……对卞校长也好,对卞校长的家属,像对我本人她们不当回事儿。(开会)她们讲都不讲,没请我参加。反正一句话,现在女附中学生的这次所谓的‘道歉’,缺乏诚恳哪。这些人,她们在女附中里就是犯罪的一伙,她们现在不会讲很真正诚恳的话,到现在为止也还是这样,尽管也同我见过一些面。(长叹)哎!——

你要知道今年我已经……很老啦,93岁。

残害卞校长的就是这伙人,她们现在想自己混过去。过去干了许多坏事,包括她们同我讲话,她们心里是不可能很宽松的。现在她们最近也不找我了,她们表示道歉,表示表示,她以为她就过关了。”

主持人:“您听她的道歉词,按她的说法,道的是什么歉呢?”

王晶垚:“她的说法就是没很好的保护老师。哪是保护的问题?

毛泽东就是到处害人杀人,在他底下共产党系统里面的一些包括党员干部在内,他愿意怎么统治就怎么统治。女附中这个学校就是共产党高级官员的子女占统治地位的学校”

王晶垚:宋彬彬说和刘进阻止了打人,完全是谎话,无中生有,她从来没做过

主持人:“宋彬彬在这次道歉讲话中,说她阻止了(殴打),只是没有‘强势的’阻止,根据您所了解的情况,和她所说的理由,您是怎么看?您认为……”

王晶垚:“‘阻止了’完全是谎话,无中生有的话。她从来没做过。”

王晶垚:说李松文带头签名是为抢救卞校长,是谎话,当时卞已经过世

主持人:“然后她就说当时‘李松文老师8月5日当天晚上,是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带头签名作保……’”

王晶垚:“不,不,没有这个,这完全是谎话。李松文当时我见到过,就是李松文当天(8月5日),到医院之前,我在学校里边见过他,他态度很坏。”

主持人:“有没有这个情节‘带头签名作保是为了抢救卞校长’?还是李松文早早就告诉您卞校长过世了。宋彬彬所说的他‘签名作保是为了抢救卞校长’这个成立不成立?”

王晶垚:“不成立。李松文那天进医院,我先在学校办公室里见到过他。”

主持人:“李松文当时有没有肯定卞校长已经过世了,已经遇难?”

王晶垚:“嗳,已经是,是这样。”

主持人:“那到了医院还有‘带头签名作保抢救’的问题吗?”

王晶垚:“没有这回事。说‘要求抢救’啊,不可能的。这时候人已经早没有了。”

主持人:“在道歉的过程中,宋彬彬的话里内容加入了这么一段,您是什么看法?”

王晶垚:“她们自己为自己讲好话吧。当场那个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我都在场,他们都在场。当时卞校长遗体已经在另外一个房间。

这次他们在学校里开会,也没通知我去呀。”

王晶垚:不能让她们混过去。她们应该老老实实地说清楚,承认实际情况

主持人:“没通知您参加这个会,您怎么看?”

王晶垚:“嗨呀!这个事情可以……所有有关的人员都可以仔细考虑考虑嘛,她们道歉的事,想自己走个过场。”

主持人:“她们向卞校长的塑像鞠躬,可是您这么多年在追问这件事情,却不让您知道,不通知您去,也不邀请?”

王晶垚:“哎,对对。她就算道歉了,她们自己道歉了。她们敷衍一下,作个样子,想抵赖掉她们起的坏作用。她们以为做一些所谓的‘道歉’就算交代了,想混过去。

不能让她们混过去,不能容许。她们应该老老实实地说清楚,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实际情况。”

听众朋友!以上是两年多以前王晶姚先生接受我采访的录音,记录了一个“文革”遇难者家人的心声。一年后,王晶垚先生说话已经有困难。现在95岁的王晶垚先生已经不认识人了。

王友琴:我做的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调查和理清了“文革”受难者的很多情况

今年5月16日是中共中央1966年发出《五·一六通知》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

现在播出的是“当年‘文革’与当今中国”系列访谈第二集“‘文革’受难者与记录者”的第一篇:“卞仲耘校长和她的学生们”。

在纪念中国“文革”爆发50周年的时候,我专访了现在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请她谈谈这些年所做的有关“文革”研究方面的主要工作。

王友琴:“我做的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调查和理清了‘文革’受难者的很多情况。我在2000年做了一个网页,把我调查到的受难者的名字按照名字的拼音排列起来。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书《文革受难者》。这个书出版以后,我还继续做受难者名字和他们遭遇的收集工作。

《文革受难者》这本书里有659个人的故事。我继续写这方面的材料,也搜集了更多受难者的名字,但是还没有能力来再出一本书。《文革受难者》是一本很长的书,几乎600页,50多万字。但是,这本书只能在香港出版。”

王友琴:我的“专题研究”——“斗争会”、“牛棚”、北大“文革”、摧毁日记等

王友琴:“在最近几年以来,我还做了一项工作,就是我要揭露这些人是怎么被害死的,这中间的迫害的机制是什么。所以,有一个很长的文章叫《文革斗争会》,讲了在文革中间这个‘斗争会’是怎么被使用的,‘斗争会’的结构、功能是什么,‘斗争会’的历史是什么样的。也对国际的事情……比如说斯大林就没有用过这个形式,斯大林用过所谓‘表演性的审判’但是他还是用的原来的法律审判形式和过程。

这样,我就试图把‘斗争会’作为一个最普遍的迫害工具的情况讲清楚。

我也还在写着一篇叫《文革牛棚》,牛棚是和‘斗争会’一样的‘文革’中间最普遍使用的,也相当有所谓‘独创性’的一种迫害手段。

我已经发表的文章还有《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讲了受难者和‘文革’运动的关系。

同时我也发表了《摧毁日记的革命》,讲了‘文革’是怎么来对写日记的人进行迫害,然后使得发生了不是直接用肉眼看见的一个变化,就是原来写日记的中国人只好都停止写日记了,因为他们不当然不愿意去坐牢。

这些都是我自己称之为‘专题研究’的东西。我觉得像一个大块的砖、石头啊,对于我们来建构、重建‘文革’的历史、来写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通史,有很大意义。”

王友琴:现在中国“文革”研究的一个重大分歧就是——有没有受难者?

王友琴:“我也指出了现在我们中国‘文革’研究的一个重大的分歧就是——有没有受难者?因为‘没有受难者’,这个‘文革’的解释就变得不一样了。

有了受难者,那么‘文革’就是一个罪。这个‘罪’不是宗教里用的‘原罪’的那个‘罪’,也不是我们平常说的负荆请罪的那个罪,我说的就是刑事犯罪里的‘罪’。因为‘文革’迫害死了那么多人。

可是,你可以注意到,在有一些关于‘文革’的书里,他们是无意……或者其实是有意的隐瞒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在‘文革’中间被迫害死的情况,然后对‘文革’的解释就变成了一种仅仅是‘激进思潮的年轻人的狂热的行为’而已,这也是一个应该指出的问题。

这是我这几年来做的主要的工作。”

王友琴:徐景贤40万字的书没有提到一个“文革”中被害死的人的名字

主持人:“那么,他们这些人在所见的文章中是否对受难者做了处理,或者有提到,或者根本就没有提到?”

王友琴:“我想,他们首先就是一些‘文革’的活跃人物,我觉得他们都是知道的,就是不提而已。上海的‘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徐景贤,写了一本40万字的书。在他的书里,没有提到一个‘文革’中被害死的人的名字。而实际上,我知道的上海‘文革’被害死的人数字是11,150个。其实这个统计可能是不完全的,但是至少有那么多。但他一个都不提,原因是什么?我想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再作讨论。

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讲这样一个分歧,就是‘有没有受难者?’”

王友琴:没提受害者名字的又一例

王友琴:“另外我们也看到在一个电影里边……电影叫《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卡玛(Carma Hilton)做的。在这个电影里边,有北京的五所中学的‘红卫兵’出镜,他们都讲了他们要说的话。在我的网站上,就有十个受害者是被这五个中学的红卫兵打死的。但是这个电影完全不提。

我的网站上讲的非常清楚这十个人的名字,这十个人只是我能找到的被这五个中学的‘红卫兵’打死的人,而不是全部,但是他们都没有被提到。”

王友琴:我做了几百个学校的调查,在全中国我还没找到“文革”中没被打过的校长

王友琴:“我最早写的一个大型的文章叫《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在这个文章里,主要写了老师们怎么受到迫害、暴力的虐待,甚至被‘红卫兵’打死,这是1966年8月开始的事情。

这些年来我做了几百个学校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在全中国我还没有找到没被打过的校长,包括小学校长中学校长和大学校长。有很多校长被迫害死了,老师不是每个人都挨打,但是被打的、被暴力侮辱折磨的都是很大的比例。”

王友琴:对老师和对同学迫害的罪行——都属于“群体性的迫害”

王友琴:“同时还有一个事情可能没有被充分注意到的,就是对学生的迫害。这个几乎是同步发生的事情,而且跟‘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方式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我最想指出的是,对老师的迫害和对这部分同学的迫害,都是属于要用一个比较新的名词来说明的一种罪行,就叫‘群体性的迫害’。”

王友琴:“对联”与“红卫兵”;“红五类”与“黑五类”

王友琴:“那么,对同学的迫害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红卫兵’成立时,提出了一副所谓‘对联’,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我们传统的文化里,对联是过年时贴在门上,或者做成石刻、木刻的对联,放在一些比较庄严的建筑的门两边。但是这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红卫兵’吸收成员的标准。

我查了资料,也发现这个所谓‘红五类子弟’和‘黑五类子弟’这样的群体性、集合性的名词,最早是出现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中间。大家知道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源地。”

主持人:“最早见诸文字,并且署上日期的是什么时候?”

王友琴:“是他们最早用的。我不知道谁第一个,现在看见的材料,他们就是最早的。然后他们还反驳我说‘不是我们’。可是他也不说出来——那么谁在你之前用了这个呢?这都是属于现在他们想要否认这些事情过程中的一些小纠葛。但你也看得出来,他们是非常不讲道理的。就是说,这个‘对联’本身不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发明的,我现在的调查,是北大附中‘红卫兵’发明的。”

主持人:“北大附中是先出来这副‘对联’的吗?然后清华附中去使用的?还是清华附中先有了一个理论和‘红卫兵’的组织,然后又加进了北大附中的这个‘对联’呢?”

王友琴:“清华附中先成立了‘红卫兵’,然后他们也开始使用‘黑五类子弟’、‘非红五类子弟’这样一些集合性名词,然后北大附中在6月20日左右时,开始写这副‘对联’。这个‘对联’马上流行到各处各地。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我等一会儿还要再说。

这个‘对联’实行的结果,就是‘红卫兵’组织他们把家庭背景当作吸收成员的标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主持人:“在这个对联出现之前,五零年代,也就是中共建政之后。把出身作为一个考虑,决定一些人的……比方说入团、入党、上大学、提干部……这个已经先于它了,那您怎么看这个承袭的关系?”

王友琴:“我想以前是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没有写在章程里的,这也还是一个大的区别,对不对?后来‘红卫兵’组织成立,到成立‘红代会’,‘红卫兵’组织变成一个学校里普遍建立的常规性组织的时候,这个‘家庭出身’的问题是写在章程里了。这是一个大的变化。

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看这些材料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背后实际上在做的是些什么。”

王友琴:我的书里有被打死的老师和居民,也有被打死的学生,田钺与王光华之死

王友琴:“我们现在看见的在1966年8月‘红卫兵’成立和兴起高潮的时候,我的书里不但有被打死的老师和居民,也有被打死的学生。

这里我可以说第一个例子,就是北京106中学一个学生叫田钺,是在8月19日被打死的,这是个特别典型的例子。

宋彬彬这些人不能否认因为这个‘八·一八’的大会之后打死人的事情全面升级,这个田钺就是因为说了反对‘对联’的话,他不是‘红五类出身’就这样被打死。

田钺的‘钺’我应该说在我的书里其实写错了,我写成喜悦的‘悦’。我在这个书出版之后,才找到了他的家人。以前没有那么发达的什么微信啊、电邮啊这些设备,我才知道他的名字是‘钺’。他当时高中一年级17岁。

田钺在1966年的8月,被北京师范学院(现改名叫首都师范大学)附中的‘红卫兵’抓到他们学校里去,8月19日被打死在学校中。

所以我也要特别说明,在‘八一八’那一天,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百万人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挥手,而且带上了‘红卫兵’袖章,这对于下边的暴力升级、杀戮的发生,有什么样的重大的影响。”

(插播:“八·一八”大会现场记录片片断)

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王友琴:“田钺的爸爸是个在燕京大学毕业的会计,田钺不是所谓‘红五类’,他没有资格当‘红卫兵’。我首先想说的一点是,他的爸爸是一个我们现在所说的‘专业人士’,国家的建设、文明的发展对‘专业人士’有最大的需求和依靠。但是一个燕京大学毕业的会计的孩子,就要受到歧视。

第二是他确实说了反对‘对联’的话,所以遭到‘红卫兵’的仇恨,就把他抓去打死了。

第二个是,我的书里也写到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因为他家里是所谓‘小业主’。小业主的定义就是当时在私人企业里有5,000块钱以上资本的话,就划作‘资本家’;5,000块钱以下就划作‘小业主’。那么,王光华的家庭出身是‘小业主’。他想出去‘串联’,他做了。所以他从外地回来,‘红卫兵’就把他抓到了……当时北京第六中学有个监狱,他们叫‘牛鬼蛇神劳改所’,贴着牌子的,是学校原来的音乐教室。

王光华就被抓到这里边,遭到毒打,在9月28日被打死。当时关在监狱里的他们学校的老师还有校长把他的尸体抬了出去,放到了火葬场的大卡车上。

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在《文革受难者》书里还有。而且还有很多是我没有能够调查到的。”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自由亚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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