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中即将举行贸易谈判的前夕，中共多次释放缓和两国贸易关系的信号。中共海关总署官网12月28日宣布，自即日起开始从美国进口大米。这能有多大实质意义？病急乱投医？旅美学者何清涟撰文指，中共当局太想结束贸易战了。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已不仅是对美国政府的威胁，而是对美国社会的威胁，需要全美携起手来共同应对。
经济学家程晓农分析，红色资产阶级比保守的老共产党人更仇恨民主化。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实际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三种模式。经济转型是有利于政治转型还是阻滞政治转型，其关键在于两者的先后顺序。
贸易谈判前示好？北京宣布进口美国大米
12月28日，中共海关总署官网发布公告说，来自美国的糙米、精米和碎米，只要符合中国检疫标准并在美国农业部注册，都可以进入中国市场。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认为，即使北京的确准备对美开放大米市场，但仍然是表态意味大于实际意义。一些美国大米华人都不吃，能有多大进口意义？而且大米农产品根本减少不了多少对美贸易顺差。
何清涟认为，面对不是传统种植稻米的美国，北京要采购大米的原因是因为目前离美国削减逆差的要求越来越远，只能先表态。
“今年前11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2.88万亿元（约4290亿美元），增长9.4%；自美国进口9470.1亿元（1539亿美元），增长1.2%；对美贸易顺差1.93万亿元（2758亿美元），扩大13.9%。北京心里急，计穷无策，买大米的表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何清涟写到：“ 中共当局太想结束贸易战了”。
这美国大米我们在美国都不吃，口感太差。这能减少多少对美贸易顺差？
— He Qinglian (@HeQinglian) 2018年12月28日
如果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不是成天想着强兵挑战美国，而是以富国强民为目的，何至于弄成今天这种进退失据之局面。
1940年代末与50年代初美国讨论“谁让我们丢失了中国”，北京现在应该检讨“中国为何失去了美国？”???? https://t.co/cpQyOwEpV0
今年前11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2.88万亿元（约4290亿美元），增长9.4%；自美国进口9470.1亿元（1539亿美元），增长1.2%；对美贸易顺差1.93万亿元（2758亿美元），扩大13.9%。北京心里急，计穷无策，买大米的表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 He Qinglian (@HeQinglian) 2018年12月28日
中共当局太想结束贸易战了。
中共威胁全美社会
旅美学者何清涟在台媒上报撰文指，2018年2月份，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多夫·雷（Christopher Wray）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声称，中共「学术间谍」瞄准了全美的学术机构，特别是科学、数学等学科，他们用的还是那些「非传统」的线人，比如教授、科学家、学生，这些线人基本上渗透到了每个学科；成为美国全社会的威胁。而美国学界的「天真」则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他们拒绝承认自己内部有为中共提供情报的「线人」。
按照雷的说法，中共间谍利用了美国学术界的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又是美国社会向来尊重的；因此，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已不仅仅是对「美国政府」（whole-of-government）的威胁，而是对「美国社会」（whole-of-society）的威胁，这需要全美社会携起手来共同应对。
雷在听证会上说，孔子学院则是FBI重点监视的目标。因为它会跟美国的大学合作。
《华盛顿观察报》报导了这次听证会。该报导还说，美国官员普遍认为，中共打算利用学术间谍和教育项目来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这都隶属于旨在促进中共力量增长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的外交政策被称作「百年马拉松」，其最终目标则是让中共在本世纪中叶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
4月1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科技委员会就美国学术机构被外国情报机构渗透举行听证。听证会上，多位证人指出，中共「学术间谍」正渗透美国各个高校获取科学技术，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
红色资产阶级比保守的老共产党人更仇恨民主化
经济学家程晓农在大纪元撰文分析，红色资产阶级比保守的老共产党人更仇恨民主化；不仅如此，前者也不太关心中国这块国土和民众的未来，他们把财产和亲属转移到国外，甚至取得外国身份，一有风吹草动，揣著钱包就可以登机走人。
这种红色精英通过“异族化”来逃避国内社会矛盾，因此不会像前苏联集团各国的红色精英那样，为了自己将来的国内生存而谋求政治妥协。
美国的中国研究圈中，“拥抱熊猫派”当中的某些人似乎认为，现在的“中国模式”属于最佳选择，民主化不一定适用于中国；而“敲打熊猫派”的不少学者则认为，经济转型之后中国应该推行民主化，在他们看来，这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却很少有人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来分析经济转型和民主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经济转型和民主化真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会自然诞生的一对“孪生兄弟”，始终相伴前行？事实上，“敲打熊猫派”的许多学者不了解，经济转型可能扼杀民主化，“中国模式”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程晓农指出，西方研究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的学者多半都接受一种理想主义假定，即市场化有利于民主化，或者说，经济转型会促进政治转型。
其理由是，中产阶级在市场化和经济发展中逐渐壮大，他们会支持民主化，而红色精英在现代市场环境中将接受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但在中国主张民主化的知识分子当中很有市场。
在中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一看法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俄国，经济转型早已完成，而政治转型却在走回头路；而中国模式则证明，如果私有化基本上被红色权贵们操纵，其结果是建立红色权贵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模式”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会阻滞政治民主化，而且可能帮助和强化红色权贵们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
程晓农比较了大部分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之后发现，实际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三种经济转型模式，中欧国家是“不要红色精英的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not with red elite）”，俄国是“昔日党内同志的资本主义（comrade capitalism）”，而中国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
他从中、俄经济转型的比较中得出了一个关于转型规律的认识：经济转型是有利于政治转型还是阻滞政治转型，其关键在于两者的先后顺序（sequencing）。
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的先后顺序，有两种可能。
当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同步时，比如俄国的情形，由红色精英“变身”而来的民主派不会反对民主化，因为民主化不见得妨碍他们利用以往的社会关系致富；但红色精英在民主化过程中会受到一定的遏制，无法肆无忌惮地利用私有化来化公为私，在俄国和中欧国家都可以发现这个特点。
如果经济转型在政治转型启动之前便已完成，例如中国的情形，已经成为产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和房产资本家的红色精英们会强力阻止民主化，因为民主化不仅会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还可能会追索他们非法获取的财富。
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